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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知否》来聊聊宋朝女性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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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子，如果你在饭局上跟人提起“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对方想到的很可能不是李清照的词，而是一部热播电视剧，一部以宋朝女性为主角，以家族争斗为主线的电视剧。这部剧算得上一部佳作，除了给很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带来追剧的快感以外，甚至还能贴近历史，让现代人从某些方面了解宋朝人的生活细节，以及宋朝女性的一些生存法则。□据《北京青年报》贴近历史既精致又热闹的宋朝生活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都反映了宋朝人的哪些生活细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下简称《知否》）第一集，盛府公子盛长枫投壶失利，女主角盛明兰上前救场，用高明的技法保住了姐姐盛华兰的聘雁。在这段情节里，“投壶”就是宋朝上流社会常玩的游戏。宋朝大儒司马光专门写过一本教大家投壶的小册子《投壶新格》，详细介绍了这种游戏的道具和玩法：投壶用的“壶”是特制的，很高很大，中间一个壶嘴儿，壶嘴旁边镶着两只空心的壶耳；投壶用的箭也是特制的，比打仗用的箭轻得多，也细得多，还可以用削去刺皮的荆条代替。《知否》里让盛明兰以一支箭投进壶嘴得到十筹，计分规则跟司马光所写的不太一样，但游戏方式是相同的。《知否》第八集，盛明兰姐妹三人跟宫里出来的孔嬷嬷学习茶道，茶案上摆着小石碾和小石磨，众人烹茶完毕，捧着黑黝黝的茶碗品茶，这段情节真实再现了宋朝上流社会的饮茶之道。拙著《摆一桌绝妙的宋朝茶席》做过一番考证，宋朝其实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现代茶道的泡茶，但上流社会的茶道却跟今天有很大区别，喝起茶来非常讲究：茶不是一片一片的叶子，而是一枚一枚的小茶砖。喝茶之时，需要将茶砖烤香、碾碎、磨成茶粉、筛去茶梗，放到建窑出产的黑釉茶碗里，用热水调成糊糊，再续入更多的热水，用竹梢做成的仿佛小扫把一样的茶筅搅拌敲击，打成一碗泛着厚厚泡沫的茶汤。《知否》中还多次出现男女主角去樊楼用餐或者从樊楼点外卖的情节。在宋朝历史上，樊楼是名气最大也最豪华的一座酒楼，北宋中叶时转为官营，每年销售酒水多达五万斤，宋仁宗在位时拥有酿酒权，曾经同时给三千家小酒馆供应酒水。北宋灭亡以后，樊楼南迁杭州，更名为“丰乐楼”，但因为樊楼名气实在太大，南宋食客仍称丰乐楼为樊楼。到元朝初年，樊楼还成了所有大酒楼的代称。小小瑕疵宋朝不曾有“嬷嬷”，也没什么人打马球不过作为一部古装电视剧，《知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点点历史错误。女主角盛明兰向“宫里出来的孔嬷嬷”学规矩，男主角顾廷烨把“扬州的奶妈常嬷嬷”接到京城。在这部剧里，“嬷嬷”分明是人们对“奶妈”“乳母”的俗称。可实际上呢？“嬷嬷”是满语，要到清朝才流行开来。宋朝当然也有奶妈，但直接称为“乳母”。如果喊敬称，一般喊“阿母”“阿妈”，绝对不会喊“嬷嬷”。宋朝当然也有“嬷”这个字，但泛指所有老太太，并不特指乳母。《知否》演的是宋朝故事，却把嬷嬷搬了进去，可能是受了清宫戏的影响。剧中还有好几场打马球的戏，男主角和女主角都上场打过，而且球技不凡，以至于打马球甚至成了这部剧推进情节的关键。但在历史上，由于比赛过程中常常有球员被马踩死，唐朝后期就禁绝了这项运动，马球被迫演变成了步打球。进入宋朝，马球比赛只有在皇帝阅兵时才可能出现，贵族和平民基本上已经忘记了这项运动。被我们认定为是足球鼻祖的“蹴鞠”，在正式和非正式比赛中都不可能让球员骑马上场。宋太宗作为铁杆球迷，曾经亲自制定皇家蹴鞠的比赛规则。当然，电视剧是艺术，不必拘泥于历史，《知否》里搬出清朝才有的嬷嬷和盛唐才流行的马球，在艺术角度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明兰读书宋朝女生可以上学吗事实上，与那些同样以女性为主角的宫斗剧或者宅门戏相比，《知否》犯下的历史错误相当之少，它整体上呈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宋朝女性生存环境。这部剧第四集，幼年的盛明兰和兄弟姐妹们在家塾里上学，老师是盛府聘请的庄学究。像这样的场景，在宋朝士大夫家庭中完全有可能出现。司马光《家范》云：“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人人都应该读书学习，无论男女。另一部宋人著作《世范》云：“惟妇人自识书算……不然，鲜不破家。”女性掌管家当的话，最好要亲自学习书写和计算，不然会被别人坑惨的。《世范》又说：“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些家庭阴盛阳衰，丈夫蠢笨懦弱，妻子精明干练，由妻子来掌管家务，管理账本，家业依然兴旺发达，不会遭外人算计。所以在宋代江南地区，少数大家族会开设“女学”，让族里的女孩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和较为实用的书算之学。在《知否》后半部分，盛明兰嫁入顾家之后，除了管理后院奴仆，还要巡行各处田庄，查账本儿算出入，将顾家财产打理得井井有条，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她幼年在家塾中受到的教育。宋朝有官办的县学、府学、太学，也有私立的书院，根据《宋史》所载和现有的宋人笔记、信札、墓志铭，尚未见到女生在官学和书院就读的案例。但是宋朝士大夫可以自办家塾，请人教授自家女孩，或者由学问广博的父母亲自教导，并且这种现象极可能也出现在宋朝普通百姓家庭。查《宋会要辑稿》，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一个名叫林幼玉的九岁女孩求见皇帝，请皇帝亲自面试，当面背诵了四十三篇经书，被宋孝宗封为“孺人”——那本来是官员妻子才有资格享有的封号。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又有一个名叫吴志端的十几岁女孩参加朝廷举行的“童子科”考试，成绩优异，但因为在年龄上造假（本来超过十岁，自报十岁以下），没有被录取，宋宁宗不忍心，“量赐束帛”，赐给她一捆丝绸作为奖赏。门当户对豪门女孩婚配调查《知否》第四十一集，盛明兰和顾廷烨的感情之花终于结出果实，他们俩的结合，既是男才女貌的典范，也是门当户对的典型。盛明兰是官家小姐，顾廷烨是侯门公子，双方门第略有高低，但都属于官二代，都不是平头百姓家的翠花和狗剩子。盛明兰之前爱慕另一位公子齐衡，但是受到了老祖母盛太夫人的阻拦，因为齐衡是郡主的儿子，是皇亲国戚，齐府的门第比盛府高得太多，盛明兰嫁过去，在婆家保不齐会受到歧视。盛太夫人世事洞明，清明在躬，她的阻拦看似蛮横封建，实则很有道理。宋朝士大夫结亲，对“门当户对”四个字看得无比重要，既不会让女儿嫁给平民子弟（除非是已经考中进士或者即将考中进士的平民子弟），也不会为了攀龙附凤，把女儿送到比自家地位高得多的侯门。随便举几个例子：黄庭坚跟江安县令石谅是好朋友，他的儿子黄相娶了石谅的女儿；苏辙跟濮州太守王正路是好朋友，把二女儿嫁给了王正路的儿子王适；苏辙的叔父苏焕与同年进士蒲师道交好，他的儿子苏不欺娶了蒲师道的女儿；苏东坡跟欧阳修结为忘年交，他的儿子苏迨娶了欧阳修的孙女；在范仲淹之前驻守陕西边境的大臣范雍与朝中大佬韩亿是死党，把女儿嫁给了韩亿第四个儿子韩绛……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开封富商李绶与皇族赵承俊结成儿女亲家。这要搁到今天，一方有钱，一方有势，完全算得上门当户对。但是在宋朝，商人的地位还是有点儿低的，所以包公认为这宗婚事“有损国体”，请仁宗皇帝“罢其婚媾，别选德阀”（包拯《论李绶冒认国亲事》），将婚事强行取消，另外再给皇族儿女挑选门当户对的对象。包公的父亲名叫包令仪，做过一任县令，所以包公长大后也跟一个县令的女儿订了亲。包公的儿子名叫包绶，先娶了张田的女儿，后来又娶了文彦博的女儿。张田是包公的门生，做过“权发遣度支判官”；文彦博是包公的同年，做过“参知政事”；而包公则先后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基本上属于门当户对。包公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王向，另一个嫁给文效。王向和文效都是主簿，属于级别很低的文官。但是两人学问极好，前程远大，用包公妻子董氏墓志铭中的话讲，“皆士族佳器”，都是可以培养的好苗子。他们娶包公的女儿，属于“未来的门当户对”。如果一方有钱，一方有地位，在宋朝就属于门不当户不对，有可能造成婚姻的悲剧。例如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在四川眉山是地主，但一生未中进士，他为了攀高，把女儿苏八娘（苏东坡的姐姐）嫁给了同乡进士程家，结果让女儿备受虐待，不到十八岁就死了。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做官以后很多年，都与程家交恶，因为他们对姐姐的死耿耿于怀（参见孔繁礼《三苏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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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月意象”及其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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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兴起于初唐，经过盛唐、晚唐五代的发展。到了宋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经历了宋代文人的苦心经营后，词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宋人在精心苦雕、刻意经营的过程中，对意象的营造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可以说．“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而词更是如此。宋代词人为我们构建了瑰丽的艺术殿堂，并使词具有了经久不衰的魅力。意象的选择、提炼和运用，更使宋词五彩纷呈，进而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月是宋人词作运用最广、文化意义最浓的一个意象。

朱国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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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装潢设计家的内功

期刊

"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知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以上是宋苏东坡在《文说》中介绍的自己的写作经验。苏东坡之所以行文能"如万斛泉涌"。

郝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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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舟双楫道成于一——李一书学与创作刍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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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动笔之前,脑中曾有一闪念:如果穿越到传统文化枝繁叶茂的古代社会,李一会是什么样的身份?当下社会所公认的一些标签式身份,诸如书法家、画家、美术理论家、全国核心美术刊物主编、博士生导师等可以彼此独立存在的职衔,将在穿越中被历史时光瞬间抽空。那么,就不妨找几位代表性的人物来做比照:朝代早一些可能是王维、苏东坡。

王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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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咏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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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四年（1071），因此前反对王安石新法，苏轼遭到王安石亲戚滥用职权、贪污舞弊、贩卖私盐的诬告，差点惹出牢狱之灾。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全是无中生有、意图陷害，总算还给他清白。苏轼感到汴京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自己以开诚布公的姿态讲明问题、提出意见，居然动辄得咎，看来要时刻警惕藏在暗处的鹰犬，他们不时射出带有剧毒的冷箭，或是布下置人死地的陷阱，让人不得翻身。想来想去，他决定远离这块是非之地，恳求“外放”到州郡。关于这起诬告事件，苏轼在元祐六年（1091），也就是整整二十年后，与退休的王安石“一笑泯恩仇”。王安石过世后，他曾简略叙述前因后果，将其报告给哲宗皇帝：“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后复因考试进士，拟对御试策进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虽未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苏轼说，当时阴影幢幢，让他感到乌云布满天际，所以尽管最后证实了自己的清白，他还是恳求“外放”。苏轼恳求“外放”，也经历了不少波折：本来他希望出去当“一把手”，但朝中有人作梗，最后还是神宗皇帝拍板，在熙宁四年夏，派他到杭州去当“二把手”——通判。苏轼对这个任命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到杭州这样的富庶之地当“二把手”，资历相当于他处的知州，算是一个美差。对于不让他到地方当“一把手”的原因，他自己心里也有数，在写给堂兄的信里透漏了天机：“不欲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也。”就是怕他反对王安石新政，在执行政策时阳奉阴违。不过他又说：“杭州风物之美冠天下。”到山清水秀之地躲避血雨腥风，也不失为良策。苏轼从汴京到杭州，走走停停、探亲访友，还特意去颍州拜访了刚刚致仕的老师欧阳修。欧阳修向他推荐了住在西湖的和尚惠勤：“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盍往从勤乎？”欧阳修之所以推荐惠勤和尚，一是因为他有学问，又会作诗，值得当成朋友来交往。二是苏轼到杭州当“二把手”，必须了解当地的情况，惠勤和尚隐居在西湖，能够提供可靠且适宜的指点。苏轼一路游山玩水，途经寿州、濠州，参观了彭祖庙、虞姬墓，过洪泽湖，从淮阴到了扬州。他又自扬州顺长江而下，观金山寺、游焦山、登北固山，再到苏州游览虎丘，还参观了报恩寺的古塔（今苏州的北寺塔）。到了熙宁四年年底，苏轼终于抵达杭州，此时已经是阴历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了。苏轼上任后的第三天，腊月初一，就到西湖北畔的孤山去拜访惠勤和尚，可见他对老师真的是言听计从。关于这次拜访，苏轼印象深刻，一方面是西湖山水清音的自然感召，另一方面是与高僧清谈其乐无穷，让他摆脱了官场斗争的阴影。回到家，他赶紧写了这么一首诗：“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苏轼写西湖的诗，我们最熟悉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的第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概人人都会背诵，也被杭州作为观光旅游的口号。其实在熙宁四年第一次到杭州做官时，他就写过不少咏赞西湖的诗，都很精彩，有些更有意境，不仅写眼前美景，还描绘了内在的心景，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的第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是苏轼在西湖望湖楼写的，说是“醉书”，大概像李白醉写那样，与朋友聚饮欢畅时诗兴大发，在众人的围观之下提笔濡墨，龙飞凤舞，一口气写了五首绝句。诗写的是真好，酣畅淋漓，意象的运用非常活泼，堪称大手笔，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写出了雨过天晴的爽朗心情。苏轼潇洒自如的个性，经常在诗中流露。他刚到杭州不久，就跟着太守沈立去吉祥院赏牡丹，写下《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这个吉祥院园圃广袤，牡丹盛放之时，游人如织，据《咸淳临安志》：“名人巨公皆所游赏，具见题咏。”苏轼写过一篇文章《牡丹记叙》，便提到了观花的经过：“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看花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拥挤程度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西湖。苏轼喝得半醉，招摇过市，像小姑娘一样满头插着花；他自己不害羞，反倒以拟人笔法写花都害羞起来，觉得二八姑娘戴的花，怎么插在了老家伙的头上？末句的出典来自杜牧的《赠别二首》的第一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原诗是为十三岁的歌姬张好好所作，张好好正值豆蔻年华，所有卷起珠帘的歌妓都比不上她的青春美貌。苏轼把这个典故“扭了一转”，主角变成插花半醉的老人家，他颠颠倒倒走在路上，惹得十里长街的人都卷起珠帘来瞧热闹。那时苏轼还不到四十岁，如今算是“后中年”，一千年前可算是长者了，但他人老心不老，风流浪荡。这首诗半写实、半自嘲，诙谐恣肆，展现了苏轼风趣洒脱的个性。苏轼和后来接任杭州太守的陈述古（陈襄）意趣相合，最为投缘，经常一道游山玩水。后来陈述古要离开杭州，苏东坡给他写了一首《虞美人》词：“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樽前醉倒更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苏轼早年只写诗，可他的词反倒是我们最熟悉的；他在杭州时才开始填词，而且有好几首词都与陈述古有关。我们或许可以从那些词里看到他的心境，看到朋友带给他的灵感。生活在风光明媚的西湖边，看雨丝风片、烟波画船，赏花品茗，饮酒赋诗，大体来说，苏轼的心情是愉悦的。偶尔他也发发牢骚，说自己羡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甚至还说怀念四川老家之类的话。发牢骚的主要原因，还是抱怨朝廷偏听偏信，对王安石任用溜须拍马的小人不满。他刚到杭州时，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表明自己无力改变时势，却因身负朝廷命官的责任，不得不“做好这份工”。但在施行新政的大氛围下，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会被人扣上“迁延迟钝”的帽子，迟早要呈递弹劾自己的状文，弃官而去。抱怨归抱怨，日子还得过，官差还得执行。所幸杭州的风光真是好，西湖的景色天下优，苏轼到孤山谈禅、到吉祥寺赏牡丹、到望湖楼看新月、到望海楼观钱塘潮、到北山一带探幽，夜宿灵隐寺听秋声，游径山坐看云起，与好友烹小龙团饮惠山泉水……都是些赏心乐事。过着神仙日子，也就不太抱怨了。苏轼是个勤奋读书、努力办事、放怀游乐的人。在杭州任官三年，官声不错，升任密州知州。密州是个穷地方，又遭了旱灾和蝗灾，苏轼忙得焦头烂额，不禁怀念起徜徉西湖的日子，写下《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余芳鲜。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胡不屏骑従，暂借僧榻眠。读我壁间诗，清凉洗烦煎。策杖无道路，直造意所便。应逢古渔父，苇间自延缘。问道若有得，买鱼勿论钱。”离开杭州十五年后，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淬炼，在黄州度过了辛苦的贬谪生活，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的身份回到杭州，担任太守。这段“咸鱼翻身”的体验让他深刻领悟到，尽管生命无常，只要活着，即便是含辛茹苦的逆境，仍然有值得庆幸的欢愉；即便是步入生命的秋天，仍然能看到晴朗的蓝天，享受橙黄橘绿的收获。苏太守写给刘景文的诗，就完美地展现了他对杭州最深情的歌咏：“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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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正义》与宋代《诗》学新变——对唐宋《诗》学承变关系的初步考察

期刊

《毛诗正义》在《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和《诗》学品格三个维度为宋代《诗》学的新变提供了可供更新和强化的基因,在唐代《诗》学向宋代《诗》学的演进过程中实扮演着继往开来、导夫先路的重要角色。它对后世《诗》学具有重要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须归功于其可贵的《诗》学品格。

刘挺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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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礼仪文化与体演文化教学法

学术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全球化的进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大量外国人开始关注和学习汉语，并对学习中国文化的诉求越来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汉语教学在海外日趋风靡，学生们学习中国文化的诉求逐步提升，给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汉语教师们在实践教学中不能只注重语言教学，还需要注重文化教学。只有不断丰富文化内容、探索更有效更实用的的教学方法，并将其应用在对外汉语教学当中，才能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从而更好地学习汉语。本文选取儒家文化经典《论语》为切入点，结合“体演文化”教学法，在英国进行汉语教学实践以传播中国文化。　　本文的创新点是将“体演文化”教学法与《论语》礼仪课程相结合，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设计课程内容。首先，在教学内容方面，笔者对《论语》中的内容进行研读和解析，将《论语》中礼仪文化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设计出符合第二语言学习者学习的教学内容。其次，在教学方法上，本文运用“体演文化”教学法与基础理论对《论语》礼仪课程进行教学实践，加入古代体演活动和现代体演方式，通过对古今文化知识内容的学习与演绎，丰富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汉语文化知识储备，提高语言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　　笔者通过在英课堂中的教学实践和教学观摩，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整理与反馈，不断改进，力求使本文所设计的教学方案能够让英国的学生更加直观且有效地学习到《论语》中的礼仪文化内容。与此同时，本文也希望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论语》礼仪课程的学习过程中领会到中国礼仪文化的核心，进而深入了解隐藏在《论语》文本后的儒家文化思想，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车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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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溪居士的词论与词作

期刊

李之仪，字端叔，号姑溪居士，苏轼门人之一，著有《姑溪居士前集》五T卷、《后集》二十卷，凡七十卷。《四库全书总目·姑溪词提要》云：“之仪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蓓，殆不减秦观。”但论秦观词的文章很多，

曾枣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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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送别词探讨

期刊

苏轼的送别词,约50篇左右,写于他生平的各个时期,其中犹以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杭州任上写得较多,也比较集中。这一年他共写24首送别词,而送别的对象比较集中在陈述古、杨元素,其次是柳子玉和许仲塗、孙巨源、陈令举等人的。《东坡乐府》所载第一首送别词是《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苏轼兄弟与柳子玉的友谊很深,他们相识于熙宁三年。

唐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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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之勘比

期刊

根源于农耕文明社会的天文观测和星象占卜,对后来的历史和自然科学影响很大。《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是先秦以来天文学成就的总结和系统化,它一方面代表了“星野观”与“天人感应”观点的起点,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古代自然科学天文学领域的发展。两汉的《天官书》和《天文志》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和那个时代人们对天文学的认知,从其时间记录体系、节气意义、行星占卜意义进行对比与分析,了解汉以前人们对斗转星移的深刻认识,以及所形成的体系化的政治学、天文学、星占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常宜钊[1];李小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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