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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薰殿图像”流传史形神皆似的宋代帝后画像

期刊

南都程怀立,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苏轼《传神记》。御用画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罗致画家侍奉宫廷的做法由来已久,但为画家设立专门机构与职衔,则始于五代。这一时期的两个南方割据政权一一后蜀与南唐——对绘画艺术发展的一大贡献,就是朝廷出面,专门建立了官方的绘画创作机构“翰林图画院”网罗各地画师。就跟下棋一样,高手之间互相切,技艺自然迅速提高。

邢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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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万里的文学思想及其诗论

期刊

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号诚斋，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然而他不仅是诗人，而且在文学思想及诗论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他在年轻时曾与理学家张浚父子交往，其文学思想无疑为儒家道德所规范，并接受理学影响。他曾长期在朝廷中做官，担任过吏部郎中、秘书少监等...

胡迎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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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苏轼

报纸

作为大宋“社交达人”，苏轼有着“咸酸杂众好”的广泛交友法则，书斋里、田埂边相遇，他都能攀谈一番。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一人为一代文豪还不够，“苏门三学士”个个都有非凡人生，真是羡煞众人。也许正因如此，苏轼现今仍是高“曝光量”的文人大家，品读他人生、诗词的文章常见诸报端。与其“碎片化”了解苏轼，不如来一场更完整深入的阅读。《苏轼的朋友圈》（岳麓书社）、《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图书都通俗易懂讲述了苏轼的故事。　　知子而后善养　　苏洵和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三人在文坛并驾齐驱，可堪文友；生活中，苏洵既是二人的父亲，又是老师。亦师亦父亦友，这样的家庭生活于苏轼的成长可谓影响深远。《苏轼的朋友圈》在讲述苏轼的一生时，开篇即已“父母为师，学霸的成长密码”打开他的童年生活。　　大众熟知苏轼、苏辙之名，却未曾细想这名字的由来。《苏轼的朋友圈》记述苏洵有篇文章《名二子说》解释了取名由来。轼与辙皆与古代车架有关。轼是车厢前的横木，用作扶手，以防跌倒，后作装饰。人应像轼一样，虽不可或缺，但要适度掩饰。辙是行车道路上压出的痕迹。正常行驶时人们多会忽视辙，但如果车辆侧翻，也不会有人加罪于车辙。苏洵为儿子取名如此，并非心血来潮或卖弄学问，而是因为知子莫若父，他太了解两个儿子的脾气秉性，名字或寄托希望，或隐含告诫，均是有的放矢。　　我们常说“因材施教”，其实，这不仅是说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中不是开口闭口“别人家的孩子”，而是花更多时间了解自己家的孩子。若能为父母又为师友，则生活多一份乐趣。《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责编李淑云介绍说，该书是《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郦波的新作，书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家庭教育趣事。比如，苏洵对孩子的心理拿捏相当到位，为了引起孩子的读书兴趣，他故意把好书“藏”起来，引得苏轼兄弟二人因为“猎奇”而偷来看；他还以经常和两个儿子一起搞同题作文比赛，亲自下场“参战”，以激发他们的写作欲，通过不同视角的探讨交流，共同提高写作水平。　　此外，苏洵的教育方法也相当科学。他不是每天耳提面命让儿子枯坐书斋、死记硬背、谋取功名，而是提倡学习和生活融为一体。他带两个儿子走遍名山大川，游玩时写诗作文、谈古论今，堪称深度游学。苏洵还经常与儿子一起探讨涉及国计民生、王朝的外交与边防，以及历史的经验与对照，以培养他们理性思辨的思维习惯。　　看完苏家的这些教育故事，家长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与其耳提面命，不如共同成长。　　家庭富含爱的密码　　苏轼的人生跌宕起伏，足以构成荡气回肠的乐章。他的豁达与坚韧在当下依然被津津乐道，颇有“偶像”的意味。读者喜欢苏轼、爱读苏轼，《眉州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的人生故事》则带领读者扩展阅读兴趣，将他还原到真实的家庭生活中，全方位讲述苏洵与苏轼、苏辙的父子关系，苏轼和苏辙的兄弟之情等，让读者体味苏家的家风家教。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大众熟知的苏轼对兄弟情深的表达。《眉州三苏》以文章、史料为基础深入讲述了兄弟二人的故事。苏轼与苏辙自幼一起长大。如果说苏轼至今仍是个“万人迷”，那么他的第一个“迷弟”，就是弟弟苏辙。书中提到，苏辙曾在《次韵子瞻见寄》言“嗟我顽钝质，乃与公并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自己如此“顽劣愚钝”之人，竟能成为如此杰出兄长的弟弟，真是一种莫大的幸运啊！苏辙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一说法虽有自谦，却也透着深深的兄弟情义。　　说到苏轼绕不开“乌台诗案”以及苏辙作为哥哥坚强后盾的故事，《眉州三苏》中对此亦有记述与讲解，并佐以《宋史·苏辙传》的点评。或许正是带着家庭中爱的滋养、爱的密码，苏轼在历经波折的人生中仍可保持“有趣的灵魂”、坦诚率真的生活。　　《苏轼的朋友圈》在深入研究宋史、考察大量原始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苏轼的人生图景铺展开来。书中以与苏辙的兄弟情深呈现“千里共婵娟”“乞纳官以赎兄身”等历史故事，并在这些故事中再现诗歌辞赋、画作史料等丰富的古代文化，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　　《苏轼的朋友圈》以历史记载呈现了苏洵、程夫人教导两个儿子的小故事，故事中的教育、引导都建立在浓浓的爱的基础上。比如，程夫人十分宽容。苏轼兄弟爱去市集上看热闹，爱到山野里踏青，程夫人从不禁止，她认为小孩子就应该保持自然烂漫的天性。在记述这些故事后，该书作者、文史作家郭瑞祥认为，苏轼的浪漫主义性格和文风既有祖父的影响，也缘于母亲的呵护。　　终身携带阅读基因　　“一门三苏惊天下”的文坛佳话至今为人所乐道。《苏轼的朋友圈》中提到，现代基因学告诉我们，苏家的家庭教育中也深深地刻上了阅读的基因，并由阅读展开各种人生教育。　　该书依据历史资料记载了很多苏洵与程夫人教导儿子读书的故事。比如，苏洵教学手段灵活，有意提高两个儿子联想和发散的思维能力，不仅在具体事情中激发他们的思考思辨，还会问他们古代有没有类似的说辞，引导他们拓展阅读。　　苏轼读书的故事中流传最广的是，读《后汉书·范滂传》时，读到范滂的故事以及他与母亲的诀别，苏轼问他的母亲程夫人，如果自己也想做范滂一样的人，母亲会不会支持？程夫人暗自赞许儿子对名声气节的理解，答道：“你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母吗？”程夫人认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做人。她告诫苏轼兄弟，让他们读书，不仅仅是要一个书生的名头，而是希望他们在读书、读史中吸收丰富的人文思想，做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儿时的阅读故事，令苏轼终生难忘。几十年后在海南，当儿子苏过的琅琅读书声响起，他记起父亲督促自己读书的情形，提笔写下“当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读书家风可谓代代相传。　　《眉州三苏》则依据《宋史·苏轼传》《祭亡兄端明文》等提到，程夫人给苏轼讲《东汉史》时，苏轼10岁，8岁的苏辙也一起听。也就是说，程夫人对二苏的亲子阅读，至少是做到了苏轼10岁。而且这个亲子阅读还是高质量的阅读，不仅文本质量高、苏轼领悟能力高，而且程夫人品格高，这样母子心灵相通的亲子阅读，不是一日可达成，更对苏轼兄弟二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论是《苏轼的朋友圈》还是《眉州三苏》，苏轼的成长故事、苏家的家风故事都有着古为今用的价值。《苏轼的朋友圈》写法通俗，但作者本着严谨的原则，以创新性的“朋友圈”视点，呈现出苏轼与家人、师友、知己、政敌、弟子等人的社会交往，让读者从中看到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苏轼。《眉州三苏》不仅带读者走近那些不曾了解的三苏故事，而且仿佛打开苏家的大门，让读者看到家风家教的深远影响。

本报记者洪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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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游”释论

学术论文

“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它代表着独立的个体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觉醒,而它所张扬的则是一种非政治化的、卓伟超拔的个体生命理想。 “逍遥游”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的影响既是深远的,并且无论就方外逸人还是就方内士人而言,这种影响又都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庄子的“逍遥游”及其历史影响,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特质,而且有助于把握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神的内蕴。关于庄子“逍遥游”的研究,历来学者大多采取玄远高明的阐释理路,把它视为内在的精神境界。从“逍遥”与“游”二词的本义和用例、“逍遥游”作为篇名可能晚出、“逍遥游”篇的文本构成和思想主题、“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括以及庄子思想在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所遭受的批评等方面来看,“逍遥游”不仅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而且还是一种外在的现实生存方式。进一步看,在精神境界和生存方式这两个方面,“逍遥游”又分别表现为复杂且内在相通的二重结构,诸如精神境界层面上的安顺自适与忘我超拔、有情与无情,生存方式层面上的随顺委蛇与疾俗孤傲、道德与超道德,等等。这种复杂的二重性也正是“逍遥游”之所以产生复杂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由于思想语境、价值观念和学术方法的转换,后世的解庄者对“逍遥游”的诠释和评价常常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选取五个在庄学史上较有代表性的诠释个案进行研究,以期勾勒出“逍遥游”作为一种人生精神的多元化的历史流变。其中,《淮南子》基于黄老学的立场,阐发了政治化的圣主“逍遥游”;身处动荡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阮籍狂慎兼具、亦儒亦庄,“逍遥游”是他在不得已情形下的身心逃遁之所;郭象的逍遥义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最为悠远,从他所发挥的有待逍遥和无待逍遥来看,其中不仅渗透了儒家的价值观念,而且掺杂着某些黄老学的思想主张;支遁提出的以寂心为本的“逍遥游”虽然出自佛教背景而带有出世倾向,但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玄学特色;明清交替之际,王夫之在以儒家观念重塑庄子的同时,对其兼包身心安顿之道的“逍遥游”思想亦深有取鉴,而他的“逍遥游”释论则透显着君子虽堕危境却不失仁民济物、赞育万化之志的理想信念。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逍遥游”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生精神,仍然通过它所受到的各种批评以及它与自由主义的关联等形式,延续着它的历史生命。

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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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夔门（二首）

报纸

唐刚/文夔门，不朽史书夔门，重重叠叠的悬崖峭壁堆放在斑驳亘古的高岩上仿佛，一部不朽的宏大史书我一页一页翻开，一篇一篇品读我读出了它，厚重的底蕴和内涵我读不出它，繁富的细节与深度大禹开天辟地，神工鬼斧是怎样开凿出，这一扇伟岸的雄门？将一个迷离神话，写成了风韵千古？昔年的滟滪回澜是怎样？让无数的船舟，在恶浪中沉浮？那赤甲晴晖、白盐曙色是如何让天下的文人骚客来此吟咏？那白帝彩云、高江急峡又是怎样把大诗人李白杜甫还有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范成大以及陆游眉山三苏深深迷住？读夔门这部大书，要翻来覆去地读瞿塘落霞，魔幻诗画落霞，在风生水起的瞿塘给傍晚的峡野抹上一层金光不再是急流险滩了不再是当年险恶的瞿塘当年的瞿塘有一座像怪物的滟滪堆船夫见了它，就像见到阎王那是一道鬼门关只有过了那道关船夫的恐惧才消失才感觉真正回到家如今，高峡碧水像打扮新娘一样打扮着傍晚的瞿塘伫立簇新的玄德号画肪上欣赏瞿塘落霞，品味瞿塘落霞瞿塘碧波泛金，一幅魔幻诗画

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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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图像——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

学术论文

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苏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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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字牌”行用看宋代独裁皇权行使的制度路径

期刊

既有研究认为宋代的“金字牌”由入内内侍省颁下,其与实封章奏共同构成了中央与地方间君主专属的诏奏传递渠道。其中“金字牌”不经通进司、进奏院等官僚掌控的信息通进机构,是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象征。本文通过梳理制度渊源,发现“金字牌”是挂缀在递筒之外,便于传递机构分检的标志物。所谓传递诏奏的过程,应当分解为封装递筒、发递、传递递筒、开拆递筒等多个环节。根据宋代制度的规定,“金字牌”及实封章奏应由入内内侍省于禁中开拆、封装,参与传递递筒的通进司等机构不应与闻筒中文书内容。这才是宋代君主维持专属诏奏传递渠道机密性的关键。而在实践中,宋朝皇帝授权部分地方官员留用“金字牌”发布命令,允许官僚参与拟定用“金字牌”颁出的“御前文字”,甚至授权其使用“金字牌”传递朝廷文书。官僚得以参与拟定和传递本应体现君主个人专断的“御前文字”,可见宋代皇帝专属诏奏传递渠道所支撑的独裁皇权,不是排他性的个人控制权。此种独裁皇权的行使,是通过皇帝主导,内侍、外廷官员共同搭建的制度路径。而“金字牌”正是凝聚着宋代独裁皇权权威之“物”。

胡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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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铉翁及其诗文研究

学术论文

家铉翁是南宋末年的一位理学家和文学家,以其文章、风节,名重于世。是宋末遗民诗人中较有影响的一位。其《则堂集》六卷,存诗文数量虽然不多,却内容丰富,自成特色。　　本文主要研究家铉翁的生平、著述及其诗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而揭示其作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首先,通过对家铉翁的家世、生平及著述的考证和分析,以了解家铉翁其人。其次,分析家铉翁的思想特征。整体说来,家铉翁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却也吸收佛老思想寻求精神安慰。从学术渊源和态度倾向两方面考察,家铉翁表现出宗陆兼朱的理学思想特点。对于文学,提倡诗歌的言志功能,并注重教化意义,要求情感表达合乎礼义规范。再次,对家铉翁诗文进行研究,这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家铉翁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抒发故国黍离之悲,表达对友人的真切感激及殷切希望,诗歌数量虽然不多,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家铉翁的散文实用性强,多用于阐发自己的理学思想。文辞端谨质朴,却善于议论,明辩博发,有苏轼遗风。　　家铉翁是宋代名流中的一员,无论是其人,还是他的诗文创作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不容后人忽视。本文通过对家铉翁其人及其诗文的分析研究,以期对他的文学创作面貌作出比较准确的论述,从而对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

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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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李之仪

期刊

本文梳理苏轼与李之仪相识相知的过程。文章认为熙宁年间,李之仪因仰慕苏轼品高、才高、博学而与苏结识,是苏、李二人由相识到初步相知的时期;元祐年间二人相互交往甚多,在品画评诗中互相切蹉,亦师亦友,尤其是苏轼定州任上,二人交往甚密,志同道合,是谓挚友;绍圣、元符间,虽因苏轼之累,之仪也在艰难中,但李仍时时系念苏轼,至到苏轼获赦北归,复以诗歌酬和。李之仪在传播苏轼著述、弘扬苏轼品格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是苏门学士中于此最得力者。

孔凡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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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取法《文选》的诗艺研究

学术论文

"文选"学在唐代的兴起,及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传统的形成,极大推动了《文选》在唐代的广泛流行。《文选》对整个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文选》对李白的诗歌创作亦带来了重大影响。李白诗歌中存在大量化用《文选》的例证。李白对《文选》作品的借鉴与摹拟是公开而有意识的。李白取法《文选》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别是语词、诗句、主题与结构。李白套用《文选》的语词多取自屈、宋、曹植、二谢、鲍照、颜延年、江淹诸作家;在取词入诗时,李白时常打破文体界限,以骚语、赋语、文辞入诗。李白诗句取法《文选》的主要技法有三类:一是套用《文选》成句,其中包括直取原句入诗、稍作改动后化入诗中、歇上语与歇下语、化一为二与合二为一;二是袭用《文选》句式、句法,句式有"胡马/雁……,越鸟/燕……"、"朝发……,夕至……"、"……不/莫……,……不/莫……"、"客从……来,遗我……"、句首连用叠词,句法则有"以后二句续前二句"等;三是只取句意化入诗中,主要技法有同一语典不同方向的化用、本体与喻体的灵活化用、句意化用的浑融无痕。李白在主题、结构上对《文选》的取法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主题与结构的同时摹拟,包括部分片段脱化于《文选》、全篇摹拟、全篇摹拟的特例——同题摹拟三种类型;二是主题、结构的单独摹拟,包括主题摹拟和结构摹拟两类。其中主题摹拟又有主题脱化于《文选》作品片段、对诗歌全篇主题的承袭两种情况。对诗歌全篇主题的摹拟主要探讨了李白古风诗在主题上对《文选》的继承,继承的主要对象有《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诗十七首》、左思《咏史八首》、郭璞《游仙诗七首》等。总之,李白诗歌对《文选》的大量化用是出于李白对《文选》的熟习。且李白诗歌对《文选》的接受不仅仅停留在借鉴与摹拟上,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吴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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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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