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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德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学术论文

我国德育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述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儒家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于人道德修养的学说与思想，这些学说与思想对当时与后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其学说本宗孔子，不出儒家立场，不拘泥于儒家陈说，稽考各家长短，综合诸子之说，成为先秦集大成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非常重视人的德育问题，并著书立说，表达了他对于德育的独特见解。他的德育思想不仅非常具有特色，而且呈现出体系化的特征。　　本文是在研究《荀子》一书及相关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荀子德育思想进行了阐述，主要研究荀子伦理思想中有关于德育的思想内容并思考其对于当代德育的启示与价值，以促进当代德育的创新与发展。本文开篇阐明了本论文的选题来源与缘由，并且通过对于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分析，为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荀子所生活的历史背景是战国时代，本文重点分析其德育思想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历史因素以及荀子作为诸子百家德育思想“集大成者”的成因与具体体现。针对荀子德育思想的具体内容，本文重点围绕荀子有关于德育目的和意义、道德评判标准、德育方法与途径、道德行为进行展开，将荀子的性恶论、荣辱观、礼法观、道德修养观以及慈善伦理观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同时，本文立足于当代德育实际情况，分析研究荀子德育思想对于当下德育之中德育基础理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慈善伦理教育等方面的启示。　　毋庸置疑，研究荀子德育思想可以为当代德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思想上的源泉。然而，荀子德育思想因其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研究与学习荀子德育思想应当秉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进行，要将其与当下实际相联系，才能够更好地为当代德育建设服务。

赵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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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象境，道家精神与其翻译研究

学术论文

唐诗蕴藏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是文学作品中最为凝练而又华彩的一种艺术编组方式。而意象则是诗歌精髓与灵魂之居所。精心构筑意象,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尽管翻译研究在过去有了深入长足的发展,然而,翻译研究者却很少把对“意象”的研究视角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精神层面。本文认为,由于象思维是中华民族千年一贯的认识范式和话语表征样式,故意象是汉诗词歌赋的生命体,因而有必要视意象为汉诗跨文化跨语际翻译的本体,而不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工具。因此,意象翻译就可以视为实现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精神交流的一种途径。在翻译汉诗歌时,传递我本土文化的重点和难点就可以认为集中体现在意象的传译上了。本研究基于翻译研究中此种认识的视角,认为,诗歌意象传译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的精神认识和交际活动,并基于此提出意象传译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一是翻译中运用象思维认识样式进行翻译,视诗歌意象为作品艺术精神的本体;事实上,抓住了诗歌意象就等于抓住了汉诗英译的牛鼻子,就可以至少保证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文化精神格局和韵味,实现跨文化精神交流与传播的目标。在这两种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在翻译实践中实施诗意化的认识和实践之:即意象的留,意象的易,意象的似,意象的化,意象的异和意象的略等等。象思维这一翻译思维的运用为古典诗歌意象传译的性灵认识样态和表征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之赋予一定的理性认识和操作模态。李白(公元701-762)是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飘逸豪放、想象瑰丽、语言浑然天成,蕴含着道家“自然主义”的精神认识。他的诗歌不仅是中国文学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而他的诗歌在意象的选择和安排上更是带有鲜明的个性,体现道家“自然主义”的精神样式,具有本体论意义。基于此,本文从语言世界观入----即从意象入,从道家精神样式出,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比了中外名家对李白诗歌中意象翻译的不同表述样式,分析各名家的意象翻译得失,研究“意象”这一东方文化精神要素是怎样在译文中得到体现,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当源语意象中的文化内涵与译入语文化内涵完全相同时,可采用直译的方式完整保留原诗歌意象;而当源语意象中的文化内涵与译入语文化内涵不同时,而且还可能引起误解时,诗歌意象翻译采用诗意化替代的策略;当原诗意象的文化内涵在译入语中发生文化内涵空缺,诗歌意象翻译则可采用保留、增加、省略,或注解等策略。本文运用语言哲学观和象思维对诗歌及其译本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译者由不同的认知方式给李白原诗意象和意境的传递带来的影响,旨在找到更为一般性的,更好的传递古诗词意象和意境的方法:指明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宏观上应重在把握总体意境,在微观上践行象思维,把握住原诗中的象体源头,只有这样才能在译文中取得精神格局和美学的相似。

杨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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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遗迹研究

学术论文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一生经历坎坷,既见证了有唐一代最为繁盛的开元、天宝时代,又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既是唐王朝兴衰史的见证,也常常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内心喜怒哀乐的寄托。杜甫忠君爱国的高尚情操受到后人的推崇,其艰难的人生际遇也常引起后世文人的痛惜、感怀,杜甫也因此受到了后人广泛的祭祀与纪念。时至今日,在杜甫一生所经之处以及卒葬、籍贯之地,仍然存在着很多与杜甫相关的祠、墓、故居、亭台等遗迹,并有众多历代相关文献附着于其上。本论文就以这些杜甫遗迹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交叉学科研究等方式,对全国范围内十余处杜甫遗迹的创建源流、历史沿革、文化价值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地研究。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共分十二章。前八章以杜甫生前所经之地的先后顺序为线索,考辨、研究了杜甫曾到过或后人认为杜甫曾到过的长安、鄠县、鄜州、延州、秦州、成州、栗亭、成都八地杜甫遗迹的产生、沿革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祭祀形象。九至十二章考辨、研究了广为人知、传承有序且据实可考的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处杜甫墓葬遗迹。从历史真实的角度看,四处墓葬均有破绽,因此本文并不将各地杜甫墓葬的真伪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目的,而是以历史和文化的视角,着重关注偃师、巩县、耒阳、平江四地杜甫墓的产生时间、历史依据、相互间的争讼过程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文化心态地域文化因素,从中提炼出这些杜甫墓葬遗迹表达出的对杜甫的崇祀和对杜甫精神、文化的弘扬。本论文主体的十二章内容各有创新。第一、五、六、七章分别研究西安、秦州、成州、栗亭四处故居、祠堂遗迹。不仅详细考辨了这四地遗迹的产生和沿革问题,更依据相关碑记、题诗、方志等文献展现了这些遗迹创建及历代重修中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变化过程。这是此前杜甫接受研究没有关注的新问题,对丰富杜甫接受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二章研究的是鄠县渼陂空翠堂。空翠堂最初是宋人在渼陂见到的一处残破亭台,由北宋张伋重修并以杜诗命名。明末局势动荡之际,本地官员为加强军事防御力量重修空翠堂,既蕴含了国运艰难之下缅怀杜甫的感情,又有军事堡垒的功能。直至清代,空翠堂才最终成为祭祀杜甫的祠堂。空翠堂的沿革史在杜甫遗迹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第三章以杜甫鄜州羌村故居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宋代以来杜甫寓居鄜州羌村的三种说法,分析了两处故居的文献线索,证实宋明两代主流观点中并非有两个羌村,而是同一地点的不同表述,由此得出杜甫寓居鄜州时并未再次移家的结论。此结论纠正了自清代以来,一大部分学者为调和两处羌村的矛盾,认为杜甫在鄜州寓居过两个羌村的错误认识。第四章以延安杜公祠为研究中心,以明清时期杜甫避乱延州传说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为基本线索,探讨了延安杜甫遗迹从无到有的历程,以及延安杜公祠从清代到现代历次重修背后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界一致认定安史之乱中杜甫未曾到达延州,因此延安杜公祠就有了如同耒阳杜甫墓一样的现象级研究意义。第八章以最负盛名的杜甫遗迹——成都草堂为研究对象。由于成都草堂历代修建文献众多、学术关注度高、研究成果丰富,笔者在考证草堂基本历史状况的基础上,着重对前人疏忽的历史细节问题详加考证,纠正了前人对明万历年间草堂重修人何宇度籍贯及官职的错误认识,探究了清人杜玉林官职升迁与屡次重修草堂的内在动因。此外,本章着重将地方官员的官职身份与重修草堂事迹相互关联,探讨地方官员在重修草堂过程中的突出作用。第九章与第十章围绕偃师和巩县两地对杜甫墓的真伪之争展开,笔者在充分考证文献,证明两地墓葬皆有破绽的前提下,跳出了真伪之辨,将重点着眼于两地杜甫遗迹的产生过程以及争讼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心态问题。两章分别对偃师和巩县杜甫墓的文献依据进行了细致考辨,着重阐释了偃师重现杜甫墓及巩县积极营造杜甫故里的行为过程,分析两地争讼中的“出招”和“对策”,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态和崇祀杜甫的真挚情怀。第十一章介绍了唐宋时期两种杜甫身死耒阳传说的史源及流传,考证了从五代至近现代耒阳杜甫祠墓的兴衰。本章的研究创新主要有两点:首先是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历代重修文献,发掘杜甫祭祀形象的多样性;第二,则是观照了中华民族抗战时期杜甫精神在民族危亡之际与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契合,这极大地提升了杜甫精神、杜甫文化的现实意义。第十二章以平江杜甫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杜甫旅殡岳阳说的演变及平江杜甫墓的依据和由来等问题。展现了平江杜甫墓从无到有,并最终与耒阳杜甫墓并举的过程。与第九、十两章相似,笔者认为,在杜甫未卒于耒阳以及平江杜甫墓出现极为晚近的前提下,讨论两地墓葬真伪问题并无创新价值。因此,本章的创新点主要在于探究平江当地学者、官员考证杜甫墓、确认杜甫墓、“创造”杜甫墓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考辨分析,指出平江杜甫墓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当地文人的文化心态,主要体现在家乡之爱.和尊杜之诚上。总之,本文是对杜甫遗迹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并具有创新点的论文。通过对各处具体遗迹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内涵的研究,归纳了杜甫遗迹的产生规律,总结了杜甫遗迹的类型特征,展现了杜甫遗迹的时代特色,发掘了杜甫遗迹的文化意义,希望对杜甫遗迹研究及杜甫接受研究领域产生积极的作用。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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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变形艺术论

学术论文

变形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法则.艺术变形的实质是主体意识对客观外物进行有目的的艺术加工从而使其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并体现出作家的创作个性.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变形艺术大师,其变形艺术达到了很高成就.这突出表现在他所创造的众多的艺术形象,尤其是那些将抽象的哲理化为具体的生活情景的体现'道'的变形形象,被作者随意揉捏的某些庄严神圣的历史人物,以及寄托作者理想的一些超人形象.这些形象充分显示了变形艺术的最突出的特征,即形象的怪诞、离奇.《庄子》变形艺术的产生既与当时社会环境及文学发展状况紧密相关,更与作家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及文艺观密不可分.庄子的思维方式与先秦诸子迥异.它既脱胎于原始神话思维,又汲取了当时文明时代的理性智慧的丰富养料,把认识和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熔铸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变形艺术产生的触媒.庄子的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人生理想决定了他的'以文为戏'的创作态度,正是这种'游戏精神'促使他打破常规,力求新变,因而对变形艺术情有独钟.此外,作为一位天才的诗人,庄子所特有的丰富的艺术情感,非凡的想象力,敏锐的艺术感觉,及高超的语言技巧,都对其变形艺术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庄子的变形艺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无比深远的.无论是在散文创作上,还是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历代的许多作家、诗人都有意识地吸收和借鉴庄子的变形艺术,因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张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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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宋代饮食烹饪哲学

报纸

□孙晓明“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据说苏轼在常州居住时,酷爱吃河豚,当地有个乡绅仰慕苏轼,常常请苏轼吃河豚,一次吃得得意,苏轼大呼“也值一死”,可见苏轼是大性情家、大美食家,“人间有味是清欢”,他既吃得山珍野味,也吃得粗茶淡饭。宋朝的饮食业异常繁荣,文人学者对饮食的著述也很庞杂,大致可分为食经、茶学和酒学三大类。而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从中脱颖而出,不仅是菜谱,还有掌故；既有朴素的饮食美学,又有清雅脱俗的诗词,还有各种食疗养生。唐朝以前,中国人喜欢肉食,蔬菜是佐菜,或叫配菜。到了宋代,蔬菜终于以素菜的名目出现,《山家清供》分为两卷,一共写了104道菜,“山家”即山野人家,“清供”即清淡简雅的食物,其中涉及苏东坡的就有12道菜,有渊源掌故,也有诗词句涉及。“碧筒酒”也叫荷叶酒,用荷叶柄当做吸管喝酒,因这根纯天然的吸管是碧绿色的,故称“碧筒酒”。这源于苏东坡《泛舟城南会者五人分韵赋诗得人皆苦炎字四首》中第三首:“碧筒时作象鼻弯,白酒微带荷心苦。”元丰二年(1079)的夏天,苏东坡在湖州当太守,有一天和朋友到苕溪游玩,到处是荷花盛开,湖上泛舟一直到夜间,月光皎洁,大家不免写诗助兴。苏东坡想起弟弟苏辙,又感叹朝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有了隐逸的念头,才有了上述诗句。再说“骊塘羹”,就是萝卜青菜汤,和东坡羹的做法相似,苏东坡的《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一诗中说:“我昔在田间,寒疱有珍烹。常支折脚鼎,自煮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象如隔生。谁知南岳老,解作东坡羹。中有芦菔根,尚含晓露清。物语贵公子,从渠嗜膻腥。”苏东坡在诗的前半部分说,他早年经常支起一个折脚鼎,用蔓菁、萝卜做东坡羹吃。后来人到中年,失掉了这个味道,想起来恍如隔世。谁曾想南岳狄长劳亲自做了东坡羹,里面的白萝卜还沾着清晨露水呢。千万不要告诉那些富贵公子哥,那些人只知道大鱼大肉。苏东坡很喜欢吃白萝卜、白菜,这些看似普通的时蔬在平常中孕育着最朴素的美。“傍林鲜”即煨竹笋。在春末夏初,林中的竹笋长得正好,人们就在竹笋旁边扫起竹叶点火,煨熟竹笋,因此叫“傍林鲜”。文同做临川太守时,有一天中午正和家人吃煨笋,忽然收到苏东坡的书信,信中附了一首诗:“相见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胃中。”文同看到这里,笑得把米饭喷了一桌子。文同是北宋梓州梓潼郡人,擅长诗书画,深受北宋文学家司马光赞许,和苏轼是表兄弟,两人关系特好。据考证,原诗是苏轼的《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筼筜》:“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相见清贫馋太守,渭川千亩在胃中”一句,可能是《山家清供》的作者林洪在引用时进行了修改,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苏轼打诨取笑文同吃了很多竹笋,文同正好吃着煨竹笋,因此正当其时笑喷了,这是多么接地气的生活场景啊。林洪认为,笋贵在鲜美甘甜,不必和肉一块吃,否则败坏了君子的口味,并引用了苏东坡《於潜僧绿筠轩》中“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的诗句,来说明吃笋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大嚼”出自三国时期魏国曹丕的《与吴质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意思是不顾一切狂吃。“扬州鹤”源自一个古代传说,代指十全十美的事物。相传古时有几个人聚在一起,各自诉说自己的愿望:一个说愿做扬州刺史；一个说想当万贯富翁；一个说愿骑仙鹤游天做仙；最后一个说愿意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最后这个人同时拥有了前三个人的愿望,后来人们用“扬州鹤”比喻完美的事物。“元修菜”就是豌豆苗。苏东坡给故人巢元修写了《元修菜》一诗,林洪读到其中“豆荚圆而小,槐芽细而丰”一句,想弄明白这菜到底是什么,也曾多次向老菜农询问,结果没人知道。一次,永嘉郑文干从蜀地回来,林洪向他请教,才知道苏轼所说的就是蚕豆,也叫豌豆,四川人叫作巢菜。豆苗嫩时,采来做菜。苏轼诗中所说“点酒下盐豉,缕橙芼姜葱”,讲的正是烹调的方法。“玉糁羹”就是用米粉和萝卜熬成的粥,这道菜与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有关。有天晚上,两兄弟一起喝酒,酒酣耳热之际,把萝卜捣烂用水煮,不放其他佐料,只将白米研碎做成粥,苏轼发现特别好吃,于是这道玉糁羹就诞生了。不过虽然叫玉糁羹,也可用其他食材代替萝卜,譬如芋头,这是苏轼的儿子苏过发明的,“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酏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诗云:“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米羹。”在众多素菜中,苏轼很喜欢吃豆腐,认为吃豆腐对身体大有益处。他在黄州做官时,经常亲自做豆腐招待客人,朋友们高兴地称之为东坡豆腐。苏东坡《蜜酒歌》:“脯青苔,炙青莆,烂蒸鹅鸭乃匏壶。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其中煮豆作乳脂为酥描绘的正是制作水豆腐的情形。林语堂说:“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譬如,林语堂介绍东坡鱼的做法:“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抹上点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上桌子吃。”以东坡命名的菜,除了东坡鱼、东坡豆腐之外,还有东坡肉、东坡羹、东坡肘子、东坡饼。苏东坡被贬官黄州,吃不起羊肉,当时猪肉没人吃,于是他发明了“东坡肉”的吃法。他在《食猪肉》一诗中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苏东坡是真正的美食家,他对食物的喜好所折射出来的是他对人生的态度,足以流传千古,惠及当代和未来。

孙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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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茶一味

期刊

“世间绝品人难识，闲对茶经忆古人。”春节前后，诸友人赐寄香茶。先是山丘赠竹叶青和铁观音，随后禄和鱼店从北京寄赠了祁门红茶，前两日又收到乐之堂定制的普洱茶饼。

厚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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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化研究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期刊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眉山三苏祠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苏轼文化为中心的三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李公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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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仁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会议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闪光思想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传统中的闪光思想有时要借助于时代精神的映照才能显现出来。现代人对孟子仁政学说的研究可谓多矣，但仍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本文拟就孟子仁政学说中关于“富民”与“教民”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兴农与兴商的关系、“惠”与“政”的关系、竞争中的优惠政策与仁政魅力、与民同乐与关怀弱者、民意在执法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发掘其中所蕴藏的当代价值。

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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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地方特色文化的推扬与受容——系列研究之一:以家乡眉山为例

期刊

苏轼成为复合型的文学艺术家乃至千古文化巨人,与他一贯重视吸收各种文化有益成分和不断发掘推扬各地特色文化有直接关系;无论传统思想还是流行时尚,无论传世经典还是民风世俗,他都加以接纳并极力表彰。这种“杂”取博观、兼收并蓄的治学方法和文化品格,是他自身成长成就的根本秘诀,也是继承并发扬巴蜀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其对家乡眉山特色文化的推扬及受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杨胜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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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君元是此中人——从苏轼为官徐州等地的诗文看其爱民、亲民情怀

会议论文

苏轼的爱民、亲民情怀,体现在他的言行上。他爱民、亲民的地域之广,阶层之多,千古一人。他执政为民,荐拔贫穷而品学兼优的知识分子,尊赞妇女,同情轻罪囚犯,关心海南的黎族人民,帮助人民易风易俗,热心公益事业。同时,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爱戴和缅怀。他爱民、亲民的美好品德来自家风的培养,来自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来自他的亲身体验。他把自己看成是农民的一员。纵观苏公一生,他自己的命运是坎坷的,但他文艺创作的命运则是光辉灿烂的。

宗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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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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