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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赠妓词研究

学术论文

词诞生于花间尊前，不管从对于词体的形成、创作和传播的作用上看，还是从对于词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影响上看，歌妓与词都天然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密切关系。词作中，歌妓也经常成为文人们的表现对象，在赠妓词中更是如此，而词人围绕歌妓产生的娱乐行为、社交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心态，则成了赠妓词创作的直接动因。赠妓词在表现内容的丰富性、特点的新颖性等方面都显示出了一些独特性，它在宋词中所占的比例不小，很多词人都进行过赠妓词创作，赠妓题材的作品也一直经久不衰。但是，相对于此，历来对赠妓词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故而，对这一题材的词作的创作状况，以及深层意义的分析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赠妓词中所表现的歌妓通常有一定文化素养或歌舞技艺，她们与文人墨客联系最为紧密，同时与宋词的创作和传播关系也最为密切。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官妓、市妓和家妓。这三类歌妓由于所处环境不尽相同，表现出的精神气质也有所差异，但是，她们大多容貌艳丽，技艺超群，尤其擅长词的演唱，有些甚至能够作词，这就使得词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她们视作知音人，加上身处道德约束相对较小的环境，在赠与她们的词作中自然而然地表现了个人的真实性情。而在与歌妓的交往中，他们不仅仅满足了自己的情感需要，有时也会对歌妓的身世遭际产生共鸣，在赠妓词的创作中加以抒发，甚至进而融入自己的人生体验。由于文人的创作目的和对歌妓的情感、态度的差异，赠妓词也可分为几类，有轻慢、狎玩的，有表达相思、爱慕的，有寄托感慨的，当然也有纯粹的品题之作。但总体上看来，赠妓词主要以歌咏妓女们的美色、技艺为主，对其情感以及身处的环境的描写也很多。所选用的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集中在感官上，与其外貌和技艺有关，另一类意象则包含有歌妓的心情和情感，这一类意象通常比较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让人觉得词中有所寄托。为了达到摇荡人心、满足声色之欢的效果，赠妓词大多篇短韵密，用词精致华丽，以适合现场演出的需要。总之，宋代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文人在特定背景下的心理趋向、审美观念，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了赠妓词独特的个性。

贺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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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将进酒》的阅读与课堂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本选题主要是针对文本的阅读反应研究相对复杂和教学参考空白的现状而选定的。《将进酒》是李白饮酒诗的代表作,新课程改革后被选入高中语文选修“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系列,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及影响之深远。对《将进酒》的研究角度多样、内容丰富,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但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研究,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如何进行借鉴,并有效地利用研究成果来进行课堂教学,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文本的多角度解读、比较阅读、酒文化及“酒”的文本意蕴研究和文本的阅读教学四个方面,对《将进酒》的文本阅读现状进行梳理归纳。特别对于文本的“酒”的审美意蕴做了个人解读,探讨如何利用文本所展现的酒文化内涵进行课堂的德育教育。希望在此基础上,更加有效地进行选修课的课堂教学实践。

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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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何时开始接触佛教

期刊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都与佛教的关系密切。苏轼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的思想与创作都受到佛教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钱谦益推许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读苏长公文》,《牧斋初学集》卷八三)对于这样的文学家。

刘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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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彪《庄子注》研究

学术论文

据《经典释文·序录》记载，司马彪《庄子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经典释文》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卷为《庄子音义》，是陆德明根据郭象注《庄子》三十三篇本所作的注释。《庄子音义》收录了魏晋时期及其以前许多《庄子》注家的注。其中引录司马彪《庄子注》的数量最大，总共七百五十条。司马彪《庄子注》在隋唐以后多所散佚，故清代以降，学者们对《经典释文》所录司马彪《庄子注》之外的佚说，进行了辑佚。然而，各家或引书引文有错误、或考证校释有疏失。笔者将针对这些问题，分而论之、进行考补，谈谈自己的一得之见。至于第四部分的附录，则是两年前我在刘黎明老师的指导下研读《庄子》时所撰的一篇短文。经刘老师修订、推荐，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由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主编、巴蜀书社2003年11月出版的《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拙文涉及到司马彪《庄子注》在训诂方面的价值，而这正是我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现附录全文于下，以作为我对此问题初步研究的汇报，请各位师长批评指教。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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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中人程正辅（下）

报纸

□眉山棱子苏程复交世事变迁，造化弄人。苏程断交42年后，居然在惠州复交。59岁的苏东坡再贬惠州。政敌章惇利用苏程世仇，将程正辅调任广南东路提刑。明眼人都懂，让手握大权的省级领导，整死一个罪臣苏东坡，犹如捏死一只小蚂蚁。自苏程断交，程家颜面扫地。程正辅这根导火绳备受责难。他痛定之后，决定带着两个弟弟程之元、程之邵离开青神，北漂京城。他们在京城苦读诗书，考取了进士，并获得官位。程之元从小就崇拜表哥苏轼。苏程断交并未影响他对苏轼的感情。在后来的几十年间，特别是苏东坡落难时，程家在官场的表兄弟们，无人落井下石。这就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惠州，于苏东坡的后半生，是一个高光时刻。于程家，也是缘分满满。程正辅到惠州的四年前，弟弟程之元正在广南东路提刑的任上。程之元早已通过眉山老乡，与东坡表哥有了间接的往来问候。程正辅时有耳闻，却从未提及。他希望有一个合适的机缘，与苏东坡冰释前仇。现在，他终于等来了机缘。一个高官怎样与一个贬官联系呢？这还能难倒一个久经官场、如鱼得水的官场中人吗？苏东坡的上司是正辅的下属，先让他悄悄当个通讯员，试一试苏表弟的态度。苏东坡惊了一下，不知这个官姐夫表哥的用意，也就不冷不热地应一声。中间人又传来一事。领导想请你为曾祖父程仁霸写篇纪念文章。苏东坡为难了。私下悄悄问候一下即可，岂能大张旗鼓写署名文章。想想苏家祖坟旁的那块石碑，以及父亲的毒誓，怎么办？要好好考虑考虑。不料中间人又转来程正辅的亲笔信。先吹捧苏表弟舅子的文采天下第一，再强调曾祖父程仁霸的美德与善行。曾祖父也是你母亲的亲爷爷啊，是你的祖祖。如果你能给老祖祖写一篇文章，你的母亲我的姑妈，一定会含笑九泉的。于是苏东坡就给祖祖写了篇《外曾祖程公逸事》，“以仁厚信于乡里，家风绵延，余庆后代。曾孙皆仕有声，同时为监司者三人，玄孙宦学益盛。”当时的程家后人，曾孙程之才、程之元、程之邵，再下辈的玄孙就是灰灰儿程唐，再下下一辈的程垓、程敦厚、程敦书等，均为地方官员，名声皆佳。苏东坡写完这篇文章，随即写信告诉程之元，与姐夫程正辅有了书信往来。不久，60多岁的程正辅以视察工作之名到惠州，待了十天。别时正青春年少，重逢已两鬓如霜。老哥俩一有时间就聚在一起，聊不完的天，游不完的山山水水。姐夫也为当年的鲁莽、气盛，害了八娘而愧疚悔恨。如今惟愿得到舅子的宽恕。这次惠州相见，苏东坡陪程正辅走了很多地方，有意在游山玩水中，让官姐夫发现了很多问题，都是需要做的事情。比如修桥这件大事，钱的问题自然是程正辅解决。管事的人，苏东坡已经提前找好了，立即推荐给官姐夫。程正辅的惠州之行，最重要的是解决了苏东坡的住宿难题。居无定所的一大家人，住进了公家的合江楼。他还送给苏东坡一大堆食品和物资。送东西，历来就是程家表达爱意和感情的方式之一。苏东坡也是要还礼的。除了写诗写信表达谢意，还需要物化表达。他准备亲自酿酒，送给程正辅。苏东坡向来快人快语，酒还没开始酿，就预告了将以此表达谢意。结果酿出的酒是酸的，送不出去，幸好两个人都不介意。60岁的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家的苦日子，却见不得老百姓苦。苏家的民本思想深入骨髓。文人的悲悯情怀贯穿终生。那一年的惠州人，有幸遇到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的苏东坡。首先要说的是修桥，而且是两座桥。从策划、设计、建造，需要的人力、物力，耗费的心力和智慧，都是高级别的。他不停地给程正辅写信，汇报进度和困难。之前他游说姐夫干这些事“公私皆利”。整到一半，钱财物资跟不上，眼看就要成半截子工程了，他又哀求姐夫快想办法，否则“公私皆病”。程正辅也为难了。这个苏舅子又说天高皇帝远，先斩后奏。还宽慰姐夫，你做的是好事，利国利民。民乃国之本，民安则国安。你是在为皇上分忧啊。程家为官之人本身也是仁厚利民的。程正辅虽有“悍吏”之称，却没有恶名。他在官场行走数十年，自然是深谙为官之道的。在策略和运作上，特别是上下级的相处互援上，远胜苏轼苏辙。皇太后也曾感叹苏家兄弟二人，在朝中自是孤单。惠州二桥终于建成。老百姓奔走相告，喜悦之情胜于过大年。苏东坡由此见证了官姐夫的影响力和全方位的综合能力。于是，希望解决更多问题的几十封信，像雪片一样飞向程正辅。比如增建军队营房的事；比如米贱伤农的事；比如建公墓，收葬路边常见的白骨；比如推广秧马，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水碓，可以方便僧俗日常生活等等。程正辅虽不是有求必应，但基本上都给予了支持和解决。苏东坡这边好像没完没了。大事干完，小事还有。比如建法堂和放生池。苏东坡在信里说，我是没有钱的，和尚化缘的钱也不够。我也晓得再用公家的钱不合适，要不你和子由私人出点。程正辅能理解和支持这个舅子，源于信任。苏轼苏辙二位表弟从未因自己而谋取过私利。达济天下，穷善其身，是古代文人的理想和精神追求。爱民、惠民之心，正是苏程两家风的血脉相承。对于姐夫的支持、帮助和照顾，苏东坡心怀感恩。他绝非贪功之人。他在给程正辅的信中说，某得罪居此，岂敢僭官管事。非兄巨庇，何以得此。未由面谢，临纸怅仰。也就是把官姐夫于公于私的关照与支持，上升到了谢天谢地的意思。程正辅第二次东按惠州，是为半年后的飓风灾害而来的。回去后就病倒了。苏东坡又急又痛，写信问安“乍暄，万万为国自重。”苏东坡把程正辅视为国之栋梁。姐夫在那个位置上，会有更多的权利为民造福。他衷心地祝愿姐夫尽快康复。可惜程正辅任期未满，便罢任北归。苏东坡知道姐夫返京，日子不会好过，便主动断了书信，免得授人以柄。这一断，竟是诀别。（棱子，本名张蓉，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在《人民文学》《四川文学》等发表，出版专著《与尔并肩》等5部。《百坡》顾问。）

眉山棱子苏程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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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古诗词群文阅读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学术论文

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需要我们后人好好继承。古诗词自《弹歌》起到元朝已发展至顶峰。其发展至明清由盛转衰，几百年间再难出李白苏轼等大师级人物。及至新文化运动之后，后人更是连欣赏的能力都快消失了。然而，最近习主席发表讲话，要求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古诗词重新受到了重视。新课改也提高了对学生古诗词阅读数量与鉴赏能力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古诗词鉴赏题在高考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地位日渐重要。此前的语文教学中，古诗词是被教师忽视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学生能力很难提高，分值也低。如今高考加大了古诗词鉴赏题的分值，教师也不得不重新正视古诗词阅读教学。　　群文阅读教学法是近年来自下而上掀起的一场教学革新运动。开始是部分小学一线教师借鉴台湾的先进教学方法，之后，这一教学法席卷整个中小学届。再由各学校与各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然而，这一创新教法并没有引起高校师生的重视，以至于难以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导致群文阅读教学法的缺点开始放大，渐渐式微。且高中教师对群文阅读教学法反应较冷淡，因此，本文将群文阅读教学法与高中的古诗词阅读教学结合，希望给高中教师一种新的教学设计思路。　　本论文第一章主要介绍群文阅读教学法的概念、其与其他类似教学法的区别以及它的价值与目的三个方面。只有了解了什么是群文阅读教学法，我们才能更好地去设计群文阅读教学方案。　　第二章主要说明为什么要将群文阅读运用于高中古诗词教学。主要从四个方面来介绍。其一是有利于弥补古诗词阅读传统教学法的部分缺陷，其二是有利于拓宽高中生的古诗词阅读视野，其三是有利于提高高中语文教师的古诗词教学水平，其四是有利于弥补教材古诗词篇目编排的不足。　　第三章是阐述如何将群文阅读教学法运用于高中古诗词教学中。这也是本文最核心的部分。先从大方面来阐述实践的三个要点，即议题、文本与模式应当如何选择。然后，从议题着手，分析三类不同的议题应当如何分类、如何根据议题选择文本及如何设计课堂教学。接着分析实施群文阅读教学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提供一个教学案例并对案例进行分析。　　目前，群文阅读教学法已渐渐引起了高校师生的注意，并积极参与研究。高校师生的参与能使群文阅读教学法缺陷得到改进，使群文阅读教学法能够更科学、理性地被使用。笔者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群文阅读教学法出一份力。

刘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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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瀛奎律髓》中对梅尧臣“送别诗”的品评

期刊

关于梅尧臣诗歌的批评接受,在宋代以来,得到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送别诗"可谓独树一帜,打破了往日悲伤惆怅的氛围,于诗体进行革新同为送别诗类,杜甫诗歌的内容篇幅远在梅诗之上,且批注颇有类似之处。以方回的诗学批注为基础,将梅尧臣与杜甫的送别诗进行对比观照,既可分析同样诗歌题材的前后沿承问题,又可探究梅诗独有的诗歌品性。

孙盼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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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

报纸

□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盈辛二在北宋士大夫的众多理学成果中，苏洵、苏轼、苏辙的成果是丰富而影响深远的。他们是一个并行不悖的整体，却又各具特色。他们的思想虽然不如这一时代极具代表性和迸发力的范仲淹、王安石的观点那般夺人眼球，也不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在与功利儒学派的论战中那般旗帜鲜明，却有其佛道熏染下的包容性与圆融性的色彩。其中，以蜀派苏轼为代表，其“蜀学"中儒、道、佛三者杂而相融，并用兼采的特点更是明显。在他们所处的大时代下，佛教禅宗已由晦涩含蓄趋于更世俗化，世人对禅宗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极大地提高。幼年时的苏轼所受家庭教育依然是正统儒学，但苏家父子三人皆崇信佛教，其亲眷也大多信佛奉佛，佛学思想不可谓不潜移默化。长期的浸染加之与道潜、了元等诸僧人的交往，成年后的苏轼有了自觉、主动学习佛教义理的兴趣，并将之与其所耳濡目染的传统儒学对接。“乌台诗案"后，苏轼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与之相应的是，他对于儒学与佛道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借助佛禅纾解苦闷，试图从中寻找精神慰藉和解脱之法，佛老思想在苏轼的精神世界中开始占据上风，并由此形成自成一派的理学思想体系。纵观“三苏"的理学思想，广纳佛、道、法之长以充儒学，苏轼“蜀学"甚至被以“杂"字来评价。从整体上看，“三苏"理学仍以传统儒学为体，佛、道、法基于一种工具状态加入传统儒学思想体系中，未脱离既有的体用之别。其根本目的，仍是恢复、重建传统孔孟之学与道德秩序。相比之下，在坚持儒学为体的基础上，苏洵更偏法，功利色彩更重；而苏轼、苏辙则更为保守，苏轼受佛禅影响较大。父子三人虽大致皆可归于理学派，其法治思想却不完全一致，抑或倾向保守、遵循旧章，抑或主张依时势而变。但正因各自有所侧重，又有所承继、相互影响，才形成了一系列独树一帜的治理理念与法治思想。总而言之，融合了佛、道、法、儒的理学思想在他们的法律思维与观念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使他们的法治思想具有了更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更强的实践性，也更具包容性。如对义利关系、礼刑关系、法与人情的关系等认知，既有异于教条、僵化的传统儒学的一面，也有对在传统儒学基础上发展出的理学主义的灵活变通。因此，本课题将焦点集中于对“三苏"法治思想的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分别对“三苏"以及其背后代表的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社会地位、传统法观念以及为重建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作出的努力进行深入剖析，感悟北宋士大夫群体的精神世界和法治思维，为当下提供镜鉴。关于“三苏"法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上编是相关主题研究的展开。第一章勾勒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观与苏洵、苏轼、苏辙传统法思想的特点。这一部分属于宏观性的背景介绍：首先介绍北宋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从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中央集权的强化以及北方强敌威胁等方面渐次剖析，逐渐揭开传统儒家思想裂变与北宋新儒学体系形成的内在原因，同时介绍了儒学新思想产生过程中出现的功利主义与理学主义两种思想的对峙，并具体阐述了“三苏"法律思想的具体内容和特点。第二章至第六章，是对“三苏"法治思想在微观层面的进一步展开和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具体资料的阐释和解读，从十个方面来探讨“三苏"立法与行政法律思想及实践；第三章探讨“三苏"的吏治主张与传统法文化，总结出“三苏"文化政治实用性的显著特征；第四章以“三苏"刑事法律思想与实践为研究对象，以“三苏"刑事法律观为核心，对其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制度设计、政策建议等进行检视，对具有一定先秦法家基调的苏洵的刑事法律观着墨颇多；第五章考察了“三苏"法律思想“重民生"的特点；第六章则通过典型案例对苏轼司法实践进行考察，并结合学界对其法律表达的研究，发掘苏轼对法律持有的实用主义态度。第七章，法治轶事、故事、典故辑录解读。这部分具有一定的通俗性，受众也更为广泛，可以对普及“三苏"法治思想、发扬地方法律文化起到宣传作用。下编是对北宋史料中的苏洵、苏轼、苏辙法律思想与实践、典故、轶事的辑录。这是最基础也是工作量较大的部分，包括“三苏"治吏、立法、司法与行政等几部分史料的汇集。除了反映在“三苏"科举文章、奏议政论和诗词唱和中的本人相关论述外，对正史、笔记小说、野史当中“三苏"与法治有关的内容及他人关于“三苏"法治思想论述的史料也进行了整理辑录，以使人们可以对“三苏"法治思想有更原始、更全面的了解。三这项课题的价值并不限于此。中国传统的“士"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混乱期和转型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将“士"群体作为文化精英所有的崇高道德责任感转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并进一步发展为系统的道德理念和秩序理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点明了“士"作为具有文化底蕴和知识素养的专业化群体所应具有的远大理想、坚韧意志和担负的社会责任。在这样崇高的使命感支配下，每当社会发生“天崩地裂"的秩序变动，“天经地义"的道理遭到质疑时，“士"总是站在秩序重建的最前端，成为人心教化的先导者和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他们的力量与豪情。因此，中国历史在每每遭遇动乱与困境之时，总能在困境中逆流而生出激发生命力的新的思维意识，如新鲜血液注入陈旧破败的固有思维中，形成新的治理理念与学说体系，并进一步作用于政治与法律实践，与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相结合。这得益于中国历史长河中慢慢形成的道德与法律维系机制。这种维系机制依托知识精英（“士"阶层）发挥作用，在非常时刻将内在的道德约束感扩充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同理心，并进一步外化为作为规则的制度实体。而当下我们也不免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接合、中西文化的冲突，不时困扰着当代人，价值观念和规范难以获得普遍认同，更遑论得到尊重和普遍遵守，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亟待寻出更妥善的解决办法。当下法律调整的大多问题都是与社会公众最基本的道德感、价值观念相关的：如刑法所规制的贪污犯罪、贿赂犯罪、渎职犯罪等，往往是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联系在一起；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基本民事法律原则，也往往是与欺诈、胁迫、不正当竞争等道德失范的行为相联系的。人们总是惯性地制定更多的法律来规制这些道德危机引发的触及法律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法律却将现实推进“完善立法—制定法典（法律）—解决问题—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产生新问题—完善立法"的循环怪圈。这种状况使我们困惑：面对失范的秩序，是需要频繁立法、一条一条地构建出文本形态的法律规范，被越来越精细的规则所奴役；还是重构人心秩序，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之下，再对规则实体进行适度、适时的改造？希望通过“三苏"法治思想研究的课题，检视北宋士大夫群体在面对社会失序的难题时，如何代表“社会良心"进行秩序重构，透视士大夫群体独有的“圣贤气象"和法律文化品格，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为法治建设提供营养。（《“三苏"法治思想的渊源与影响（上）》详见《法治日报》2020年12月29日9版）

赵晓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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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藏清代王铎跋本北宋《汝帖》原帖研究

期刊

《汝帖》是宋大观年间重要的刻帖之一。它虽然不及《大观帖》、《谭帖》、《绛帖》受青睐,但在刻帖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汝帖》刻石在后世翻刻版本较多,后世对其贬斥之声不绝。笔者选取上海博物馆藏王铎跋本《汝帖》进行研究、、剖析、比对,对前人的评论进行客观地论证,用事实论证与逻辑分析得出该帖产生的背景、原因及价值。文章参照《大观帖》、《淳化阁帖》并在对帖中伪作、集字之作重新认知、定位,指出此版本是北宋原石拓本。笔者在前人对《汝帖》的批评中,客观、理性地评介《汝帖》在书学发展史中上地位与价值。

王守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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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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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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