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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的学术贡献

期刊

王兆鹏先生《唐宋词史论》是 2 0世纪最后一年出版的重要的词学专著。该专著的“流变论”、“定位论”、“范式论”等以崭新的理论视角总结唐宋词发展变化规律 ,描述了它运行的轨迹。其中所闪现出的著者词学理念和批评建构模式 ,为 2 1世纪词学研究者提供了治词方法、学术规范的启示。

梅大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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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晏殊的政治心态与其词风的关系

会议论文

能够从容地将理性的哲思融入到长于抒情的词体之中,是源于他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理性平和的"圆"型心态.在他的词作中,很少有动人心魄的凄厉之音,也没有荡气回肠的强烈之情,却在言情之中渗透着理性的沉思,形成一种圆融和婉的风格.

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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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后期心态简论

会议论文

出知定州作为苏轼后期生涯的开始,标志着苏轼人生中又要再一次经历贬谪生涯。而苏轼对于即将面对的苦难已了然于胸,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有着直面困难,历险如夷的勇气和心境,同时也可以看到出人性脆弱和感伤的一面。而苏轼之为苏轼,最令人折服之处也即是他于苦难之中直面艰险,历险如夷,正视一切困苦并能很快从苦难中超脱的旷逸情怀,以及在困境之中跳脱开一己得失的澄澈心境与旷逸情怀。

张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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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好问评苏轼诗

期刊

本文认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教坡诗百态新”一首，皆为肯定意义，意谓苏门如果有忠臣，定会如苏东坡一样，在“百态新”方面有更好的创新与发展，而不会独让苏东坡在这方面发挥。

杨松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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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文《贺时宰启》受主考

期刊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2月版)卷四十七有《贺时宰启》一篇,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未选,历来研治苏文者皆未涉及其受主为谁。近日学者有谓为上蔡确与韩缜者。《苏轼年谱》(孔凡礼先生撰,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卷二十四元丰八年(1085)五月云:

张志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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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韵文与中国早期史传散文的用韵传统

会议论文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左传》兼具多重身份.最初,作为解经之作的《左传》,却成了《春秋》副文本中的异类,这一身份将《左传》引入史学领域,而又逐渐在读者眼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学性,被视为文章典范.《左传》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叙事和记言两个层面,而两者都被认为是散文,摒绝于韵文谱系之外.清代以降,《左传》的韵文性日渐彰明,然被遮蔽之处仍多.夷考其实,《左传》之用韵不仅出现在文本所引用的韵语,而是大量出现于《左传》的记言和叙事中,其用韵特点与《诗经》不同,而与金文的用韵相似.对《左传》韵文的研究,可以为《左传》的文学性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

辛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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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漫画化传播研究——以蔡志忠《老子说》为研究对象

学术论文

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和动漫产业的兴起,以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为先驱,开启了中国国学漫画①的先河,随后,大陆的漫画家们陆续也以漫画的形式发掘中国国学文化蕴含的魅力,引起普通大众对于漫画以及国学的兴趣与关注,也日益引起学者对于相关论题的研究。在本论文中,笔者选择蔡志忠先生的漫画《老子说》为研究对象,通过符号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较为系统化的梳理国学经典漫画化的传播现状、成因及影响,提出相关展望意见,以期促进国学漫画的发展和我国文化精粹的更好传播传承。同时,国学经典漫画化的出现作为解说漫画②兴盛的一部分,笔者从部分把握整体,窥探解说漫画出现的原由及影响。首先,笔者以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先生的国学漫画作品和大陆的国学漫画作品为主,梳理归纳我国国学漫画的发展现状,发现其中的发展趋势。然后,以蔡志忠先生的漫画《老子说》为例,结合问卷调查,通过漫画《老子说》与译注类书《老子注释及评介》、影视《老子》对比,了解漫画相比文字与影视在传播国学经典方面的优势,明白国学漫画产生的内因,另外,通过分析研究受众的接受心理与阅读心理,了解国学漫画产生的外因。最后,研究国学经典漫画化传播的影响,明白其在一定程度上,填平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扩大了国学经典的传播范围,但对于受众也存在阅读浅表化的不利引导趋势。据此,笔者提出相关展望意见,其一,漫画家需扭转漫画是小孩子的专利的观念,并策划与国学相关的系列活动,以期促进国学漫画的较大范围传播;其二,推进数字漫画的发展进程,期望促进国学漫画更好的发展与传播;其三,通过转变功利性阅读现状、提升受众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和受众自身学会调适心理压力的方法,引导受众在漫画入门后主动通过原著深入研读,以希望解决国学漫画浅表化的问题。

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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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南北界限的消失--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柱杖为题(提要)

会议论文

唐以后,短暂的五代、十国虽为宋所并,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北方始终在辽控制之下.金代辽后,南北分界推及淮水. 中国的统一至元世祖忽必烈灭宋后才完成.蒙元实行民族等级制度,民分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既往的研究集中于以蒙古、色目为一方,汉人、南人为另一方,双方之间的地位差异,与文化不同弥合的探讨,而对在长达三百余年的南北分治结束的过程中,以金统治区人民为主的'汉人'(也包括渤海、高丽、契丹与女真等)与以南宋人为主的'南人'之间,文化与心理的界限是如何消失的,关注较少.本文通过剖析北宋苏轼铁杖在大蒙古国时期的传递的个案，来考察元初北方汉人与宋人的共同文化价值观。

刘迎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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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中“月意象”及其文化意义

期刊

词兴起于初唐，经过盛唐、晚唐五代的发展。到了宋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在经历了宋代文人的苦心经营后，词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地。宋人在精心苦雕、刻意经营的过程中，对意象的营造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可以说．“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一个侧面看来就是自然景物不断意象化的过程”，而词更是如此。宋代词人为我们构建了瑰丽的艺术殿堂，并使词具有了经久不衰的魅力。意象的选择、提炼和运用，更使宋词五彩纷呈，进而达到更高的审美境界。月是宋人词作运用最广、文化意义最浓的一个意象。

朱国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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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化在徐州——纪念苏轼知徐州940周年

期刊

2017年是苏轼任徐州知州940周年,也是苏轼诞辰980周年。为纪念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双庆',有必要系统地梳理一下苏轼文化在徐州的研究和传播情况,以便进一步弘扬苏轼文化,提高徐州文化软实力。一、徐州是苏轼一生功业的辉煌地苏轼与徐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留给徐州的文化资源是徐州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一生担任过八地知州,在徐州任期时间算是最长者之一。

徐新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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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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