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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城下有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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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引种小麦，惠州才有了面食文化，后来还创出了著名的“伊府面”插图/杜卉统筹策划/陈骁鹏马勇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宋仁宗后，惠州文教兴盛，这自然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助力。先是宋仁宗朝的知州陈偁两次主政惠州，疏浚西湖，推广小麦种植；后有苏轼贬谪惠州，不仅给惠州留下千年诗名，更留下来自中原的先进农具；此后，鱼盐、铸钱、陶瓷等经济支柱相继崛起，成了惠州文教事业井喷式发展的有力支撑。百里东江，自古是黄金水道，渔盐酒茗，集于一市。当时的惠州，已成为岭南地区最繁华的几个城市之一，人文、风物甚至能与中原地区媲美。正如之后的北宋诗人唐庚在《西溪》诗中所说：“百里源流千里势，惠州城下有江南”！贤太守引入小麦种植技术《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贞观年间，惠州地区人口只有6891户，至“开元盛世”的天宝年间也不过9525户，社会经济以农、渔业生产为主，经济相当落后。入宋后，尤其是宋仁宗时的政策促进南方发展。《元丰九域志》记载，仁宗朝后十几年的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惠州总户数已达到61121户。其中主户23365户，客户37756户。客户即外乡、外县移居本地的佃户和“射耕人”，已占惠州总户数的61.8%。大量移民的进入，反映了这个时期惠州社会经济规模迅速扩张。这一时期朝廷派到惠州的官员，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陈偁。宋治平三年（1066年），仁宗驾崩的第二年，此前仁宗朝时就曾任惠州知州的陈偁再次知惠州。这次，他推动惠州民众大规模种植小麦。惠州种植小麦的最早记载，见于郑侠所撰《西塘集》。“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两麦（大麦和荞麦）之类，盖民不知也。公始于南津间地，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民种麦者众矣！”这里所说的“南津”，本地人称“麦地”，也就是今南湖南岸至麦地路之间。陈偁任惠州知州时所筑的湖堤被人称为陈公堤，即今天城区通往丰湖书院的黄塘堤。陈偁走后约30年，苏轼游博罗香积寺，看见路边“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禁不住用“二年流落蛙魚乡，朝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来表达丰收在望的喜悦。这说明，此时惠州已是大面积种植小麦并获得成功。粮食生产的发展，无疑为宋代惠州人口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除小麦外，荔枝、药材和茶叶也是宋代惠州农业生产的重要项目，罗浮山的药市和水北的荔枝浦，在当时闻名遐迩。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权知惠州，在梌山太守东堂（今惠城区教育局附近）手植荔枝，把优良品种引进惠州。苏东坡推广中原先进农具苏轼贬谪惠州，把中原先进的农具及其使用技术也带来了。我国传统的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基本完备。据元人王祯所撰的《农书》记载，宋元时期全国有农具105种，其中除传统旧式农具外，许多是宋元时期创新改造的新式农具、如踏犁、简车、秧马、水磨等。在岭南，秧马、水磨这些先进农具，就是在苏轼的积极推广下，首先在惠州开始使用的。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行经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在庐陵属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遇上宣德致仕郎曾安止。曾安止将自己写作的《禾谱》一书请苏轼过目，苏轼读后，觉得该书“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于是向曾安止介绍了秧马的作用和形制，并作《秧马歌》教人使用。到了惠州，苏轼又把秧马介绍给博罗县令林抃。林抃因地制宜，略加修改，制成“加减秧马”。使用秧马前，农民拔秧，“俯伛秧田，非独腰脊之苦。而农夫例于胫上打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今得秧马，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洗，又完其胫矣”。秧马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保护了劳动者。很快，“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龙川令翟东玉了解情况后，主动上门找苏轼索取秧马图纸，带到龙川推广。苏轼离惠十余年后，唐庚来惠，沿途看到农民普遍使用秧马，写下了《到罗浮始识秧马》诗，其中有“从此驰君四十年”一句，表达了对苏轼勤民恤农精神的追慕之情。以流水为动力的碓磨，在当时也是一种先进生产工具。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攻麦》中记述，每副水磨每天可磨麦六石，相当于20个强壮劳动力的工作量。宋绍圣二年三月，苏轼在惠州作《游博罗香积寺》诗的小序中说：“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抃，使督成之。”此前，陈偁也大兴水利，在丰湖“筑堤捍水，延袤数里，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上，鱼利悉归民”。当时遇到大旱，他又“教民以牛车汲水入东湖溉田，民赖其利”。林一鸣继任后，也“为文谕民力学种麦，垦荒田、修陂塘、去丧乐、禁杀牛”。渔盐制瓷等发展成经济支柱钱业和盐业，特别是盐业，是宋代惠州经济支柱。惠州有漫长的海岸线，渔盐历来是其财政收入之大宗。惠州府城是各县渔盐山货的集散地，唐庚寓惠期间就曾写下“利倾小海鱼盐集，味入他村酒茗甘”的诗句。据史载，宋代广东有盐场17个，惠州占了3个，分别为归善淡水盐场、海丰古龙盐场和石桥盐场，均属官府所有，当时有“今日财赋，鬻海之利居其半”的说法。《宋要会辑稿·食货》载，宋绍兴三年（1133年），惠州的3个盐场则课利5万多贯，推断年产量为100万斤以上。北宋宣和年间的惠州佥判陈鹤用“捐盐仓箩头钱置学田以增廪”的方法解决办学经费，是惠州置田赡学的最早记载，说明盐业在宋代惠州，是官府办学的重要经济来源。宋代惠州的另一支柱产业是铸钱。《宋史·食货志》载，宋熙宁四年（1071年），惠州设置阜民钱监，这是当时全国十六个钱监之一，且为全国第二大监。近年惠州一些采沙船在东江大桥附近采沙时，采出约一万枚全新“崇宁通宝”折十大钱，铁划银钩，字体清朗，说明惠州铸钱有很高的工艺水平。阜民钱监也是当时惠州规模最大的手工生产作坊。若参照南唐时期一个铸工年铸铜钱一千五百缗的标准推算，年铸量为七十万缗的阜民钱监约需铸工500人，另加翻沙制范、烧窑看火、加工磨铣、冶官监卒、护卫后勤以及原料、燃料供应、产品储存输送诸色人等，用工规模或达千人以上。陶瓷业在惠州也是传统产业，最早可上溯到3000年前的缚娄古国时期。惠州发现有宋窑遗址多处，如三栋瓦窑岭、朱屋村等等，其中以位于城区东平窑头村的宋窑遗址规模最大，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北宋广东三大民窑之一。据专家考证，该窑从北宋初年开始烧造瓷器，生产历史长达100多年。该窑址于1976年被发现挖掘时，出土瓷器、窑具等650多件，种类繁多，造型美观，技艺精巧。东平窑的瓷器主供外销，尤以白瓷最著名。近年来有国外学者在考察研究东南亚、西亚、非洲北部的古瓷器时，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产自中国广东。惠州北宋东平窑址的白瓷正与东南亚一带所见白瓷相同。当年，通过广州港外销的陶瓷数量巨大，内中包括惠州的产品。在东平宋窑遗址出土大量铜钱中有越南的“天福镇宝”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制盐、铸钱、制瓷诸业的兴旺，促进了惠州水运业的发展。东江是粤东黄金水道，惠州又在东江和西支江交汇之处，各地商品集散于此，水道一片繁忙。宋代广州与惠州已有定期班船，惠州区内客渡更多，如博罗从县城南门至石湾的东江流段上便有十三渡运载客人。宋绍兴二年（1132年），名儒罗从彦于罗浮创建钓鳌书院，就是靠收取这东江十三渡的税捐“以赡来学者”，是书院稳定的经济来源。

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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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五山文学中的西湖题材作品考察

学术论文

西湖，犹如镶嵌在东南佛国——杭州的一颗璀璨明珠;五山文学，宛若屹立于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当这颗明珠点缀于这座巍峨的高峰时，必定会使整座大山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本论文以日本五山文学中的西湖相关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五山文学中的“西湖图”、苏轼、林逋、白居易、西施等与西湖相关的作品的考察，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五山禅僧笔下的西湖形象，并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解析五山禅僧心目中的西湖全貌。论文分四个部分，现概述如下:　　第一章是五山禅林中的“西湖图”的研究。本文的“西湖图”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五山禅僧创作的西湖画卷，二是五山禅僧对西湖画卷所作的诗赋。第一节通过统计五山文学中西湖相关地名出现的次数，来说明西湖题材作品在五山文学中所占的重要位置。第二、三节通过列举五山禅僧所创作的对西湖画卷的题诗及其他西湖相关的诗作（笔者将其分为“睹物联想型”、“送别赠诗型”、“次韵事务型”、“实地体验型”、“神游体验型”五种类型），来展现五山禅僧心目中的西湖形象。第四节考察的是以雪舟为代表的五山僧侣进行的西湖题材绘画创作，以及西湖绘画在日本的流传、影响等情况。　　第二章是五山文学中的苏轼西湖相关作品的研究。第一节通过分析五山禅僧化用苏轼“西湖诗”而创作的作品，考察五山禅僧从“雨奇”、“晴好”“比西子”等方面对苏轼“西湖诗”进行化用，从而阐明“西湖诗”对五山禅僧的西湖形象产生的影响。第二节是考察的是五山文学中的苏轼西湖踪迹相关作品，通过分析五山文学中苏轼的题刻表忠观碑、上元节祥符寺观灯、中秋钱塘观潮等事迹，得出结论:五山禅僧之所以喜爱苏轼的作品及相关绘画，是因为苏轼的个人魅力、其作品的禅宗美学特点，以及苏轼一生始终始终未脱离仕途、退隐归田，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之心始终未灭的生活方式等原因。　　第三章是关于五山文学中的林逋西湖相关作品的研究。第一节通过分析五山禅僧化用林逋“梅花诗”而创作的作品，考察五山禅僧从“疏影”、“暗香”、“横斜”等方面对林逋的“梅花诗”进行化用，从而阐明“梅花诗”对五山禅僧的西湖形象产生的影响。第二节考察的是五山文学中的林逋西湖相关足迹的作品。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是，由于林逋“梅妻鹤子”形象在五山禅林中广为传播，五山文学中存在大量对林逋隐居西湖相关画作的赋诗，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总结出林逋受到五山禅僧推崇的两个原因:一是林逋长期隐居孤山的生活方式受到五山禅僧的欣赏;二是林逋西湖山水诗流露出的归隐山林的佛禅情趣，符合五山禅僧追求隐遁的审美思想。另一方面是，考察的是五山文学中杭州太守李及冒雪前往孤山，拜访林逋的相关作品，从侧面来表现林逋隐居避世、令人景仰的德行。　　第四章是五山文学中的其他西湖作品研究。第一节考察五山文学中白居易与西湖的相关作品，通过五山文学中出现的白居易灵隐、天竺寺赏桂之逸事、向鸟窠和尚问禅的公案等事例，来证明五山禅僧对白居易晚年创作的、饱含禅宗思想的“闲适诗”的受容程度却大大增加。此外，白居易在五山时期的影响力远不如平安时期，从侧面反映出五山禅僧已达到较高的汉文水平。第二节考察的是五山文学中的西施相关作品，通过分析五山禅僧借用苏轼“比西子”表现手法而创作的作品，来展现五山禅僧对“西施”形象的认识。

辜承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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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色彩运用及其文化意蕴

学术论文

色彩描绘历来就是文学作品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文学作品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试从《诗经》中的色彩描写入手，探讨有关《诗经》色彩描写的特点、《诗经》色彩话语的审美与文化意蕴以及《诗经》中的色彩描写所反映出的先秦审美观念等问题。该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诗经》色彩描绘所具有的五个特点。一是描写了来源于大自然异彩纷呈世界的繁多色彩。二是这些色彩主要是由红、黄、白、黑、青五种色系构成。三是《诗经》中存在着紫色的缺失。四是《诗经》色彩描写物色不分、物色并用。五是惯用同色联想，色彩跳跃性不大。第二章就《诗经》所涉及的五大色彩分别阐述其审美与文化意蕴。红色大致表达四种意义，即庄严与权威，热烈、美好与希望，驱邪与吉祥，胜利与征服，这些象征意义分别与先民们对火、太阳和血液的崇拜有关。黄色大致表达三种意义，即权力，衰败，长寿，权力的象征来自于人们对土地的崇拜，而衰败和长寿的意义则来自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联想。白色大致表达三种意义，即美丽与高贵，德与善，忠贞与爱情。美丽与高贵的审美观念概由人们对白云、白雪、白玉等事物所象征的高雅、纯洁、明亮等的喜好有关，而白色之纯正无杂的颜色正是完善的道德人格的象征，白为日出之光色的本义及太阳在人们心目中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使白色的事物成为表示爱情至死不渝之信念的见证。黑色表示尊贵之意，究其原因是受敬天的影响，并同当时黑色衣物复杂的织染技术有关。青色表达两种意义，即青春与生机，缠绵与情思。青色是草木生长之色，人们由事物想到人事，于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富生机的年龄阶段也以“青”代称。草木之色也最易惹起人的情思，它往往会引发渴望而不可及的情感波澜。第三章探讨《诗经》色彩描写所反映出的先秦时期“和”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在远古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以和为美的朴素观念，在《诗经》的用色中也得到了体现。以和为美的首要规定性即在于它是由多样的统一性所组成的，《诗经》中那色调的协调组合及寓丰富于统一的色彩氛围正是中华民族含蓄中和的审美心理的奇妙外化。其次，“和”的境界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相互配合，色彩之美的客观感受必须符合个人与社会的双层主观要求。对个人而言，双方的契合在《诗经》中表现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同诗作所显现的色彩画面与意境的和谐一致。对社会而言，双方的契合集中体现为对色彩政治化、伦理化的应用，即用颜色标志官职大小，反映身份等级，这种观念尤其反映在服饰的颜色上。《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色彩描绘渗透了我国古代大多数的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己然奠定和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色彩话语形式，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色彩文化。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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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缘何没去永州

报纸

苏东坡在合浦留下不少文化痕迹，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专家学者对苏东坡的研究也颇多。只是，我心里还有了一个疑惑，当年苏东坡在廉州等候分配、接到“受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诏书后，为何最后没去永州？我们知道，苏东坡在儋州获赦后，一路北归，心情放松却路途坎坷。元符三年（1100年）庚辰正月，宋哲宗崩，年幼的宋徽宗继位，向太后听政。二月，苏东坡得以赦免，并诏他量移廉州，等候安置。量移为唐宋公文用语，是指官员被贬谪远方之后、遇恩赦迁离距京城较近地区的意思。直到六月，苏东坡才离开海南岛，具体日期有《泂酌亭》为证，其序云：“庚辰岁六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又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说明期间耽搁了四天时间才启程。苏东坡除了跟一位老朋友吴复古一起上船外，还带了小儿子苏过，以及一只叫做“乌喙”的狗。苏东坡作有《乌喙诗》，序云：“余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甚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路人皆惊，戏作是诗。”六月二十一日，苏东坡一行登陆雷州半岛的递角场，直奔徐闻与秦观相会。吴复古即此分别，而苏东坡则与秦观到海康。四天后，苏东坡作《书秦少游挽词后》，序云：“庚辰岁六月二十五日，余与少游相别于海康，意色自若，与平日不少异。”可知苏东坡是日惜别秦观，离开海康。苏东坡父子离开海康后，遭“连日大雨，桥梁大坏，水无津涯”，只好寄宿于兴廉村净行院。据苏东坡在《东坡志林·记过合浦》里补记曰：“乘小舟至官寨……或劝乘蜑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旅宿大海中……七月四日合浦记。”他们于六月三十日在大海中过的夜，次日达到白石（今山口镇永安村），经陆路抵达合浦，七月四日写下的日记。苏东坡在合浦有些什么活动，做了些什么事情，多有文献记述和文章颂扬，本文不再赘述。想说说苏东坡离开合浦的时间和为什么没有到永州。苏东坡在廉州逗留了近两个月。期间接到朝廷诏命，然后启程离开合浦，他被任命为舒州（安徽安庆）团练副使，移永州（湖南）安置，接到诏书的具体日期无法考证。苏东坡有《缾笙》诗引：“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刘几仲饯饮东坡，中觞闻笙箫声，杳杳若在云霄间。”也就是说，合浦刘几仲等人于八月二十八日为苏东坡饯别了，次日即踏上新途。又有《东坡文集》之《与欧阳元老》载：“秋暑，不审起居佳否？某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九月六日到玉林，七日遂行。”可知，苏东坡是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合浦的。苏东坡到了玉林，得悉秦观在藤州（今藤县）去世的消息，决定赶往藤州。九月七日，苏东坡从玉林出发到铜州（今北流），坐竹筏，沿圭江（北流江）到容州（今容县）再到藤州。苏东坡赶到藤州，是为了吊唁秦观的，但秦观的灵柩已经离开藤州。苏东坡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于九月中旬乘船沿西江抵达梧州。据林语堂《苏东坡传》载，苏东坡原打算在梧州雇舟溯贺江北上，至湖南永州任职的，但发现贺江水道枯浅，无法舟行，只好决定走一条远而弯曲的路，先到广州，再往北过大庾岭，进入江西后再往湖南。十月，苏东坡到了广州，又可以与儿孙团聚了。苏东坡在快到广州前，大儿子苏迈带着一家大小赶到广州；远在宜兴的二儿子苏迨，也赶到广州来等候父亲。苏东坡在广州见到儿孙，感觉生活如梦，写诗道：“北归为儿子，破戒堪一笑。”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都有朋友和仰慕的人，引他游山游庙，请他题字。在广州，自然也有众多的“粉丝”为他设宴，请他游玩。据孔凡礼《苏轼年谱》载：“十一月，诏苏轼官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也就是说，苏东坡获得了“解放”，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不必前往永州。于是，苏东坡一大家子人，一块乘船往南雄北上。一路上，苏东坡考虑着定居的地方，觉得在常州尚有一些田产，可以安度晚年，于是，决定往常州而去。还未走远，文前说到的吴复古及一群和尚追上了他们，又盘桓了一些日子。可是，在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011年）正月，苏东坡穿越大庾岭，到达赣县时，遇上了瘟疫，家中多个孩子染病，六个仆人死掉，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一家人被滞留在赣县长达七十天之久。至于苏东坡后面的行程，孔凡礼在《苏轼年谱》里说得很清楚，现借来一用：“苏轼在北归途中，正月过大庾岭，有《赠岭上老人》《赠岭上梅》《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而北，次其韵》《过岭二首》诸诗，至南安军、虔州，作《刚说》《南安军学记》等，晤刘安世。三月离虔州，至南昌。四月至南康军，与刘安世同入庐山。过湖口、池州、芜湖，抵当涂，五月至江宁府、真州，本欲赴颖昌府与苏辙聚，后决定往常州。六月如病，瘴毒大作，舟赴常州，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径山维琳禅师来访，二十六日作《答径山琳长老》，为绝笔。二十八日卒。”斯人驾鹤西去。苏东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说得极好：“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的一生，多才多艺，多灾多难，多姿多彩。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禀性难移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善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还说，苏东坡“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

刘忠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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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笠屐图》首创者是琼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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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坡笠屐图考》、《东坡笠屐图再考》、《再谈东坡笠屐图》三篇论文中，一再指出，李公麟（伯时）不可能为东坡画《笠屐图》，明代所传朱兰嵎所谓临摹李伯时《东坡笠屐图》实为伪托。“东坡笠屐故事”源出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六月东坡居儋期间的贬谪生涯。在这期间，东坡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生存状态，亲朋故旧以至于他的弟弟苏辙（子由）也难以全部了解他在儋州的具体的生活细节。如出访途中遇雨，借农家竹笠、木屐，穿戴而归，这样的生活细节，在他的海外诗文中，绝无片语只字的记述。同样，在与他尚有诗文往来的苏辙以及随侍在身边的小儿子苏过的诗文中也没有相似的记述，与有数的几个朋友的通信中也不见言及。直至北宋末至南宋，才有“东坡笠屐故事”的流传。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所有这些流传的记述中都没有提到《东坡笠屐图》的作者为李伯时，或者说李伯时曾为东坡画过笠屐图造像。而其中南宋张端义的一则记载尤其值得注意：“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云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用子厚语。”（《贵耳集》卷上）由这则记载可知，就在东坡居儋期间，已经有人将“东坡笠屐”韵事“画作图”，所以东坡才就此图作了“赞”（写了赞文或口头上说了赞语），但这画的作者显然不是李伯时而是不具姓名的“人”。须知李伯时是北宋最著名的画家，元祐年间，东坡在朝时与之交往甚密，曾为东坡画过《西园雅集图》等，假如他曾画过这一幅《笠屐图》，东坡的赞语相信不止于“用子厚语”寥寥几句，并且在他的海外诗文中不会不留下记录。而张端义也不会忽略到以概念化的“人”来抹去如此大名鼎鼎的画家李伯时。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据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所记：“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其中又有序文：“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争相随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两相比较，就可以知道，张端义《贵耳集》所说的“人”就是张友仁记述中的琼州人。也就是说，东坡居儋时，已经有琼州人士为东坡画了《笠屐图》，东坡为此作了评语，应该是琼州未名的画家而不是李伯时。北宋绍圣五年（1098），正当东坡在儋耳被当权者逐出官舍无屋可居，筑室于桄榔林下时，李伯时附和奸臣蔡京，硬说民间奉献的一块玉石是秦始皇时期的传国玉玺，因此于是年六月改元为“元符元年”。李伯时遂为蔡京的座上宾。其时，贬逐东坡的政敌章惇为宰相，蔡京为翰林学士承旨，章、蔡抱团正欲加倍残害东坡等“元祐党人”，元祐宰相刘挚当时已被逼致死于新州。其余朝野人士，凡为元祐臣僚说句好话者都被认为是恶逆大罪，必加惩办。在此情况下，李伯时既已投靠蔡京，他还会与蔡京的政敌东坡保持联系吗？他即使有心也不敢为东坡作画，更何况他身居京城，根本没有信息渠道了解远在万里之外的东坡谪居生活。因此更不可能画了画千里迢迢送到海南求东坡作“赞”，而无人知晓。至元符三年，李伯时已经得了风瘫症，回到老家舒州。又过了六年，病逝于舒州。李伯时从病废回乡至去世期间，有过半年时间，哲宗的母亲向太后垂帘听政，宽宥“元祐党人”，东坡等才遇赦得还中原。但时局很快反覆，章惇、蔡京等重新掌权，“元祐党人”面临更为危险的崇宁时期。东坡原本打算北上与弟弟子由聚居的计划也只得放弃，为避祸而定居常州。在这样的情况下，病废居家的李伯时即使还能画也同样不敢（或不愿）为东坡作《笠屐图》。东坡于元符三年十二月遇赦北归，路过舒州。卧病在家的李伯时并未出见。而他的弟弟李公寅却将他所画的《旧隐宅图》求东坡题跋。创作《东坡笠屐图》的琼州人士，他的画及姓名都未能流传下来。

林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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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为何不受高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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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四唐"结合"九品",辅以各种体裁,审音辨体,倡导"格调",宗法盛唐,推尊李、杜。但因高棅不满于元稹、白居易的直露、通俗,及韩愈、孟郊、李商隐、杜牧、刘沧等的变化盛唐,而将诸家列入"正变"等品不加重视。

申东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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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石诗学思想的适用原则及其美学特征

期刊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安石为从"唐音"到"宋调"的嬗变起了重要枢纽与奠基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宋诗面目,王诗的艺术成就是在其将自己的诗学思想不断进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取得的。王安石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念,其诗学思想中既把"适用"作为诗歌创作及传播的目的,同时又立足于对诗歌自身艺术规律的挖掘,并重视诗歌的审美特性,讲究情感充沛,强调自然清新,主张意味隽永、提倡琢炼工巧,对诗歌艺术有着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李唐[1];董天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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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乔飞凫”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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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燕亚男/文李英平/图叶县地处中原腹地，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2000年前，仙台境内已是商业繁荣。仙台之名，与东汉时期叶县县令王乔有关，吸引李白、苏轼、黄庭坚等留下了历久弥香的诗篇。仙台境内有全县仅存的以砖木结构为主的过街楼式古建筑、清朝时期的贞节牌坊、北魏时期的寿圣寺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俗舞蹈霸王鞭有400多年历史。“王乔飞凫”和“天葬王乔”的传说更是妇孺皆知，王公祠内至今还保存着东汉大墓——王乔墓。因仙闻名仙台古属叶县，又称坟台。仙台之名，与仙有关，因东汉明帝时的叶县县令王乔而闻名，当地一直流传着“王乔飞凫”的神话故事。王乔每月初一、十五，从叶县到京城洛阳朝见皇上。皇帝看他来得很快，但未见到他的车马，很觉奇怪，便秘密叫太史探察他的行踪。太史报告说，王乔到来时，常有两只水鸟从东南飞来。于是皇上叫人张开罗网，捕捉水鸟，却只得到一只鞋。经过辨认，这只鞋是王乔在京城做尚书时皇上赐给的。这一故事《后汉书》也有记载：“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书课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自此，“王乔飞凫”也就成了他的尊号，王乔卒后葬于此，故称仙台。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乔传说的神秘色彩越来越浓。县志记载，清末当地还保存着相当多的遗迹，如双凫观、望仙桥、王乔坊、双凫寨、王乔洞等。如今仙台镇仙洲遗址内保存完好的王公祠、望仙桥等就是最好的佐证。透过这些古迹，那些曾经的传说故事在时光的掠影中熠熠闪烁。王乔传说探访仙台古镇，就像翻开一本古书。望仙桥下河水清澈，两岸的绿植静静伫立，仿若和站在桥上的村民们一起等待进京朝拜的王乔早点归来。王乔在任期间，兴教化、重农桑、修水利、护民田、通商路、治邪恶……短短几年，百姓安居乐业。如今，王公祠内的王乔墓终年香火不断。王乔墓土台高筑，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墓周围都用刻着“仙凫”二字的砖围着。上首有三间大殿式祭祠，下方立着多通纪念碑刻，碑文上铭记着王乔在叶县主政期间的事迹。大殿除了供奉王乔像，墙壁上挂着仙台退休老教师孙云汉根据王乔治叶勤政为民、恶潭救女、火烧白杨、竹竿点灰、王乔飞凫、落凫山除匪霸、天葬王乔等传说故事画的八幅画，这些故事《后汉书·方术列传》、晋代的《搜神记》、东汉的《风俗通义》都有记载。其中关于“天葬王乔”的传说，《叶县志》上也有记载：“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耶，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古往今来，仙台承载了众多文人的笔墨情怀，李白、岑参、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名家都有挽吊王乔的诗作传世。唐朝大诗人李白在《赠王汉阳》中写道：“天落白玉棺，王乔辞叶县。一去未千年，汉阳复相见。犹乘飞凫舄，尚识仙人面。鬓发何青青，童颜皎如练。”古镇风貌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汝州》说：“开元三年，于县（叶县）置仙州，以汉时王乔于此得仙也。二十六年废仙州，属许州。其年，又割属汝州。”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复置仙州，又于叶境内析置仙凫县。次年，仙州、仙凫县俱废。仙台镇中心街的地貌，呈卧龟形状。以南北中心大街和东西中心大街为界，分成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大角块，分别叫作东北拐、西北拐、西南拐、东南拐。四个村内各有一眼井，据说是在龟的四足上，龟颈和龟尾处也有井，过街楼式的南阁和北阁建在龟的脊椎上。如今，这些都划归到仙洲遗址内。如今的南阁，虽历经沧桑，但重修后依然可见，古朴精致，是全县仅存的以砖木结构为主的过街楼式古建筑。仙台镇文化站站长贾晓红觉得遗憾的是，与南阁相距280米的北阁已不复存在。登上南阁远眺，镇中街道纵横，商铺密集，车水马龙。保存完好的古井，尤以“三眼古井”出名，井口为一圆形石板所覆盖，上有三个圆孔，井内的石壁上依稀还能看到雕刻的花纹。景点古迹驱车穿行仙台镇，田地里的玉米苗长势喜人，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在雨中绿得鲜亮。沿途有众多景点和古迹，牌坊刘村和焦庄村清朝时期的贞节牌坊、东寨村南边北魏时期的寿圣寺等，成了不少人了解仙台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的窗口。草寺杨村附近的田地里，远远可眺见大悲寺的寺墙和殿脊。据传有位皇帝出巡到了叶县一带身患重病，就到这座寺里祈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安康，当即痊愈。皇帝感叹菩萨灵验，真是慈悲，遂题名“大悲寺”。伽兰殿前立着两个雕刻精美的双龙碑帽，挂在鼓楼四角的铜铃随风发出悦耳的声响，让人莫名地升腾出飘然出尘之感。与大悲寺遥遥相望的董寨村，“霸王鞭”第20代传人、现年76岁的董海彬一拿起鞭，整个人立刻神采飞扬。一根70厘米的霸王鞭如同粘在了他的身上和手上，按照节奏不停地敲打肩、肘、腋、手等部位，不断变换花样，铜钱的响声不间断地变换。民俗舞蹈霸王鞭具有400多年历史，如今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烟的历史为仙台镇的过往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如今，展现在眼前的是宜居宜业的现代化生态型小镇，仙台正朝着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乡村振兴之路发展。落凫山传说王乔去洛阳参加朝会，乘双凫曾落在“落凫山”上，于是汉明帝就把每次王乔乘双凫落脚的地方，命名为落凫山。清顺治年间《叶县志》有记载：“落凫山在平顶山西，王乔乘双凫落此，故名。”

燕亚男文李英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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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辅谥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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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谥号，是拥有给谥资格的官员死后，朝廷总结其生前是非功过而给予的称号。先秦时期官员谥法实行依爵赠谥，两汉至隋唐时期发展为依官品给谥，并将赠谥程序进一步规范。宋代官员给谥标准在经历宋真宗景德年间与元丰改制两次发展后，基本成为定制，以寄禄官阶、武官阶达到正三品或赠至正三品为标准。官员给谥按照请谥、议谥、定谥、赐谥的程序进行，并有对谥号有追、改、夺的情况出现。宋代宰辅受官员谥法限制，得谥情况同样为葬前给谥与对谥号的追、改、夺两种。葬前给谥人数北宋明显高于南宋，葬前给谥受政治影响小，较能真实反映宰辅的个人形象。追谥、改谥、夺谥则较易受到政局影响。北宋追谥、改谥原因多样，南宋则多出于为战争做准备。宋代还存在大量未得谥宰辅，大致可按政治因素、非政治因素分为两类，其中政治因素未得谥宰辅占大多数。宰辅谥号用字上，谥字“文”所用最多，“忠”字则在南宋被大量使用。“懿”、“敏”等字两宋所用数量差距较大。同时两宋间谥号用字也存在相似之处“简”、“肃”等谥字在南北宋使用上无明显差距。宋代宰辅所用谥号则较为分散，表现出宋廷选任宰辅的多样性。谥号中“文定”所用最多，展现了朝廷对能够思虑百姓之臣的需求。“忠献”、“文正”二谥则是宰辅谥号中美谥的代表。王安石、陈执中、岳飞、秦桧谥号的最终确定都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对这四位宰辅的谥号进行个案研究，分别展现了宰辅谥号中谥字含义、议谥官议谥过程、朝廷政局变动对谥号带来的影响。宋代宰辅谥号有着二字复谥占绝大多数、谥号用字“文”多“武”少、所得谥号易受外界影响、议谥客观但美谥泛滥、可教化百官的特点。因此宰辅谥号除了是宰辅自身的“行之迹”外，还与国家政治密不可分，深受朝廷政局影响进而又反映出朝廷政局的变化。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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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琵琶行》与琵琶小协奏曲《琵琶行》

期刊

长诗《琵琶行》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名篇。它作于公元816年,这是诗人遭谗受贬来到江洲的第二年,也是他一生中政治上最为失意,情绪上最为激愤,思想上最为苦闷的时期,《琵琶行》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下写就的。它记叙了诗人在江洲月夜送客巧遇琵琶女一事。琵琶女来自京城,年轻时色艺双佳,富贵子弟争着向她献宠,待到年长色衰,又值社会发生动乱,“门前冷落鞍马稀”,不得已“嫁作商人妇”,辗转于江湖间,过着漂泊孤独的生活。琵琶女的遭遇,与白居易的遭遇一样,是当时政治的衰败造成的。

王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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