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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的色彩运用及其文化意蕴

学术论文

色彩描绘历来就是文学作品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之一，对文学作品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文试从《诗经》中的色彩描写入手，探讨有关《诗经》色彩描写的特点、《诗经》色彩话语的审美与文化意蕴以及《诗经》中的色彩描写所反映出的先秦审美观念等问题。该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诗经》色彩描绘所具有的五个特点。一是描写了来源于大自然异彩纷呈世界的繁多色彩。二是这些色彩主要是由红、黄、白、黑、青五种色系构成。三是《诗经》中存在着紫色的缺失。四是《诗经》色彩描写物色不分、物色并用。五是惯用同色联想，色彩跳跃性不大。第二章就《诗经》所涉及的五大色彩分别阐述其审美与文化意蕴。红色大致表达四种意义，即庄严与权威，热烈、美好与希望，驱邪与吉祥，胜利与征服，这些象征意义分别与先民们对火、太阳和血液的崇拜有关。黄色大致表达三种意义，即权力，衰败，长寿，权力的象征来自于人们对土地的崇拜，而衰败和长寿的意义则来自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联想。白色大致表达三种意义，即美丽与高贵，德与善，忠贞与爱情。美丽与高贵的审美观念概由人们对白云、白雪、白玉等事物所象征的高雅、纯洁、明亮等的喜好有关，而白色之纯正无杂的颜色正是完善的道德人格的象征，白为日出之光色的本义及太阳在人们心目中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使白色的事物成为表示爱情至死不渝之信念的见证。黑色表示尊贵之意，究其原因是受敬天的影响，并同当时黑色衣物复杂的织染技术有关。青色表达两种意义，即青春与生机，缠绵与情思。青色是草木生长之色，人们由事物想到人事，于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富生机的年龄阶段也以“青”代称。草木之色也最易惹起人的情思，它往往会引发渴望而不可及的情感波澜。第三章探讨《诗经》色彩描写所反映出的先秦时期“和”的审美理想。“和”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在远古农耕文化的土壤中滋生的以和为美的朴素观念，在《诗经》的用色中也得到了体现。以和为美的首要规定性即在于它是由多样的统一性所组成的，《诗经》中那色调的协调组合及寓丰富于统一的色彩氛围正是中华民族含蓄中和的审美心理的奇妙外化。其次，“和”的境界还包括主体与客体的相互配合，色彩之美的客观感受必须符合个人与社会的双层主观要求。对个人而言，双方的契合在《诗经》中表现为抒情主人公的情感同诗作所显现的色彩画面与意境的和谐一致。对社会而言，双方的契合集中体现为对色彩政治化、伦理化的应用，即用颜色标志官职大小，反映身份等级，这种观念尤其反映在服饰的颜色上。《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色彩描绘渗透了我国古代大多数的社会习惯和宗教信仰，己然奠定和开创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色彩话语形式，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色彩文化。

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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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旷达情怀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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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颇有造诣。其诗题材广阔，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稼轩之词豪，东坡之词旷”，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苏洵、苏辙并称“三苏”。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作家刘小川在《苏轼，叙述一种》中说，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思考人生的独特眼光嘉祐六年（1061年）冬天，苏轼走马上任凤翔签判，这是苏轼真正上任的第一个官职。他的父亲与弟弟则留在东京汴梁。一别兄长，想到当年赶考途中，曾与兄长路过渑池，自己也曾被任命为渑池主簿，但不曾上任。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诗寄给兄长，以表送别怀念之意。苏轼赴任途中又过渑池，当年寺中的奉闲和尚已去世，多年前所题的诗也因墙壁拆毁而并无保存。苏轼心中怀旧，便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以和苏辙前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一开篇苏轼就将人生比喻为大雁留在雪地上的痕迹。陈原说，这样的比喻既形象，又有陌生化的感觉。在过去的诗歌中，诗人们往往把人生比作江水，比作朝露，比作时间中的过客，其着重点在于人生的短暂。而苏轼的着眼点并不在于短暂，而在于无常。人生那些走过的地方，做过的事情，最终留下了什么呢？苏轼说这就像大雁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这些痕迹都是偶然的，而大雁飞走之后，也并不会在意那些脚印，不久大雪又将把那些脚迹掩盖，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为后人留下“雪泥鸿爪”这样的成语。从修辞上看，这四句用到了顶针的修辞格，首联与颔联以一个“泥”字紧密相接。在苏辙的诗中，“雪泥”比喻的是人生道路的崎岖与困难，突出了怀旧的主题。但苏轼却似乎更高明一些，在雪泥中，看到了人生况味的相似，这种相似就在于命运的不可知，过往的不可见，这就有了哲理的意味。后四句可以算是对前四句的内涵所作的现实注解。从当下他再次路过渑池的情景可知，当年的经历多半已消失于时光。在诗歌后，作者有两句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这也便是末句“路长人困蹇驴嘶”的由来。人生困顿而且无常，但是我们除了前进还能做什么呢？作者在怀旧之余，表达了对人生来去无常的思考，充满着哲理的光辉。陈原说，虽然诗歌起于关于人生渺小无常的感慨，读起来多少有些消极的意味。那是作者在对往昔人生的回想的基础上感受到的。然而对于未来，作者认为还是要往前走，那便是对人生无限的眷恋。即便困难也要前行，即便无常也要飞翔，这就是苏轼独特的精神面貌吧。顺适自然的阔达视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职，不仅使他陷入人生的低谷，而且俸禄微薄，难以养家。于是，苏轼在寓居的定慧院外东边的山坡上自垦自耕。一次，他在荒坡之中居然发现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开着一株火红的海棠，便写下了《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陈原说，从这首寄情之作中，可以发现苏轼遭受打击后的孤独和清高。在黄州期间，他多次写诗，吟咏这一株海棠。可以说这株海棠是苏轼贬谪期间的知己了。他留下了一首《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在诗中，作者用正侧面相结合的手法表现了夜赏海棠的所见，意在造境，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朦胧迷离的意境，表现了作者深夜赏花所感受到的境界之妙。本诗最妙当在三四句，妙就妙在“只恐”二字上。美好的事物都未必长久，春光迷人，故而诗人常有伤春之恨。苏轼夜游赏花，既是赏花，也是遣怀，东坡上无人赏的海棠与贬黄州无所为的苏轼恰是同病相怜。乌台诗案的遭际让苏轼渐渐领悟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真谛，用心去生活，去感受，不为遭际而悲伤，用阔达的视野去看待这个世界。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王安石去世之后，熙宁变法宣告失败。高太后起用闲居十五年的司马光意欲恢复旧政，同时启用苏轼为礼部郎中。司马光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希望纠正熙宁变法的种种弊端，然而他也走上了极端的道路，打算尽费熙宁之法。看到这一点，苏轼又站到了司马光的反面，这样大拆大建，在他看来是不利于朝廷法度的延续的。正在这时，枢密院的章惇成为掌握苏轼后半生命运的关键人物。司马光去世后，章惇在宋哲宗时成为宰相。章惇上位之后，顾虑苏轼的地位与影响，先是把苏轼责知英州，从核心位置上驱离，贬为一个六品的地方官，又继而再贬儋州。陈原说，人生的巨大落差常人难以承受，但在苏轼看来，经过黄州时期的苏轼已经不是苏轼，而是苏东坡，诗人称之为“坡仙”。他的仙气便在于心游物外的达观与“心安即是家”的顺适，便如他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们面对纷乱的世界、坎坷的命运，将如何自处？苏轼写在数百年前的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无疑颇有警策作用。词中所表达的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成为后世多少文人人生漂泊、境遇窘迫时的内心安慰。苏轼一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不少是因为贬谪。但是，苏轼眼中看到的未必尽是条件的艰苦，处境的困顿。他愿意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他被动来到的他乡，他愿意用达观的心灵去消化生命的苦痛。正因此，身处天涯的东坡看着海南春日的美景，淳朴的风俗，自然有了“不似天涯”的赞叹。

□本报记者林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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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辙在徐闻递角场依依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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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卓朝兴通讯员陈菀铃实习生梁馨尹报道：湛江又上央视了！央视纪录频道8月1日播出纪录片《定风波》第二集，讲述了苏轼与雷州西湖的渊源（详见本报8月3日04版）。8月4日，《定风波》第五集播出，又提到了苏轼当年在徐闻递角场与弟弟苏辙依依惜别的故事，再度引起观众、网友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据悉，7月31日，五集纪录片《定风波》在央视纪录频道（CCTV9）晚上8:00黄金档开播。该片以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体现了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突出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从政业绩，也展示了他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领域卓越的建树，以独特视角带领观众走近这位千古名家，抒其天下之志，品其诗与远方。央视精心制作的纪录片《定风波》并未局限于采访解说配合实物资料拍摄的传统制作模式，而是选择在意象丰富、充满中式美学的模拟场景中展开生动鲜活、情感丰沛的角色演绎，艺术化还原千年前的历史场景，重构和充实观众对于历史人物与文化事件的记忆与情感。《定风波》第五集“结庐记”中讲述：北宋绍圣年间，苏轼先是被贬至惠州。然后，朝廷一纸诏书再将他贬至海南儋州。苏轼与弟弟苏辙在雷州短暂相遇后，又在徐闻递角场依依惜别。央视主播娓娓道来：“1097年，北宋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苏轼在徐闻递角场辞别苏辙，登上了一条渡海的客船。临别之际，他向苏辙交代，勿忘故乡的祖宗坟墓，听上去仿佛是遗言。”据介绍，宋代的徐闻递角场，不仅是当时南方繁忙的水陆交通要塞和著名海盐生产基地，也成了众多被贬海南官员和墨客的必经之地。史书中记载：“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北宋大文豪苏轼被贬海南和离儋北归时，均途经徐闻递角场，触景生情留下了多篇传世佳作。其中，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1097年），被贬儋州的苏轼与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在雷州相遇。苏轼在雷州停留3天后，苏辙送哥哥前往徐闻渡海去海南儋州，曾在徐闻递角场停留。兄弟俩同游于海上。苏轼当时百感交织，提笔写下了《别子由渡海》一诗来安慰弟弟苏辙。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六月十日，苏轼获赦离儋北归，二十日夜返回至徐闻递角场。是夜，在递角场苏东坡又写下了《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曰：“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卓朝兴陈菀铃梁馨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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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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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椰子壳制作的帽子，不仅式样古朴简单，大家好奇地争相观看，而且插上发簪轻便安放，头发都感觉不到呢！”920多年前，宋代大文豪苏轼（苏东坡）在贬居儋州两个月后的一天，对其父子这项发明的美妙之处大加赞叹。陪伴他的儿子苏过将一顶这样古怪而新奇的帽子寄给贬居雷州的叔叔苏辙，被逗乐的苏辙写了一首诗《椰子冠》，父子俩各自和韵了一首。苏东坡就是在和弟弟的诗中赞叹，并忆起当年在京城作高官时制作了后被众人效仿的“子瞻帽”，而慨叹自己“何事不违时”。苏东坡父子叔侄戏作《椰子冠》，留下千古诗歌佳话，也反映了他在艰难困苦中依然热爱生活、乐于创造，把不幸变有幸的睿智与洒脱。A盛赞椰壳帽和作《椰子冠》宋绍圣四年（1097）九月，苏东坡谪居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的第三个月，租住在破旧的官屋伦江驿中，过着遇秋雨袭茅屋“一夕或三迁”“黄叶落枕前”和“芋魁尚可饱”的凄清日子，可他天生不忘找乐子，一件与海南椰子有关的趣事发生了，至今传为美谈。有一天，在接过一个扒掉外衣开了口的椰子，苏东坡突然有了兴致，便学陶渊明取头上葛巾滤熟酒的方法，用疏巾将椰子水滤出，邀旁人一起当作美酒畅饮。后把空椰壳交给儿子苏过，在专门指导中，一起将它制作成帽子，并进行试戴，引得众人围观。古代官吏的礼帽被称作冠，这椰壳所制帽自然被称作椰子冠。喝椰酒制椰帽当场开怀了一通，过后不久苏东坡写了一首《椰子冠》诗：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爰盎，字丝。《汉书·爰盎传》载称，侄子爰种规劝要去为相的爰盎，说吴王骄奢日久，身边多是奸佞小人，到了吴国可考虑南方低湿应多饮酒，少管闲事以避害。仪指仪狄，夏禹时善酿酒者。《战国策·魏二》载称“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苏东坡在这首诗的开头说，他来海南岛不仅能像爰盎一样天天喝上美酒，避离祸害，这美酒还是现成的“天然牌”椰浆，连像仪狄那样的酿酒师都不需要了。把椰子水当作酒，古书多有说法。《孙公谈圃》载：椰子本出伽卢国，其实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国所酿，多不同。《番禺杂编》曰：椰子中有汁二三升许，蕃人好饮，谓之椰子酒。宋人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中，也言椰子“皮中子壳可为器，子中穰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极清芳”。平常爱酒和熟读史书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把椰子汁液当水或乳饮，而是乐于当美酒来品味。苏东坡不仅感叹上天给予的美意，说他激动地用疏巾过滤椰酒邀客，还感慨从此有了做椰壳帽的工匠。这工匠他是有意指儿子苏过，就像《汉·高祖纪》中所载“以竹皮为冠”的鲁国名匠薛治。制出的帽子，不仅简朴可爱，戴在别有银簪的头上很安稳。这诗中有赞美海南和夸赞儿子的成分，更多是得意于父子俩的发明。这让他也想起曾自作的“子瞻帽”，所以最后自豪地慨叹“我东坡什么事情不与时流相违背呢？”这首诗是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同题诗所写。贬居雷州的苏辙收到侄儿苏过所寄的一顶椰帽，也被这新奇玩艺逗乐了，当即作了一首《椰子冠》诗，并将此诗与告知其居住情况的《东亭》《东楼》两首诗一并寄到海南。隔海思念，兄弟不时诗词唱和。苏东坡以苏辙（字子由）所作原题诗《次韵子由三首》，其中一首便是《椰子冠》，苏过也和韵作有《椰子冠》，由此创造了琼州海峡两岸父子叔侄三人同题诗咏海南地方风物椰壳帽的传奇佳话。苏辙在诗中说他的衰发秋来多半已斑白，而且稀疏到几乎不能簪住的地步了，突然有了奇异之帽可戴，刚好避免头发稀疏不能为仪之尴尬。束发戴帽，对镜一看，哈哈，竟像个老法师的怪模样，“垂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苏辙有屡经迫害、饱经沧桑的言外之意，苏过在诗中也有贬谪异乡、穷途末路的感叹，但他说叔叔戴上椰子冠，就像汉高祖刘邦当年还是下层官吏时戴竹皮帽一样潇洒并留美后世，“椶子偶从遗物得，竹皮同使后人知”。《椰子冠》是苏过上岛后写的第一首诗，这首特别的咏物诗，和其父其叔的都被后人收进文集中。在三人所作的《椰子冠》诗中，或有不必为贬到南蛮之地感到可悲的自我安慰，或有借题发挥远离仕宦表达的乐隐之志，或有冲淡苦难沉重的轻松超脱，共同点则是诗中都自然溢出安然享受与生活情趣。可以说，椰子冠拨动了他们心灵和谐共振的琴弦，也撞响了隔海相望彼此激励的钟声。至于后世学者有争论，或说椰子冠是当地人所作，或言为苏过所研，或称是苏东坡所制，其实已不太重要，或许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精美诗作，而让椰子冠这种独特的帽子从古至今一直在书籍和人们的口头上生动传颂着。创制子瞻帽风靡成时尚B写《椰子冠》让苏东坡想起10年前最风光的一段生活，诗中“更著短檐高屋帽”隐藏着他富有荣光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在京城创制“子瞻帽”，被搬上戏台，还赢得皇帝欢颜，此事一直为全国士大夫们津津乐道。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高太后反对变法，掌权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在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斥的人也陆续被起用。苏东坡从这年六月刚到登州任知州5天，便被召回京都开封，8个月内就被朝廷擢升三次，成为专门草拟诏令的翰林学士（有“内相”之称）。苏东坡喜欢在家宴客，也爱住在宫中练习瑜伽和养生之道。闲暇时，一向喜欢新鲜和玩乐的他发明了一种特别高的帽子，顶窄而微向前倾。苏东坡出门和交游都戴着，不曾想此举竟流行开来，引众多文人争相效仿，以戴此类帽为时尚，后来这种帽子便以苏东坡字号为名，被称作“子瞻帽”。宋人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和南宋文学家洪迈《夷坚志》中均有“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类的记载，称逢年过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戴“子瞻帽”。元祐二年（1087）7月26日，52岁的苏东坡被擢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皇帝的老师）。就在这年的一天，他陪哲宗游醴泉观，观赏流行宋代的杂剧。那是一种集歌舞、游戏和竞技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常以优伶的机智与幽默来取悦观众。说来也巧，苏东坡的妙事已被敏锐的艺人作为素材搬上舞台，正在热演。一群伶工相互自夸文章，扮演丑角的才子型伶人丁仙现，头上正戴着“子瞻样”的高帽，他向前迈步喝住众人不必吵，并朗声道：“吾之文章，汝辈不及！”众伶不信，他又道：“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这个滑稽短剧，苏东坡曾连同陪皇帝宴于醴泉等情况笑说给了李廌听，作为苏东坡弟子“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还把此写进《师友谈记》中，并在艺名为丁仙现的丑角演到以“子瞻帽”唬住众伶时，写到皇上微微一笑，“顾视苏轼甚久”。这场戏无疑真实，但有学者在考究中怀疑，苏东坡那时常所戴的帽桶比通行的要高得多、而帽檐却很短的高筩檐帽，应为其妻王闰之制作；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是苏东坡自行设计，由其妻缝制。“子瞻帽”作为京都风尚，实际上苏东坡已成为当时文坛艺苑的盟主。因为出众的才华、崇高的地位等，几乎人人崇拜他、羡慕他。他走到哪里都会成为热点，他的帽子也会成为焦点。北宋著名书法家、苏东坡好友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生动地记述了元祐二年六月的一天，在驸马王诜（晋卿）西园的一次聚会，众多诗人、书画家、鉴赏收藏家，“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而居中“捉笔而书”者，正是身着黄袍、头戴乌帽的苏东坡。这年七月，绘画技艺高超的道士李德柔主动为苏东坡画像，其画作极为醒目之处也是高筩檐帽；元初大文豪赵孟頫所画《苏轼像》，除了手杖，高筩檐帽也是标配；清初大画家、“八大山人”的朱耷所画的《东坡朝云图》，苏东坡也是头戴此种便帽。似乎不戴“子瞻帽”的画，画的就不像是苏东坡。如今，在互联网上搜索，还有不少网店在销售各式“子瞻帽”，只是网上网下都已不见明《正德琼台志》也记载过的“椰子冠”。目前在海南城乡虽均可看到不少椰子壳工艺品，但遗憾也不见此冠。这也许是当时苏东坡本人也想象不到的一桩怪事。苏东坡信奉和实践的是乐活哲学，他喜欢笑谑别人，也会被别人取笑。据说他出了一个《人不易物赋》的题目叫后生作文，其中一人继承师法，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其实，这讽刺性对联和那出滑稽小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均针对“流行潮”，有力讥嘲了那些盲目追求时髦附庸风雅的人。从这个方面来说，苏东坡就是以真实而富创意的生活，无意间奉献给艺术创作的一些“猛料”。C何事不违时沉浮不苟随对于读者来说，《椰子冠》一诗的尾句“东坡何事不违时”，像苏东坡对待椰子酒一样，非常值得品味。苏东坡在写此句时，或许想起了较多往事，而阅读此句者，一定会就苏东坡不同于常人性格方面联想到很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苏东坡的“违时”，深刻影响着他的命运沉浮。苏东坡贬居海南留存的其他诗文中，或现或隐提到当年同朝做官的巨僚王安石、韩琦等朋友。如在《梦韩魏公》中，称韩琦骑白鹤来邀他同去任要职；如在《唐允从论青苗》中借城北七旬老人的话说“宰相（王安石）何苦以青苗钱来困我”；在初来儋州安顿不久，苏东坡写《椰子冠》诗中豪言自己“何事不违时”，定然会想起故去的当年叱咤风云的“政敌之友”。“不违时”之问即是“违时”之实，其实就反映了苏东坡在政治生涯和人生道路上从不“随风一边倒”，也就是他常在诗文中说的“不苟随”。在写《椰子冠》的前一个月，苏东坡想起他很佩服的故友黎錞和刘贡父，想到刘开玩笑称黎是品德高尚的“黎檬子”，想起当年众人一起出游在市集上果然听到有人叫唱“卖黎檬子”的开心事，而贬来海南所居地竟也有这种果木。他闲坐时就感叹他们生前的风趣不能再现，不朽于世和善写文章的两友均是恪守道义，不是随随便便、苟且随和的人，所以他在《书黎檬子》中写道：“刘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赞故友其实也是表白自己也是这世上不苟随者之一。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尽显刚直本色，屡次上书皇帝就其弊端强烈反对，还再三写诗文讥讽，结果被政敌中的小人陷害；司马光成为宰执时要尽废新法，苏东坡认为实行了多年的免役法相比恢复差役法对百姓来说是利多弊少，便力争保留。明知自己官运亨通跟司马光大力提携有关，竟也当面与司马光争个面红耳赤，毫不顾忌面子。争罢回家还恨恨地连声大叫：“司马牛！司马牛！”结果可想而知。苏东坡对北宋官场上争权逐利、明哲保身等不良现象深恶痛绝，这可从他《与杨元素》的书信中得到鲜明验证：“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然多不随耳。”贬到海南后，苏东坡虽已年过六旬，但依然留心政局。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依然保持从政时的不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心性，以致于在喝椰子酒、制作椰子冠时，还不由得发出“何事不违时”的浩叹。说到苏东坡生性不会阿谀奉承，自然会让人想起他的“不合时宜”。《梁溪漫志》载：一日东坡退朝，按照他的养生法，食罢摸腹徐行。见婢女便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有说“都是文章”，有说“都是智巧”，苏东坡或不以为然，或未以为当。最后王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把她当作红粉知己。苏东坡来海南离开惠州前，分担了苏东坡20余年悲欢的爱妾朝云不幸病逝，他按其遗愿给葬于丰湖栖禅寺大圣塔下一片松林中，并在所修的六如亭亲自镌上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联，既有对朝云的无限怀念，也包含了苏东坡对自己一生坎坷际遇的由衷感叹。苏东坡特立独行的不合时宜，和他独成一道风景的子瞻帽、椰子冠等富有情趣的发明，无疑为后世一直喜欢他增加了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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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植树情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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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从小喜欢种树，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在家乡附近的山冈上种植松树，作有《戏作种松》诗：“我昔少年日，种树满东冈，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科举入仕后，苏轼曾在多地任职，仍然不忘植树，也因此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凤翔东湖柳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后，操劳一生的苏母没来得及分享儿子的快乐即病亡，悲痛欲绝的苏轼告假回老家丁忧。一直到嘉祐六年，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挂一个京官的虚衔出任地方州府的副职，这也是他走上仕途的第一次赴地方任职。凤翔位于陕西省西部，古称雍，是周、秦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华夏九州之一。府城东南隅有一湖，名曰“东湖”，古称“饮凤池”，相传周文王元年，瑞凤飞鸣过雍，在此饮水而得名。二十四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太守的助手，协助太守处理政务。苏轼尽心尽职，体察民情，治理水灾、减轻赋税等，样样干得都很出色。作为文人雅士，苏轼在工作之余常到凤翔的名胜古迹游玩，饮酒赋诗。苏轼老家位于巴蜀之地，山清水秀，“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一人在外，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好在城东有饮凤池，“入门便清奥，怳如梦西南”。到此有到家乡之感，所以饮凤池是他常去之所，有诗云：“闻昔周道兴，翠凤栖孤岚，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毵。”于是，苏轼有治理饮凤池的打算。据《凤翔县志》记载，苏轼到任的第二年，就带领民众进行疏浚，扩大水池的面积，开渠引来城西北的凤凰泉水注入池内，在池中种植莲藕，在岸上栽植柳树，建亭修桥，筑楼成阁，并改名为“东湖”。每到夏季，湖内荷叶田田，莲花怒放，岸上亭台水榭，垂柳依依，成为旅游观光的胜地。苏轼在东湖植柳带了个好头，后来的历任官员、名人雅士多在此栽植柳树，作诗吟诵，以致岸边柳树成荫，绿绦拂堤，枝叶婆娑，成为东湖一大景观。当地人称“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为“凤翔三绝”。现在人们为纪念苏轼，在东湖岸边立石碑一块，上书“东坡植柳处”。西湖苏堤春晓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太守，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苏轼刚到任，就遇上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上供的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此时的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杂草丛生，湖水干枯，葑田已占西湖之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在上任的第二年，苏轼上书朝廷，要求疏浚西湖。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苏轼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人工，清除湖中杂草，挖走淤泥，并废物利用，用杂草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一年四季，姹紫嫣红，五彩缤纷。每逢阳春三月，堤上垂柳初绿、桃花盛开之时，绿柳如烟、红桃如雾，红翠间错，灿烂如锦。游人漫步堤上，看晓雾中西湖苏醒，岸上花红柳绿，婀娜多姿，春风骀荡，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心旷神怡，称之为“苏堤春晓”。苏轼有诗描写道：“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南宋时，这里为人们常年游赏的地方，尤其是清明节期间，游人如织，以致成为繁华闹市。《武林旧事》描写游湖盛况道：“苏堤一带，桃柳浓阴，红翠间错，走索，骠骑，飞钱，抛球，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跃圈，斤斗及诸色禽虫之戏，纷然丛集。又有买卖赶集，香茶细果，酒中所需。而彩妆傀儡，莲船战马，饧笙和鼓，琐碎戏具，以诱悦童曹者，在在成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间柳花”的醉人景色。定州东坡双槐元祐八年九月，苏轼任定州太守。他到定州任职虽然仅有半年时间，却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业绩：整顿军纪，疏通民意，引进稻种，整编秧歌，植树造林。在北方的树木中，苏东坡最喜槐树，这种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夏季花香满园，清雅宜人，严冬季节耐寒抗雪。苏轼曾有《槐》诗云：“忆我初来时，草木向衰歇。高槐虽经秋，晚蝉犹抱叶。淹留未云几，离离见疏荚。栖鸦寒不去，哀叫饱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正因为苏轼喜爱槐树，他在定州文庙前院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这两棵槐树东西并立，历经近千年而不衰，被称为“东坡双槐”，春夏时节，枝繁叶茂、浓荫蔽日，茂密的树冠直径都在10米开外，似两个巨大的绿色伞盖，阵阵槐花清香时而袭来。居东者树根凸露，如巨大的龙爪匍匐于地，躯干粗大，五六个人手拉手不能合围。居西者躯干分裂成板条状的两部分，各向东西，中空，七八岁的小孩在里面可卧可立。《定州志》记载，“东者葱郁如舞凤”“西者虬枝如神龙”，因此又叫“龙凤双槐”。2014年开始，国家森防总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美丽中国──人文古树保健行动”，按照“外观形象奇特、历史积淀厚重、应用前景广阔”的标准，从征集的众多人文古树中遴选100株，作为国家级人文古树保健对象。“东坡双槐”成功入选“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眉州三万青松元祐元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的朋友贾讷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苏轼作诗《送贾讷倅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诗中提到的“老翁山”即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苏轼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妻子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手植青松三万栽”正是20年前安葬亡妻王弗时所栽，目前应该是枝干盘曲、郁郁葱葱，发出阵阵松涛了。至和元年（1054），苏轼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天生丽质，贤德温淑，侍亲甚孝，受人尊爱，对苏轼为人处世以及治学为仕，都是最贤内助。二人婚后情深意笃，恩爱有加。王弗在治平二年（1065）卒于京师开封，葬于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王弗去世，对苏轼是巨大身心打击，成为一生之痛。苏轼满含深情撰写《亡妻王氏墓志铭》，全面而又重点突出地叙述王氏夫人的生平，充分肯定其是恪尽妇道的典范，表达了夫妇之间超乎寻常的深厚感情，在结尾感叹道：“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表明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心情沉重的苏轼为纪念亡妻，在墓地的山冈上栽植松树三万株。“三万株”虽然是虚指，但也可见苏轼在山上栽植松树规模之大，松柏青翠满山冈，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寄托着浓浓的哀思。熙宁八年（1075），苏轼来到密州任太守，这一年的正月二十，一个冷清孤寂之夜，他梦见了爱妻王弗和山冈上茂密的松树。醒后，苏轼回想梦境，往日与妻子恩爱的情形历历在目，他不禁泪湿衣襟，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此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直抒胸臆，真挚感人，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词的下阕记述梦境，抒发了苏轼对亡妻执著不舍的深情：“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墓地上亲手所栽的松树，尽管仅有十年的时间，尚很矮小，但是苍松翠柏却能陪伴着长眠的妻子。全词思致委婉，境界层出，情调凄凉哀婉，成为悼亡诗词的绝唱。贬谪仍怀植树情苏轼在政治上恪守传统，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加之性情耿直，直言谏君，屡遭贬谪，仕途坎坷，历尽浮沉。然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苏轼的植树情结始终如一。元丰二年（1079），任湖州太守才三个月的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解职入狱，险遭杀身之祸，在众人的营救下于次年被贬往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苏轼谪居黄州期间，为帮补生计，在公务之余，带领家人在郡城东面山坡开荒种地，谓之“东坡”。并在此建造草屋，命名“雪堂”，“东坡居士”之别号由此而来。苏轼在东坡亲手种植了柳、桑、枣、栗等树。他在和友人孔平仲的一首诗里说：“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绍圣元年（1094）六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谪居惠州（今广东惠州）。苏轼在白鹤峰顶置地建屋，委托友人为他提供柑、桔、柚、荔枝、杨梅、枇杷、松、柏等果木，种植在新居周围。林木森森，果香芬芳，为苏轼营造了诗意的田园生活，他在《惠州白鹤峰上梁文》写道：“自笑先生今白发，道旁亲种两株柑。”

讷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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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得主张炜的东坡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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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眉张炜的新作《斑斓志》是一部关于苏东坡的讲座集成。张炜以十数年深研之功，兼诗学、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及社会思潮溯源之综合探究，力避陈言俗见，直面东坡文本。全书分七讲并一百二十余题，每题必有独见，每见必得服人，呈显出作家独有的思想深度与文章才情。为什么要讲苏东坡？要写苏东坡？张炜如是回答：“有关苏轼的文字太多了。现当代这方面的文字，从林语堂那本传记出来以后，苏东坡的基本精神面貌及其他，包括学术上的大致走向，也就在某个层面上形成了。苏东坡作为一个形象，在人们心目中是相当固化的。当然，许多出色的苏东坡研究也出现了。我不是，也不想写一部苏东坡的传记文字，更不是写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文字。一个当代写作者对一个古代写作者的全面接触，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及其他，都要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读作品最终还是读人，苏东坡的全部文字都通向了他这个人。”书名为何叫《斑斓志》？张炜解释道：“这是其中一章的题目而已。‘斑斓’这个比喻其实很直接，因为苏东坡的人生，比其他诗人更加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特征。他和一般人的确是大不一样的。看看他一生做下的事情、达到的水准、踏入的方向，都会有这样的感叹。这个人的确太丰富太有趣了，绝不贫瘠。有的诗人或艺术家，或生活中的其他人，也很专注很深入，但就多姿多彩这一点来说，还远不足以使用‘斑斓’二字。有人可能觉得这个词用到其他人身上也勉强可以。不，用到苏东坡身上才最为贴切。”身为作家，张炜写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阅读。自然，包括对苏东坡的阅读和关注。张炜非常喜爱苏东坡，但这种爱，并非满足于古今流传的关于东坡的通俗故事，或是人见人爱的所谓“旷达苏观”的性情之类。爱苏东坡，就要懂得苏东坡。而要真正懂得苏东坡，张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阅读苏东坡，读他所有的文字。”他要求自己“除去他人无数的描述和研究之外，我还要将其诗词及策论诏诰等公文全部读过。”他感叹：“真正进入（东坡）浩瀚的作品才发现，以前自己有关诗人的印象与认知是多么肤浅，他对我而言基本上算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张炜不仅阅读了东坡大量的文字，同时对东坡的遗迹遗址也饶有兴趣，仅东坡老家眉山，他就曾两次造访。2008年9月，张炜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小说界》主编魏心宏之约，专程到眉山参加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研讨会。2011年8月，张炜450万字的巨著《你在高原》荣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12月25日，张炜又一次来到眉山。他曾两次走进苏东坡的故居，他说，每到一次三苏祠，他的“武艺”就要增长许多。离开眉山八年后，张炜便向东坡迷们捧出了一道诗与思的盛宴《斑斓志》。书中有不少独特视角下的振聋发聩，独辟蹊径中的深思别悟，独树一帜的真知灼见。他站在人性和诗思的高度，从各个层面观照苏东坡，是一次接通千载的幽思，一次打通古今的有益尝试。（据《华西都市报》）

刘川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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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峡中心郡　巴城四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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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依山傍水，长江穿城而过，唐贞观八年唐太宗赐名忠州，民国二年设忠县。地处巴楚交界的忠县是古时进出巴蜀的必经水上通道，众多文人往来唱和，吟咏出一幅绚烂的诗歌地图。“巫峡中心郡，巴城四面春。”一千多年前，诗人白居易情不自禁地道出忠县的美景。今天，我们重走忠县古诗路，追寻他们的足迹，以及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忠县古诗的县文联秘书长向金龙介绍，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文人为忠州留下300多首古诗。李白为石宝寨写下第一首诗忠县有一个地方天下皆知，它便是“江上明珠”石宝寨。它也是诗人最喜欢吟诵的对象。忠县长江北岸，临江一块巨石孤峰陡然拔起，相传为女娲补天所遗的一尊五彩石，故称“石宝”。此石形如玉印，又名“玉印山”。明末谭宏起义，据此为寨，“石宝寨”由此得名。石宝寨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经康熙、乾隆年间修缮。塔楼依山耸势，共12层，全系木质结构，飞檐展翼，造型奇异，被誉为世界八大奇异建筑之一。古诗人往来长江水道，途经此地，惊叹之余，留下众多吟诵之作。曾写下“思君不见下渝州”“朝辞白帝彩云间”的李白途经忠州游览玉印山，诗兴大发，题诗赞道：“霞映孤峰峙江滨，孑孓蓬莱在凡尘。古木绕壁壁俊伟，彩霓连峰峰连云。上矗峨嵋难攀顶，下屹此峰不能登。何日乘龙跃山脊，普洒霞光济苍生。”据查证，这首名为《连云山》的古诗就是写石宝寨的第一首诗。写石宝寨的诗为何名为“连云山”？向金龙解释，李白登石宝寨顶峰远眺，群峰江水连成一片，如蓬莱仙境，遂题“连云”于其壁，石宝寨因此也叫“连云山”。古往今来，明代杜一经、清代侯若源和王尔鉴等诗人曾写下《玉印山》《登石宝寨》《石宝寨》等众多诗篇。如今的石宝寨已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4月，历时3年多的石宝寨抢救性保护工程完工。重新亮相的石宝寨，在巨型围堤环绕下，成为长江上一处大型江中“盆景”，每年吸引游客数十万人次。白居易与忠州的怨与爱在古代大诗人中，与忠县渊源最深的当属白居易。818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擢升忠州刺史，在此为官一年多，留下诗歌百余首。这一年多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其实，白居易刚来的时候，对忠州的印象很差。”忠县本土文化研究者林亚才介绍。那时的忠州人口不足五万，偏僻荒凉、生活贫瘠。“……吏人生梗都如鹿，市井疏芜只抵村……更无平地堪行处，虚受朱轮五马恩。”白居易写的《初到忠州赠李六》，就道出了诗人的失望之情：市井疏芜，山地不平，车马都不能通行，这哪里像个州府，简直就是个荒蛮之地！但当诗人安顿下来后，却渐渐喜欢上了忠州的风土人情。这里人口稀少，民风淳朴。白居易在忠州留下的百余首诗中，有不少反映其政事治绩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对工作全身心投入，轻徭薄赋，劝农勤作。他在《代州民问》中写道：“官职家乡都忘却，谁人会得使君心？”在《东坡种花》中感慨：“养树既如此，养民也何殊？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劝农均赋租……省事宽刑书。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出生于忠县的著名作家马识途曾指出，白居易在忠州创作的诗词，“更能体现他‘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为人民而歌唱的特点。”公务之余，白居易赏花弄树，饮酒悠游，写下不少反映民俗、咏景咏物之作。此时的白诗风格发生变化，以含蓄为主要意境，达到他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高峰。白居易还在忠州干了一件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最早把竹枝词从民歌变成一种新的文人诗体。“瞿唐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白居易在忠州留下的《竹枝词四首》主要描写了三峡风光和对民众的同情。“竹枝词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而来，唐代顾况、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诗人都有作品，遂成一体，盛于一时。”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介绍，白居易写竹枝词是在819年，3年后，唐代的另一位诗人刘禹锡到夔州（今奉节县）任刺史期间，才写下两组竹枝词共11首。“可以说，竹枝词这一有着浓郁地方特色的民歌奇葩，经白居易肇其端，刘禹锡扬其波，才风行大江南北。”鲜于煌说，后世不少人认为竹枝词最早由刘禹锡所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已故忠县学者程福耀曾在《白居易与忠州》一书中指出，白居易开创了写作竹枝词的先河，“凡研究竹枝词之起源者，不可不知白氏之竹枝词创作。”820年，白居易奉调回长安（今陕西西安）。当真要离开时，诗人却有了许多不舍：“数来犹未怨，长别岂无情。恋水多临坐，辞花剩绕行。”（《留题开元寺上方》）白居易走了，但他留下的诗作成为忠州的一笔宝贵财富，也让这座江边小城成了历代诗人的膜拜之地。明朝崇祯年间，在忠州知州马易从的倡议下，白公祠建成，成为历代文人凭吊白居易的胜地。去年，改造后的白公祠开放，醉吟阁、怀远亭、四贤亭等重新修缮，新增忠县书法家撰写的白公诗林和一片白居易最爱的木莲林，3个展厅以声光电的形式再现了白居易在忠州的历史情景，成为忠县又一处文化景观。古诗颂扬“忠文化”忠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忠”字命名的城市。唐贞观八年（634年），因巴蔓子“刎首留城”的壮举和三国时期严颜“宁当断头将军，不当投降将军”的气节，唐太宗将此地赐名忠州。为了纪念这二位将军，历代诗人留下不少缅怀诗篇。白居易在《登城东古台》写道：“巴歌久无声，巴宫没黄埃。靡靡春草合，牛羊缘四隈。”宋时，苏轼、苏辙兄弟游历忠州时亦留下两首同名诗《严颜碑》，“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高”等名句，千古传诵。不仅是巴蔓子和严颜，在中国历史上因忠义流芳千古的人物，不少都与忠县有难以割舍的关系：东吴名将甘宁、中唐名士陆贽、明末女将秦良玉……因为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这片土地留下了诸多忠义之歌。“在我们收集到的300多首忠州古诗中，关于‘忠义’的至少有100多首，其中，写陆贽的最多。”向金龙介绍，明代诗人姚夔就曾写诗盛赞陆贽：“仁义百篇唐孟子，排奸劲节凛秋霜。人生一死终难免，落在忠州骨也香。”陆贽何许人也？为何“落”在忠州？陆贽是唐代名相，精于吏治，秉性贞刚，最终他遭受诬陷被贬为忠州别驾，在忠州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0年。其间，他每日在翠屏山麓的山洞独自读书，其读书洞至今犹存。陆贽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50卷，供人们治病使用。陆贽临终遗命简葬忠州翠屏山，历代官吏文人到此祭拜不断。1998年，其墓修复竣工，墓碑为马识途所书。明代倪伯鯕在《吊陆宣公二首》中感叹：“劲节不随陵谷变，忠魂应与日星悬。古来多少岩廊者，谁是先生大义全。”清代熊学埙在《谒陆宣公墓》中写道：“墓草连天暗，忠魂揭日光。阳城休悒悒，内相葬桐乡。”时代变迁，忠县人的忠义精神依然未变。近年来，忠县以弘扬“忠文化”为切入点，根据时代发展赋予其新内涵，并升级改造了一批体现“忠文化”内涵的标志性历史街区；拍摄了展示“忠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专题纪录片《忠·城》等；打造出以“忠文化”为主题的实景剧《烽烟三国》。随着时代发展，“忠文化”的内涵得到不断拓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也不断滋养着当今忠县儿女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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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介学视角下理雅各《诗经》译本中文化意象研究

学术论文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意味着文学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间的转化，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中研究文学翻译的分支学科，所强调的已不是传统的“信、达、雅”，而是去窥探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等问题。译介学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研究文学翻译及翻译文学，进而思考异质文化交流的深层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诗歌创作和发展的基础。《诗经》的英译本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开端，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十九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的《诗经》一直是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标准译本。随着国外汉学研究的深入，各学界对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主要从语言层面出发，对单个或多个译本进行研究。相对而言，从跨文化视角对理雅各《诗经》译介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主要运用文本细读和文化研究的方法，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了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与失落，及译者的文化背景在文本中的呈现。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理雅各对文化意象的传递主要采取异化及加注的翻译策略;其次，理雅各对文化意象传递的失落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误释;最后，这种误读与误释源于东西方文化中对人文持有的不同态度。该论文是译介学应用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的一次尝试，进而指出理雅各对文化典籍的翻译为中国古代诗歌翻译提供了一个典范;给中国学界提供一个与国际汉学界对话的重要平台。　　全文由以下五部分构成:　　第一章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意义及论文框架。第二章是本文的文献综述。主要简介理雅各及其《诗经》英译本，并简要概括理雅各《诗经》英译本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第三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重点介绍了译介学的基本概念及译介学中的创造性叛逆及文化意象。第四章则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理雅各《诗经》译本中的文化意象的传递与失落。本章首先对诗经的文化意象进行分类;其次，对理雅各《诗经》译本中有关婚恋、宗教及政治制度等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并探讨在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变形与失落;最后，通过对比中西文明对人文的不同态度剖析翻译中文化意象失落的原因。第五章对于以上研究做出总结，及简要说明本文的不足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面。

周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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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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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太行山脚下。跨过易水河再往南行几十分钟，村口那几株高耸而散立的白杨树便跃入眼帘。据说两岁那年，一见到车窗外浩浩荡荡、奔流向前的河水，因一路颠簸而哭泣不止的我，竟忽然平静下来，并出神地向外观望。大概是我与这易水有着某种神奇的缘分吧。

周逸涵[1];余亚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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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苏轼、贺铸祭妻词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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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江城子·记梦》和贺铸的《鹧鸪天·半死桐》堪称古代祭妻篇章的不朽,同以真挚沉痛见称,同样具有回肠荡气的艺术感染力。但相较而言,又可品味出二者的不同来。苏词以抒情见长,情思浓郁;贺词以述理取胜,出语简淡。苏词以泼墨如水、大开大合的方式直写浓情;贺词以惜墨如金、沉郁顿挫的方式曲写失妻之痛并借以抒发人生感慨。

陈爱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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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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