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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研究史

学术论文

黄庭坚是宋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与苏轼并称“苏、黄”，其诗歌作品集中体现了宋诗的各种典型特色，历来被视为宋诗的集大成者。以他为宗主的江西诗派既是中国诗歌史上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诗歌流派，同时也是遭受批评或者批判最为猛烈的诗歌群体之一。考察历代学者对江西诗风的批评情况亦可得知，针对江西诗风的多数批评，源于江西诗派是唐以后最具自我面目而与唐诗相异的诗歌流派之一。有关唐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论几乎持续了近千年，对江西诗派诗歌褒扬和批评也持续了近千年。有关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各种争议涉及面之广，参加人员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文学史上似无出其右者。对这样一个在当时和后世影响如此巨大，而有关争议又如此纷纭复杂的诗派有必要做出系统、全面的审视与考察。江西诗派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对于江西诗派在后世传播与影响的研究、对历代江西诗派接受情况的研究、对历代有关江西诗派诗集刊刻、年谱撰写的研究、对唐宋诗优劣论与江西诗派影响升降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某些课题基本上还是空白。现正值二十一世纪之初，学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在总结并汲取前代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取得无愧于时代的学术进步。因而这样一个较为重要的，具有总结回顾性的学术史研究课题就有必要尽快予以完成。本论文的目的即在于尝试填补这一学术空白，这对深化江西诗派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不仅拓展了江西诗派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而且能更清楚地审视江西诗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对于考察宋以后的文学思潮和诗风演变也不无助益。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黄庭坚诗歌的早期流播、评价及江西诗派的建立。江西诗派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个自觉形成的诗歌流派。它有明确的宗主，一系列的创作理论，和后世公认的流派成员。诗派的产生与黄庭坚本人的创作成就与特色以及由此造成的模仿效法之风关系密切。考察宋人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各类评语有助于揭示江西诗派建立和成长的原因，阐明江西诗风笼罩一世的历史。二、自南宋以来有关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诗集的编撰、整理、笺注、刊刻、文献著录，包括年谱的编撰情况。这是后人研究江西诗派的重要方面之一。例如任渊、史容等人所作黄庭坚、陈师道诗注，前人对其功过是非未与足够重视，有必要重新审视、研究并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三、江西诗派自南宋以来的传播与影响，后世师法江西诗派者学习江西诗派的得失、创作成就等。例如金源一代模仿效法江西诗风者甚多，这些追随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有何独具特色之处?其在当时诗坛地位如何?创作成就怎样?四、系统梳理历代批评江西诗派的各种言论，着重对各个时代批评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言论，如严羽、王若虚、元好问等人的相关观点予以系统分析。指出其合理成份，纠正其谬误。本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多有创新之处。如关于南宋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问题，笔者通过翔实的考察判定陆、杨等人在其晚年仍与江西诗派关系密切，并未抛弃江西诗派的理论。断定在南宋晚期江西诗派地位有所下降时，江西派与江湖诗派有合流趋势，以反对江西面目出现的江湖诗派受江西诗派影甚大，充分证明江西诗风在整个南宋时期所具有的主流地位。论文对以批评江西诗派著名的批评家严羽的诗论重新作了审视，论证严羽的诗论违背了诗歌发展规律，在实践上也根本行不通;同时，严羽本身又受到江西诗派很大的影响。对于金源一代诗坛接受江西诗派的情况，论文举证批驳江西不遗余力的王若虚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学习江西而生涩拗硬的同时代人，其对黄庭坚等的批评也有个人意气成份在内，并不客观。论证元好问对江西诗派的接受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从早年的批评到中晚年能全面客观地评价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功过。论文还对长期以来有关唐宋诗优劣问题，苏轼、黄庭坚诗歌的优劣问题提出了个人看法。纠正了一些文学史上长期流行的谬误，对江西诗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重新给予定位和评价。

郑永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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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佛教的汇通

会议论文

本文介绍了佛教的中国化情况，简述了佛道之争与佛儒之争的概况，指出佛教的历史命运，正是因为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极其强大的同化力，连佛教这样精致的思想体系也避免不了这种命运；另一方面，作为异质文化，佛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也才能真正生存下来。

谭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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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论语集注直解》研究

学术论文

万历初年，社会动荡，皇帝幼冲。张居正作为朝廷首辅以及帝王师，始终秉持着“一切为了大明”的教育理念，在培养万历皇帝的各个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出于强化皇室教育、造就贤明君主的目的，张居正亲自主持经筵日讲，为万历皇帝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并编撰讲义。为了帮助万历皇帝更好地理解《论语》的精言要义，张居正便撰写《论语集注直解》为经筵讲义。　　本研究分别从《论语集注直解》的成书背景、与《论语集注》的比较分析、《论语集注直解》的结构特点、主要思想和历史贡献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张居正认为，“实用之理学”才是拯救社会的良方。因此，在编撰《论语集注直解》时，他选择继承了朱熹《论语集注》的注解。但是，由于受众对象不同等综合因素，形成了具有皇室教育特征的训释风格和逻辑结构。在解经授课的过程中，张居正侧重于为万历皇帝阐发帝王修身治国的政治理念，包括培养圣德、选贤举能和重视民生等方面，以期达到致君尧舜、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也反映出了张居正的经世实用的学术思想。《论语集注直解》作为一部皇家读本，字里行间都蕴含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心学风靡的社会背景下，《论语集注直解》以它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现实功用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论语集注直解》作为一本《论语》教材，既为皇室讲学提供了教育读本，也丰富了《论语》学史的理论内涵。张居正借《论语集注直解》一书向社会展示了理学依旧是朝廷认证的官方思想，其因材施教的基本主张也为《论语》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通过梳理和分析《论语集注直解》的体例结构、行文特点和逻辑风格等方面，不仅有助于揭示万历初年的思想潮流和皇室教育，更呈现了张居正的政治、思想和教育理念，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历时观照。

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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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浔阳“理趣”

报纸

■李宁宁宋代大文豪苏轼不仅是一位大诗人、大书法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天赋才情相比，苏轼身上就多出一些书卷气。这种唐宋诗人之间的差异，有的人把它归结为，唐诗以“才情”为长，而宋诗则以“学问”为胜。程千帆先生就提出：“唐人之诗，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宋人之诗，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这里所谓的“意”，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有思想深度和情感趣味的“理趣”。也就说诗文之中既要讲出一番独具见地的“道理”，而且要讲的生动形象有“趣味”。对诗歌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就像我们现在提倡的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就是要接地气、要吸引人，不能只讲正确的大道理。在这方面苏轼同样是一个大家，因为苏轼不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旷达的胸怀和深厚的学养，更有幽默、率真的天性，尽管，也曾多次遭遇贬谪，但仍然没有妨碍他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滋味，也不影响他把笔下的诗文写得很有趣味。苏轼留给浔阳的诗文名篇，《石钟山记》和《题西林壁》，无疑是这种“理趣”风格的经典。我们下面就简约地谈一谈，这其中的“理”在何处？这“趣”在何方？苏轼第一次登上庐山是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此前，他也曾路过浔阳，但这次是刚刚结束黄州的贬谪生活，在去河南汝州赴任的途中，经浔阳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实际上，苏轼对浔阳是不陌生的，一方面，他最崇仰的诗人陶渊明就是浔阳柴桑人，苏轼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陶渊明隔空对话；另一方面，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曾先于他到过庐山。所以，尽管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苏轼却没有一般人初次到名山大川那样，容易抒发各种直觉感官印象，而是产生去探究真相，尤其是庐山真相的强烈愿望。也因为这一点，他在《记游庐山》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为什么不想作诗呢？为什么面对庐山神奇莫测的景色，诗人一反常态决意不轻易写诗呢？这其中的缘由，让我们看到大诗人苏轼与众不同的个性。事实上，诗人不是不写诗，而是在诗人没有悟到特别之处，是不会轻易写到此一游的无趣诗。所以，他对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特别反感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首诗，没有独到的发现和领悟，完全是在蹭热度。正如宋代理学家们喜欢探究，万事万物背后的至理，苏轼似乎更喜欢在理性省察的同时，保持审美情感上的愉悦。所以苏轼理趣诗文的高妙之处即在于能够以情悟理，而又化理为情，使理趣具备了审美的属性。而这篇《石钟山记》便是一篇理趣相映的妙文。苏轼到湖口石钟山是有备而来的，他要印证内心的一些疑虑。因此，写这篇游记的初心，就是要探究“石钟山”所以叫“石钟山”的原因和事实的真相。苏轼的这种写作态度，是非常理性的，其中最为可贵的是苏轼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在这篇小小的游记里，苏轼不仅为我们介绍了由古至今有关钟声叙述的脉络，也为我们展示了由文献分析到实地验证的全过程，同时，以其渊博的学识，大胆地推测和联想到，湖口石钟的声音与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的关系。整个叙事有理有据，眼光独到，自信满满。所以，苏轼在文章的最后，毫不客气地表达“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至此，那个敢于大胆怀疑，又能够客观求实的诗人形象，就非常潇洒地立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发人深省的问题：“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亲耳听见，对于事实的有无，不能妄下断语。这个道理在古代普遍从众和人云亦云的语境下，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最直观的体现。不过，我们今天如果深究苏轼的论证，发现其中还是存在一些偏差的。晚清学者俞樾到石钟山后，经过周密考察，认为其命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外形来考虑的，“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所以，石钟山的命名应兼有“形”与“声”的因素。如果仅仅从声音去求证是不够全面的。当然，《石钟山记》不是科学论文，而是游记散文。它的价值不是提供石钟山命名的科学依据，而是要把一个道理讲得令人信服。这一点上，苏轼是行文的高手，整个文章在提出怀疑，求证和解答的过程中既有理性的分辨，也充满谐趣和笑意。求实的精神与诙谐的文风相互映照，使得这篇游记既严谨有物，又轻松有趣。与《石钟山记》同样充满理趣的作品，是他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是苏轼这次庐山之行的一个小结。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有许多文献都谈到，苏轼与庐山常总禅师的关系。把这首诗，看成是充满禅意的佛偈子，也就是佛教高僧启悟众生的哲理警句。但事实上，苏轼的这首诗，更多是站在现实人生的立场，讨论如何克服各种认知的偏差，把握客观真相的问题。虽说有接近佛教觉悟的境界，但更有超越有限，追求本真的理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里，诗人明确提出了“庐山真面目的问题”，就像追问“石钟山”命名的真相一样，作者同样在具体和现实的追问中，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人生这里的揭示，是从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发现的，是从一个旅游者视角切入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特定的视角，观察庐山，你从横里看，所得到的是道道山岭，你从侧面端详，则是座座奇峰。你无论是从远处望，近处看，还是高处俯视，低处仰观，你所获得的庐山印象，就会各不相同，所以，你获得的庐山印象，往往就只能限于你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庐山的真面目，也就是庐山的本来面目，你是不容易看到的。看山是这样，那么，你可以联想到“人生的真面目”，“家的真面目”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真面目”，如果你固守某些立场，局限于一定的视角，你只会产生许多的偏见，这种“见木不见林”，以偏盖全的认知方式，是无法把握和接近“真面目”的。因此，这首哲理诗的意义，其要点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像佛教的信徒般去全身心地去拥抱“本性”“本真”和“真面目”，而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认识的有限性，我们都有可能像“身在此山中”的游客那样，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走出自我狭小的视野，尽可能克服主观偏见的误区。对大自然的博大，对人生世界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未知世界，要存一份敬畏之心，不可盲目自大。这是这首诗寓意的深刻之处，但所用的语言却异常浅显。深入浅出，这正是苏轼文风的特色，也是苏轼理趣诗，深入人心的地方。林语堂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而苏轼留在浔阳这两篇经典，正是体现了大文豪深刻而率真的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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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与错位:唐宋人视野中的开元、天宝

期刊

唐人对于开元、天宝大致有三种定位。一种是从整体上肯定开元、天宝都是天下“太平”,尤其强调天宝后期在经济与国势等方面达到“极盛”;一种是仅肯定开元年间;另一种则认为,姚崇、宋璟任相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天下大治”,对开元中后期以及天宝时期都持批判态度。“开元之治”是宋人的概括,源自唐人的第三种观念。本文认为,唐玄宗在位时期包含“治世”与“盛世”两个阶段。前者是指开元前期,“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后者是指唐朝进入全盛阶段,始于开元十八年,终于天宝末。其中的最佳状态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制度改革完成之后,故曰“开天盛世”。

丁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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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身边的西子

期刊

苏轼用西子来形容杭州西湖的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从此西湖名扬天下。西子、西湖和苏轼也结了缘，苏轼经过的地方，人们都用西湖来命名当地的一汪碧湖，雷州半岛也不例外。

张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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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合传结构论

学术论文

《史记》开辟了中国史传文学以人物为中心叙事的先河,作为其“五体”之一的列传更是以人物为中心叙事的典范。合传,作为列传分类之一,在众多的人物传记中,有着独到的叙事表现。一篇传记是否吸引读者,是否能够传世,其题材的选取固然重要,然而对材料的组织也应该重视。当作家对选取的材料进行组织时,传记就有了结构,这种结构体现着一种秩序和内在的功能意义。《史记》合传与列传中其它人物传记相比,在结构方面有着独特的表现,这也是其独到叙事表现的原因。是文将分为两个部分去讨论《史记》合传的结构。第一部分是在理论层面上对《史记》合传结构的分析,这部分主要分三章,分别是“合传”的界定、合传的结构性要素以及合传章法结构。合传的结构性要素分别从顺序、联接、对比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中顺序可见结构的层次,联结使结构的起承转合形成整体,对比则使结构参差变化、比例协调,使结构整体充满一种诱惑性,并在结构上体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在合传章法结构方面,本文分析传文结构和传论结构。第二部分是对合传具体篇章结构的分析。这部分内容,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应先于第一部分。然而为突出第一部分的地位,故置于此。本文对《史记》29篇合传结构的分析借鉴了《史记菁华录》、《史记论文》、《史记评议》、《史记评注》等的评论方式,一般都是从传首开始评论文中相关句、段的结构功能,例如：设伏、照应、对比等,同时还对传文进行段落归纳,体现出一种时空的转换,也即故事情节的发展。另外,在合传篇末一般都对结构做一总结,以达到篇中具体分析、篇末总结归纳的效果。

王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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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宋仁宗

报纸

□李琰著名作家秦俊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之《大宋天子——宋仁宗》问世，洋洋洒洒69万多字，反映北宋时期繁纷复杂的历史真相，再现仁宗年代波澜壮阔的本来面目，一代名君、贤君、明君、仁君形象跃然纸上。像宋仁宗那样的守成君主，能集名君、贤君、明君、仁君等于一身，在古今中外也实在罕见。秦俊引用众多翔实史料诠释，通过大量事实说话，借助很多事例证明，宋仁宗“百事不会，但会做皇帝”，以仁义治天下，以宽厚待臣民，影响深远，在他的笔下，宋仁宗是当之无愧人们心目中最伟大皇帝之一。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名君。治下的大宋，经济空前繁荣，疆域虽不及唐玄宗时的三分之一，财政收入却是大唐开元盛世的两倍多；当时宋朝GDP可能占全世界总量GDP的80%；我国四大发明之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此时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文教最发达，科技最兴盛，政治最廉洁，言论最自由。继业守成、开创盛世的明君。作为一位守成君王，“却守出一大堆政绩”，促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仁宗盛治”，宋朝正是在这代君王亲政治理下达到全盛。此时的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称“庆历、嘉祐之治”，因此多曾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纵观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可配称作为千古明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君。执政期间可谓贤才辈出，谏臣有威名远播的包拯；武将有建功立业的狄青；改革家有意气风发的范仲淹；历史学家有彪炳史册的司马光；书法家有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词人有柳永、晏殊；还有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昇、撰写《梦溪笔谈》大科学家沈括；唐宋八大家中六位——苏洵、苏辙、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曾巩，全都活跃在仁宗朝间，群星荟萃。施行仁政、以仁治理的仁君。个人修养极高，天性仁孝，勤政廉明，对人宽厚和善，喜怒不形于色，能够自我约束。在刑法上采取废除肉刑政策等，史称“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虽然表面上武不及宋太祖等、文不及宋徽宗等，但却是南北宋朝18位皇帝中最好的一位。在位42年，执政宽简，为人温良，把一个“仁”字，贯穿于治国的全过程。宽厚仁德、开明民主的英主。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没有地方割据，没有宦官、后妃、外戚专权干政乱国，更没有文字狱。宋仁宗进一步加强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大大增强开明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涌现出大批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等。关注民生的君王。在中国封建社会唯一不禁商是宋朝，宋仁宗为了老百姓生活方便、日子富足，大力实施“富民”政策，对内不断减轻徭役赋税，赈济灾民。不轻动干戈、使百姓免遭刀兵之祸的皇帝。对外谨守澶渊盟约，继续保持与契丹的友好关系，绝不轻启战端。在位期间，边境安宁，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和平景象。宋仁宗驾崩时，“宋境几乎家家设祭，朝着汴京方向，朝夕哭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更出乎意料的是死讯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皇帝耶律洪基也抓着宋使手痛哭失声道：“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读我国历史可以看出，宋仁宗其实是一位千古少有的、被严重低估的皇帝。秦俊先生以一位历史学者的严肃态度，通过作品为其正名。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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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书·艺文志》

期刊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综合性目录，也是我国史志目录的鼻祖。本文试图对《汉书·艺文志》的体例及《汉书·艺文志总序》作初步的分析，以期了解反映一代藏书之盛的《汉书·艺文志》。

李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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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治水

报纸

苏轼不仅是北宋的文坛巨擘，还是一位治水能臣。2019年，水利部公布了12位历史治水名臣，苏轼名列其中。苏轼有丰富的治水实践：任杭州通判时修复钱塘六井，任徐州太守时固堤抗洪，任杭、颍太守时修治境内沟洫，谪居岭海时治湖、修桥、引泉、凿井，撰写了《熙宁防河录》《禹之所以通水之法》《钱塘六井记》等水利文章，举荐了单锷等水利人才，倡导“兴天下之水学”，为北宋的水利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苏轼的治水之道以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原则，以注重民情、保障民生为宗旨，以因势利导为方法，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的治水智慧，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以恢复、保护为原则，激发河流生命活力苏轼言：“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这里的“理”是指河流的自然之理。苏轼认为，治河的关键是顺应河流的自然之理，保护河流的自然生命。生态空间是河流生命的基础。苏轼指出：“吴中本江海大湖故地，鱼龙之宅，而居民与水争尺寸，以故常被水患。”深刻揭示了水患的根源在人过度挤压了水的生态空间。因此，他提出“堤防省而水患衰”的理念，主张通过减省堤防让地与水来根治水患。流速是河流生命活力的体现。苏轼指出，近年吴中水患加剧是松江壅滞所致。松江是三吴之水流注东海的咽喉要道。在自然状态下，江水迅驶，能够自行涤去海口泥沙，保持水道畅通。自庆历以来，政府为漕运之便，在松江上筑长桥挽路，导致江流软缓，海口淤积以致湮灭，三吴之水难泄，故吴中多水患。苏轼认为，应凿挽路为千桥，腾出两千丈桥拱作为疏水通道恢复自然江速，保证江水涤沙有力，从而减轻吴中水患。蓄水量也是河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在唐代，杭州西湖深阔，能灌溉千顷良田。至北宋时，由于官员疏于治理、民众盗湖为田，致使西湖干涸生葑。元祐时期，西湖已堙塞近半，旱期无益灌溉，涝期流溢害田。苏轼向朝廷上书治理西湖，指出西湖对杭州的五大重要作用，他说：“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只为游观之美。”恢复西湖的水量不仅是对西湖生命的保护，也是对杭州整体生态系统的保护。苏轼呼吁：“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西湖开葑后，苏轼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条例。我们现所熟知的“三潭印月”原是苏轼划定的一条“生态红线”，以湖面小石塔为标界来监测水位和水面种植区域。明代《西湖游览志》言：“自是（苏轼除葑）西湖大展，至绍兴建都，生齿日富，湖山表里点饰浸繁，离宫别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楼，彤碧辉列，丰媚极矣。”直至今日，西湖依然是杭州发展的重要支撑。苏轼指出：“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为沼沚之可以无忧，是乌知舟楫灌溉之利哉？”治水不是要遏制河流的生命，而是要顺应河流的自然之理，恢复其自然生命，通过激发其生命活力来实现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会财富的增值。以民情、民生为宗旨，让河流之利普惠大众苏轼治河的另一关键是“酌之以人情”，即顺应民情、注重民生。首先，苏轼总是顺应民情而兴治水利。熙宁时期，杭州钱塘六井废坏，为解决“民求水而不得”的问题，苏轼协助太守陈襄修浚六井。熙宁十年七月黄河决口，八月水及徐州城下。苏轼亲率兵民修城固堤，护一城生齿，受到神宗奖谕。为防洪水再来，苏轼请调役夫增筑城墙，创设木岸。元祐四年，苏轼知杭州，因民众反映“惟苦运河淤塞”，故浚治运河。次年杭州灾荒，苏轼应百余父老农民陈状，请奏朝廷以工代赈开葑西湖，“兴久废无穷之利，使数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岁”。元祐八年，苏轼力阻无效的八丈沟工程，减轻民众负担。同年颍州灾伤，苏轼兴修沟洫助民度过凶岁。其次，苏轼的水利工程设计以便民、惠民为宗旨，充分考虑人民的生活需求。例如，在元祐时期的杭州水利工程中，苏轼扩大了西湖的供水区域，并于城中多处作石柜贮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备火灾”。葑泥筑成的长堤贯通南北湖岸，解决了民众“环湖往来，终日不达”的交通问题。苏轼谪惠时，以竹管引山泉入城中，解决了百姓饮水安全问题。他还出资建桥，解决民众覆溺之忧。由此可见，苏轼充分认识到良好的环境是民生的重要内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合理的生存方式、发展方式，他兴治水利时充分注重民情，把保障民生、普惠大众作为水利建设的宗旨。以因势利导为方法，因地制宜、化灾为利“因时之势”是苏轼治水的重要方法。他善于利用自然节律、生物规律来推进水利工程，往往能以小成本博大效益，化灾伤为兴利。以苏轼在元祐时期开展的杭州水利系统工程为例，日纳江潮而淤积江沙，运河频频开浚致使杭州社会失序、环境污染，若不及时浚治又致漕运壅滞、经济受损，是困扰杭州几十年的重大民生问题。经过实地勘察与分析，苏轼设置了一堰闸隔绝茅山河与盐桥河，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令江潮只入茅山河，“候一两时辰，潮平水清，然后开闸”，使清水入盐桥河。这样便使流经城区的盐桥河免去了开淘之患，而茅山河多流经人烟稀少的郊区，纵复淤积开淘，亦不扰民。此处，苏轼利用了潮水涨平、泥沙澄坠的自然规律，只用一堰，便解决了盐桥河的淤塞问题，极大减轻了浚治成本和扰民之患。彼时正值灾年，苏轼趁机乞奏朝廷募民开湖，既解决灾民生计又兴修水利，可谓因势利导，化灾为利。苏轼择定四月底兴工，据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所言：“（四五月）浙中梅雨，葑根浮动，易为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时行，利以杀草，芟夷蕴崇，使不复滋蔓……八月断葑根，则死不复生。”可见，苏轼是按物候规律推进工程进度的。苏轼还在规定湖区募民种菱，利用菱角每年都要“芟除涝漉，寸草不遗”的种植方法抑制葑田形成，同时收其利以备修湖。苏轼还用废弃葑泥筑堤以通行者。堤上夹道杂植花柳，既加固土堤，又美化环境。从南宋开始，苏堤春晓便是西湖十景之冠。在该系统工程中，苏轼充分结合自然节律与物候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达到了化灾为利、变废为宝的效果。苏轼言：“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水利建设事关国家兴衰，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不过时。

林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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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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