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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词与诚斋诗风

学术论文

本文从俗语词的角度研究杨万里诗歌的风格特征。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分析文学特点，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文章主体由四个部分构成。　　绪论中，笔者定义了俗语词的概念:在宋代或宋代之前出现过，又被杨万里在诗中使用过同样含义的宋代民间俗语，或典籍中记载的前代口语词，都算做本文指涉的俗语词，包括方言、口语词、成语还有谚语四个类别。筛选俗语词的方法主要是借助于古今俗语词的研究著作，将著作中收集的俗语词与《诚斋集》中俗语词的含义进行逐一比对，整理出的143个俗语词以表格的形式列于附录中，使前代或同代诗人的用例与《诚斋集》中俗语词的用例并陈在一起，以便分析诚斋俗语词使用方面的继承性与创新性，及俗语词在“诚斋体”风格形成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关于杨万里诗文的研究成果颇多，综述部分将国内学者的研究从创作分期、诗歌渊源、诗歌体裁、诗歌风格、诗歌影响、诗歌语言等六个方面予以分类，并简要介绍了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论述唐宋时期禅宗对诗歌用语的影响，着重介绍了宋代苏轼和黄庭坚以俗语词入诗的特点。佛教僧侣为了使其教义易被下层信众理解与接受，多用唐宋时期的口语宣讲教义。禅师们旨在争取士大夫对禅宗的关注，因而有意提高灯录的文采，常写作白话诗来表达禅悟的境界。宋代诗人们受禅宗影响追求“以俗为雅”，在语词方面从陈言中追求新意，内容上从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材，俗情与俗词往往相得益彰。黄庭坚的诗歌中蕴含着浓重的禅宗思想，显示出与现实政治相疏离的意味，他在诗中常常化用禅宗著作的原句或直接使用禅宗语汇。苏轼掌握了适用于不同地域、不同场合的俗语词，他熟稔地将它们两两组合，对仗使用，以达到讽刺或诙谐的表达效果。　　第二章考察诗论家对唐宋诗中俗语词使用的评议。后世诗论家总结出俗语皆来源于社会生活。他们在追溯俗语词源流的时候，多能在了解前代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基础上，从唐代或唐以前的诗文中找到用例。杜甫在诗中用俗语词时显得极为高古，诗论家们认为后世诗人尽管效仿杜甫在诗中用俗语词的做法，却徒增其弊。俗语词拥有方言读音和不同于诗家语的语义，如果不多加注意，就容易出现误读现象。诗论家们对苏轼、黄庭坚使用俗语词的做法也有议论:宋代苏轼和黄庭坚是在诗中使用俗语词的典型代表，后世诗论家围绕他二人，尤其是苏轼展开的评议较多。诗论家们认为苏轼选用俗语词时，展现出兼容南北方言、打通不同场合用语的特点。苏、黄及后世诗文中被颠倒的俗语词，往往是扭曲了的社会现实的折射。苏轼创作时多引俗语入诗，却评价元稹和白居易轻俗;黄庭坚认为俗子篡改原作，在其中掺入俚语，使得原作的美感遭到破坏，自己却偏爱使用俚言俗语: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引起了诗论家们的思考。　　第三章将《诚斋集》中的143个俗语词予以分类，溯源了这些词的朝代来源。《诚斋集》中的俗语词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宋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口语，涉及到不同地区的特色方言。其中有杨万里诗中自注的俗语词，他有意识地将途经地的方言记录在册，这些前人未曾使用或语意不够细致的俗语词，是他纪行诗中珍贵的文献资料。杨万里在使用宋代方言入诗时，并不拘泥于方言的原义，有时会扩大它们的语义。还有一些非方言俗语词同样见于宋代其他作家的诗文中，与宋代其他典籍文献中的俗语词相比对，杨万里往往能将别家仅仅用于书信尺牍中的俗语词挪用到诗歌中，变更俗语词形容的对象，使主语或宾语从人变为事物，为诗句增添生动活泼的气息。　　另一类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隋唐五代时期百姓所使用的俗语词。杨万里通过文献资料学习前代俗语词的含义，并在自身作品中勤加实践，是“以故为新”的一种方式。先秦文献中的俗语词“裁缝”和“染指”脱离了原有语境，被杨万里用于形容创作和欣赏时的审美体验。汉魏六朝时期的俗语词中，称谓名词占有很大比重。其中“抵掌”一词处于与前代诗歌结构相似的节奏点上，“世情”则凸显了杨万里对前人诗句语义的有意背离。杨万里效仿隋唐五代不同词性的俗语词用例，词义及用法都与唐人相同，其中他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语用显得极为明显。　　第四章概述了杨万里在俗语词使用方面的新拓展，并简述了宋至清代的诗论家对诚斋诗风的批评或赞誉之声。杨万里笔下的俗语词具有拟物为人、化静为动的活泼气息。他偏爱使用禅宗用语的世俗义或字面义，让禅语词脱离掉佛教语境，回归现实生活。由于杨万里的乐观天性使然，原本含有贬义的俗语词往往具备了风趣幽默的意味。他对“丁宁”等俗语词的使用更为细致，较少使用“丫头”等带有女性色彩的俗语词。历代诗论家对《诚斋集》中俗语词的使用，存在着褒贬不一的看法。清代一部分评论者们认为《诚斋集》作品粗鄙琐碎。但是宋代的张镃、姜夔、严羽、刘克庄、方回等人却对杨万里用语俚俗的风格加以赞誉，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袁枚、郭麐等人更是效仿杨万里进行文学创作。　　结语部分从唐宋变革论的角度阐释了宋代诗歌通俗化的原因，再次总结杨万里诗歌中俗语词的类别，并对本文的不足之处予以分析，提出深入研究的方向。

郝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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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虞美人》词调在唐宋时期的流变

期刊

词调《虞美人》来源于唐代教坊曲,其本事源于美女虞姬,中唐以后又连及虞美人草,其题材内容上多写闺情与花草当与之相关,属艳曲。李煜用来写家国之悲,拓展了题材,苏轼、辛弃疾等用之写送别、咏怀、赠答内容,进一步扩大了词境。风格也不限于婉约一端,形式上,从花间开始逐渐定型,冯延巳最终完成。其后填词均以冯词为准,成为定式。《虞美人》词调的流变既反映了宋人的声情与调情观念,又对之有所超越。说明声情与调情是相对的。

吴大顺[1];谌湘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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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闭幕式的发言

会议论文

＜正＞各位同道、朋友们;这次在北京的相聚,到今天下午,我们已经完成了本次年会所有的议程。这次会议的内容非常丰富,头天上午,我们参加了裴斐先生八十诞辰暨《裴斐文集》的发行仪式。下午的大会发言中,来自捷克的罗兰教授、来自台湾大学的萧丽华教授、来自北京大学的钱志熙教授、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吴相洲教授、来自海南大学的海滨教授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蓝旭教授分别从海外汉学的角度、

朱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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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欧阳修书学观点在《灼艾帖》中的体现

期刊

欧阳修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身体力行的文学家,是北宋文化创新的有力推动者,他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北宋书坛开创了新的局面。其书法理论视野独特,独具一格,对北宋书法发展起着里程碑的作用。文章结合欧阳修所处时代背景,通过分析其行书作品《灼艾帖》中的内涵,来探究其书学观点及在作品中的体现,并由此阐述其书学观点对其他书家的影响及体现。

来嘉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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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苏轼的魅力也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报纸

李公羽今年是苏东坡诞辰980周年，日前，央视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苏东坡》甫一播出，就收获了不小的关注。作为一位宋朝文人，竟然能在身后近千年的历史中收获持续不断的关注，直至今天依然热度不减，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苏轼可以在千年传承中，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或许可作为解释：“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他们之所以能光照千古，不只是作品，更是人格。苏轼人格伟大在哪儿？首先是一心为民的情怀。苏轼有着多年的贬谪生涯，然而他并不灰心丧气，每到一地，总想着造福一方百姓。即以登州为例，元丰八年（1085年）苏东坡知登州（今蓬莱）军州事，只有5天时间，即奉调回京。虽然时间很短，但他写成两篇“调查报告”递交朝廷。一是《乞罢登莱榷盐状》，文章指出：百姓晒盐，必须卖给官府，官府统一发售，贪弊成风，建议盐户自行发售，官府收税。此议被准，百姓享此福利直到清末。另一篇《登州召还议水军状》，根据登州的边防战略地位，要求修筑工事，加强战备。5天时间，两宗大事。当地民众缅怀他的卓然建树，修苏公祠于蓬莱阁。民众传颂：“五天登州府，千年苏公祠。”因此苏轼去世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可见苏轼在百姓心中的分量。此外，苏轼还有着超然物外、达观豁达的人格魅力。东坡一生任职十多个地州，然而每到一地，他都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自得其乐。在海南，一次东坡得蚝。他将蚝肉浸入浆水，添酒炖煮。又取个头大的蚝肉，在火上烤食。随后写题为《食蚝》的短文，赞不绝口：“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告诫儿子苏过切切保密：“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可见苏轼的幽默与淡然。他在险恶贬谪之地与民同甘共苦，“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他的人生态度。这样有担当、有才华、有魅力的文人，又怎能不受到民众的热爱呢？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容有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个方面。而在苏轼身上，正蕴含着令无数读者吟咏不尽的传统文化内涵。《苏东坡》纪录片的热映，也正体现了传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很容易就在人们心中唤起共鸣。无论我们是品读苏轼的诗文，临摹苏轼的书法，或仅仅是看过苏轼的纪录片，恐怕都会收获知识的增益、文化的熏陶、人格的滋养。这就是苏轼的魅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原载于《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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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记忆的场景:洛阳在欧阳修文学中的象征意义

期刊

许多研究欧阳修的学者皆曾从不同角度讨论过洛阳在欧阳修研究中的意义:或以之为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的起点;或以“对洛阳盛游的追思”为形成欧阳修主体风格的切入口和契合点。笔者以为,不管是从诗文革新,还是追忆的角度来作探讨,洛阳都只是个实存的空间,是欧阳修曾经生活,而后追忆,并且影响其一生文学发展的场域。但这正是笔者以为未足之处。笔者以为,洛阳不只是一个实存的空间,它其实更是一个记忆的场景,并且在欧阳修之文学中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由此入手,希望能对欧阳修其人与其诗文有更深入幽微的阐释。

陈湘琳[马来西亚][1];王水照[2];崔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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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庄子意象论

学术论文

在中国古典诗学与文论体系中，“意象”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作为认知、思维和表达方式，意象广泛应用于文学、历史和哲学等范畴。先秦时代是“意象”概念的发生期和形成期，《周易》“立象以尽意”的理论总结和庄子“以象谋篇”的非凡实践，是古典学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重要成果。论文以庄子对“意象”的理解、运用为研究对象，通过文化溯源，探讨了“意象”的形成机制和结构形态。“意象”的形成与两周时代以农耕文明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对自然规律的深入观察，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对生命感受的诗化表达，是“意象”产生广泛影响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重点是通过对庄子思想和《庄子》文本的分析，从表达方式的角度，就以往“意象”研究中的“物象”“语象”“事象”等重要概念，提出了新的定义。“物象”是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归纳，既包括了对客观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的认知把握，也包含了人对历史经验和当下处境的总结概括，是有原型意味和文化内涵的语言形式。“语象”是在民族共同语初步形成的基础上，通过精心的语言组织和主观审美创造，以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丰富内容，凝聚情感，优化效果，提升了思想表达的艺术水平。“事象”是在语言叙述发展成熟的条件下，综合运用描绘场景、铺陈情节、塑造人物等艺术创造，以动态性、历时性和交互性的方式综合呈现形成“意象”，为叙事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庄子和同代诸子对“意象”的探索，是对前代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弘扬，它以顺应时代任务为前提，进一步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方式，在“诗”与“史”，抒情与叙事两类文体的基础上，使论说体文学获得充分发展，实现了文学思想的精神超越和文学实践的历史超越。

杨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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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清盛期四大诗论家对李白诗的品评

会议论文

＜正＞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陈伯海先生指出: 与清代学术文化相伴而生的清代诗学理论同样具有总结的特征。这种集成性质的诗学风貌在清盛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此时应运而生的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不仅各成体系,且共同具有强调规范、注重学理、不走偏锋的综合倾向,充分显示出成熟的学术风貌。清盛期主张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的四大诗论家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诗歌主张既不同,对李白诗的品评亦难

殷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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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论苏轼“诗画一律”的美学思想

学术论文

“诗画一律”是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范畴中的重要命题。自北宋苏东坡首倡此理论以来，学界景从如云。但进入二十世纪，有关“诗画一律”的合理性争议极多，辩论纠缠枝蔓。诗与画能否一律？诗与画在何处一律？“诗画一律”是实然还是应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解答。“诗画一律”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两组命题虽经常混用，但在考察过相关的研究文献后可以发现二者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这是解开“诗画一律”争议的关键。“诗画一律”是美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则是苏轼对王维绘画做出的具体评价。“诗画一律”强调审美创作、审美鉴赏，却并不指导具体的门类艺术进行实践。　　本文从苏东坡论艺的文献中把握“诗画一律”的意蕴，深化该命题的美学价值。在传统文艺理论中，“诗画一律”原是不证自明的观点。以门类艺术观来看“诗画一律”则该命题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诗、画的确存在表达媒介的不同。针对这种情况，古人并未忽视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但仍然视“诗画一律”为艺术的重要原理，突出了命题的重要性。此外，单独研究“诗画一律”的审美内涵是有文献根据的。东坡论艺强调创作者的艺术想象与表达能力的统一，例如以“成竹于胸”说为核心的审美创作论;在欣赏艺术品时关注艺术家的人品和学识，例如以“寓意于物”说为核心的审美鉴赏论。因此，“诗画一律”的理论边界超过了对具体门类艺术实践进行指导的理论范围，它是苏东坡人生观与哲学观在艺术领域内的体现，是审美研究的重要范畴，对今日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研究颇具启发。　　本文的研究方法有三个:第一，搜集、整理东坡论艺的文献资料，尤其关注他对诗、书、画的看法，归纳“诗画一律”的审美意蕴。第二，采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对比中西方关于审美创作和审美欣赏的理论文献，通过不同的文化视角理解“诗画一律”的特殊性及其艺术理论价值。第三，结合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以古鉴今，从更广阔的维度观照“诗画一律”的理论价值。　　本文总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文章选题、选题价值以及研究综述，勾勒“诗画一律”的理论轮廓。第一章辨析“诗画一律”的学理内涵，确定“诗画一律”美学研究的两个维度，即审美创作之维与审美鉴赏之维。第二章集中研究苏轼论审美创作的特征以及缘由，具体来说分为创作的准备阶段、创作的过程和创作的效果。第三章结合苏东坡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解释他以艺术家人格和学识为审美鉴赏对象的合理性和特殊性。最后，余绪部分涉及“诗画一律”在今日美学和艺术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从历史文化背景出发重新考察现代审美变迁与中西诗画分合观之间的联系。

王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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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文气说的理论价值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按历史发展顺序将“文气”说的发展做了简略的纵向勾勒，认为“文气”说的发展经历了酝酿、确立、繁荣、深化四个时期，主要介绍各个时期“文气”说的基本情况并对相关理论进行简要评价。先秦两汉是“文气”说的酝酿时期。“气”观念在当时的哲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被用来解释宇宙的生成，也用来说明人生存的理由，后来音乐理论也多与“气”相关，人的风貌、性格、言辞等等都离不开“气”。深厚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应用实践酝酿出了“文气”说。魏晋南北朝为“文气”说的确立时期。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开了以“气”论文的先河，南朝梁的刘勰继承并发展了曹丕的思想，特别强调“养气”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养气”成了“文气”说的核心理论问题。唐宋是“文气”说的发展时期。唐宋古文家和宋代的道学家都重视“养气”，但目的不同。古文家论“养气”旨在强调道德修养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道学家论“养气”则是为了“载道”。苏辙提出深入生活广泛游历以“养气”，对“养气”说有很大贡献。元、明、清三代是“文气”说的深入时期。深入到文学审美的层面，是这一时期“文气”说的主要特点。刘大櫆的“神气”说为探求文学之美提供了一种“因声求气”的具体方法。第二部分重点论述“文气”说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创作主体的修养、文学创作冲动的产生、文学构思的心理基础以及文学创作活动中主体心理的最高审美境界都与“文气”说的核心问题——“养气”密切相关。“养气”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文学主体的修养上。文学主体的道德修养、情感培养和文学修养都离不开“养气”。“养气”不仅使主体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为创作冲动的产生准备必要的心理条件。“养气”在文学创作构思阶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使文学主体的内心处于一种“虚静”状态，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文学主体可以敞开空灵的心怀去容纳天地万物，可以洞观事物的本质，可以激活创作灵感，使文思通达，主体可以进入一种“物化”的高度审美境界。第三部分论述“文气”论者对文学风貌的追求，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征。由作家精神道德支撑起来的“气”渗透到作品里，形成俊朗刚健之美;在以“气韵”论文的时候，实际上偏重“韵”的一面，即清新舒缓、含蓄隽永为特征的优美;从阴阳二气为文的角度将文学作品的美分为阳刚和阴柔两类，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刚柔相济，不可抑此扬彼;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本真情性的表露，是作家生命力的体现，要顺其自然，不要过分雕琢，追求文学的纯真自然之美。第四部分讨论“文气”与文学批评的问题，分析“文气”批评的特征和局限，并试图解释作家之“气”为何能渗入作品并形成不同的审美风格，批评家为何能用“气”进行文学批评的深层原因。“文气”说本身包含了极丰富的文学批评因素，许多“文气”论者用气对其他作家作品进行评价表明了“文气”批评是客观存在的。“气”乃中国传统哲学的极其重要的范畴，几千年来，人们早已习惯并高度认同用“气”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存在和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气”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而成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思维方式，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盛行以“气”评文的风气就不足为怪了。

谢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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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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