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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中的四季

会议论文

＜正＞四季的流变中,春和秋,对中国人有特别的意义。春去秋来、寒暑更迭,最容易对人们的情绪发生影响,是一个很早就被注意到的现象。《淮南子·缪称训》曰：“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就特别在四季中指出春和秋乃是牵愁惹恨的梦魇。对于敏感的诗人来说,尤其如此。伤春与悲秋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引人注目的主题,自有地理、气候方面的自然基础,但在数千年的

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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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上古帝王系谱

会议论文

＜正＞见于《诗经》的帝王系谱,在周代母系的比较多,比如姜原〈《大雅·生民》〉、王季之妻大任〈《同·大明》〉等,反之春秋以后,父系的系谱比较多。比如《商颂》诸篇。《商君书·开塞》曰“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一般认为这一文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是母系社会。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地认为有母亲的系谱是古老的。没有母亲的系谱是新的呢?在《诗经》一书里,出现上古帝王系谱的是《大雅》中的一些叙事诗和《鲁颂》、《商颂》。

大野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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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古代文脉安岳

报纸

□汪毅文脉是一邑的重要载体，也是我们的精神内核。触摸文脉安岳，其实就是对安岳人文渊薮基因的解码，体悟其人文表达，领略其表现特征。其范畴涵盖安岳建城史、佛教艺术史、书院史、文庙史和一路走来的文教领军人物等方面。这些文脉如同一棵硕大无朋的榕树，上面垂挂着无数发达的气根。那气根之一，是安岳的一部建城史。这部建城史，集政治、军事、文化于一体，注定了它的特殊身份，既是文脉安岳外在的集中表达，又是文脉安岳的深邃处。安岳建于北周建德四年（575），州县同治一城，迄今有1447年建城史。其间安岳古城的沧桑我们知之甚少，全凭史籍和志书遗珠略知一二。庆幸的是，清康熙《安岳县志·县治图》，勾勒了300多年前的岳城面貌。特别是清乾隆初期手绘的彩色舆图，系安岳历史上最早的彩色舆图，让我们惊讶约300年前的安岳竟是如此秀美。那气根之二，是誉满四方的安岳佛教石刻艺术史。安岳石刻造像连绵不绝，尤其是唐宋石刻艺术，具有相当的规模性，体现了强大的文化背景，呈现了“古多精美特”的特质，为世界石窟艺术史在公元8—12世纪写下了璀璨一页，散发了文脉安岳的一瓣莲香。那气根之三，是安岳兴学（书院或学堂）的发展史。安岳书院可上溯至唐高宗咸亨年间（670一674），始建于县治北岳山下，成为文脉发祥地之一。宋时，书院迁址龙泉山麓。特别是宋初多岳在铁峰山兴办书院，人才接踵，科登甲榜，盛极一时。书院是宋代教育中最重要的特色，出现了诸如岳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书院，即史称的“四大书院”。安岳书院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它的建制更早，这在中国书院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随着兴学的燎原之势，与之关联的贡院应运而生。贡院又名试院，是古代会试的考场。中国科举始于隋，贡院肇始于唐。安岳贡院最早的虽不可考，但至少不晚于宋代，即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题普慈冯惟一率钱建贡院疏》便是佐证，足显根脉之一斑。正是因为“天下材品，渊自学宫”和贡院的蓬勃兴起，构成了文脉安岳起飞的“双翼”。及至宋代，安岳人文井喷，联翩科甲，史不绝书，进士雁塔与书楼鼎峙，“东普西眉”呼之而出，呈现出“人才之盛，为西川首称”“冠带之士，可并西眉”“人才与西眉而相埒”“科名之盛，并美西眉”“眉州、普州媲于东鲁”的云蒸霞蔚景象。这一方面，把以文名世的安岳与出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眉州（今眉山）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把安岳和眉山与代表儒家文化源头的山东媲美。那气根之四，是安岳文庙史。在古代，文庙既是一邑文脉的重要标志，又是一邑道统的神圣殿堂，传递了“斯文在兹”和“万世师表”的儒术独尊信息。安岳文庙由元代人晏道升发起创建。晏道升少年时便精通经术，在元仁宗延祐（1314—1320）初年，他掘地寻觅到湮没尘世的宋代古雁塔，目睹了文脉安岳雁塔留名的辉煌历史，“遂率同寓卢兴祖芟草莱，创文庙”。那气根之五，是历史长河中一路踏波走来的文教领军人物（包括流寓安岳者和任职安岳的名宦），历历可数的有杜甫、贾岛、陆游、多岳、彭乘、何援、文同、唐文若、何耆仲、陈抟、冯山、刘仪凤、秦九韶、杜孝严等，代表了唐宋文脉安岳的基因（尤其是宋代），开创了气象万千的时代格局。可以肯定地说，宋代文脉安岳登峰造极，是古代文脉安岳最为瑰丽的一篇“秋色赋”，一定意义上是学者陈寅恪关于“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著名论断的一个注释。就文学影响而言，诗圣杜甫和贾岛均是唐诗中的旗帜。杜甫曾来安岳讲学，即“一时寄寓，千载留声”。为纪念杜甫，安岳建有“工部楼”，为安岳古代文脉地标之一，鲜为人知。从清乾隆《安岳县志·古迹》中的插图看，工部楼为重楼（今不存），比今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更雄伟壮观。杜甫在川渝两地遗址颇多，但均为祠堂，而独有安岳为“楼”，且具有规模大、称谓早的特点。清康熙《安岳县志·艺文》和乾隆《安岳县志·古迹》中，均辑录有《贾墓杜楼序铭》和《工部楼诗》。倘若安岳能修复工部楼，与成都杜甫草堂工部祠“一楼一祠”呼应，同其他杜甫纪念场所珠联璧合，再现“弦诵”不辍情景，让诗脉和远方并举，岂不美哉！贾岛曾在安岳任职司仓参军，写有《夏夜登南楼》《咏怀》等诗。为纪念诗人，后世建有“瘦诗亭”，留有《瘦诗亭铭》《瘦诗亭记》《瘦诗亭诗》。其遗迹和遗存，清乾隆《安岳县志·古迹》有详细记载。倘若安岳能修复“瘦诗亭”，以诗大观，如此诗意安岳岂不雅哉！陆游关乎安岳，串起文脉安岳之珠，除他有诗刻于安岳卧佛院南岩造像区岩壁（诗已不存）和为安岳主簿卢衷父跋《卢衷父绝句》之外，更在于他与安岳籍进士刘仪凤有特殊交谊。刘仪凤（1111—1176）字韶美，曾任兵部侍郎兼侍讲和集英殿修撰，与陆游（1125—1210）为同代诗人。他们互为知己和“生死相交”及“交亲”之谊的信息，囿于刘仪凤的诗文著述大都散佚，虽不得而知，但从陆游存诗里可以管中窥豹：一是所交至深（梦忆）——“死生契阔十年馀，欲话交情涕已濡”“我虽不足数，畴昔忝交亲”；二是相思至深（梦忆）——“韶美仙去三十年，一念及之常怅然”；三是视友人诗作至珍——“赠诗温其似玉璞”；四是时间跨度长达42年有余。有趣的是，陆游还写有他送“礼”（山家食品石芥）给刘仪凤和彼此之间比酒量的诗。就道教而言，陈抟堪称老庄之后的道教至尊，站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高度。他虽举进士不第，但却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白云先生”，有“奇逸人中龙”和“图书之传，百世之师”之誉。他“集道德文章已系于一身”，算得上“东普西眉”符号中关于“东普”的强音符。宋初的多岳为一代名儒，是安岳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旗帜性的教育家，影响称得上文脉安岳深处的一个惊天春雷。他在安岳这方土地上“教授生徒”“门多名士”，培养出了安岳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牟衮（安岳进士在隋唐无考），累官翰林学士。继牟衮登科进士之后，安岳进士顶戴接踵而至，构成了“进士文化”现象，他因此被尊为安岳“文翁”，与“公学始祖”的西汉循吏文翁相提并论。宋代时期的彭乘，既是四川的教育家，又是安岳人才的重要推手。《宋史·彭乘传》中有“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的记载。彭乘在安岳修葺讲堂，兴学一方，守土一邑。正是其“兴学教之”，开创了安岳“士雅素而笃学”和“多贤之郡”的格局，使文脉安岳之树硕果累累，人才竞相埒西眉（今眉山）。宋代时期的文同，系苏轼“从表兄”，为苏轼“尤敬重之”。除擅长画竹，文同还是杰出教育家，有“汉文翁之后，以学名世”之誉。文同不仅在安岳“兴起文教，子惠穷民”，而且为“普州三亭”（今不存）赋诗，让后世感到诗人的心象风景。宋代安岳籍进士冯山，既是蜀中名诗人，又是安岳“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家。就诗而言，他擅长五言和七言诗，有《春秋通解》（10卷）、《安岳集》（12卷）等著述。《安岳集》冠以“安岳”名，系安岳历史上的第一种诗集，释放了悠长诗意和文脉馨香。他拓展了安岳“无倦于教育”的格局，让文脉安岳之花旖旎馨香。宋代安岳籍进士刘仪凤，集诗人、书法家、文章家、藏书家于一体，传入《宋史》。他所读（抄）史籍经典非常人所及，所著《奇堂集》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在中国藏书史上，刘仪凤还是一位书痴、书癖、书狂。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刘仪凤被贬谪还乡时，竟从京城载书籍三船，辗转运回桑梓安岳，以筑阁藏书，书香一方，施教一邑。此外，刘仪凤的“归蜀入峡尽藏书”，一定意义上影响了陆游“归越出峡尽藏书”。他们的入峡与出峡，皆以书贵，为藏书界和艺坛美谈一桩。书乃安岳文运昌隆、蔚起人文的种子，更是文脉安岳流淌的那条不朽江河……

汪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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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家居生活与文学创作研究

学术论文

作为宋型文化的杰出代表,苏轼的家居生活呈现出了一个宋代文人独具风味、活色生香且精致风雅的多彩世界,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然而学界目前从家居生活角度切入苏轼研究者还较少,本文从日常生活视角,借鉴了文学地理学、文学生态学、空间诗学、比较诗学和现象学的某些方法,论析苏轼的家居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内在联系——家居不仅是他的日常生活方式,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底色,更是他气质个性的自然流露和趣味格调的充分展现。全文七章从不同层面围绕苏轼的家居生活与文学创作展开论述: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起与概念界定、苏轼家居生活与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及研究方法与创新意义等问题,认为从苏轼家居生活的“小环境”入手,有助于我们在学界己有研究上获得对苏轼更切实的认识和更透彻的理解。第一章主要从苏轼各个时期“家居何处”的问题入手,采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目前出版的对苏轼论述相对较全的《苏轼全传》之分类为基准,对苏轼从眉山到常州的空间营造与环境经营问题做讨论,且对苏轼家居文学景观的生成做概述。第二章则从苏轼一生的家庭收入与消费等家居经济问题入手,考察苏轼一生的家庭收入与消费的具体情况,苏轼一生的家庭收入大致可分为正常的俸禄收入、朝廷赏赐与亲友馈赠、公使钱与润笔等,其家庭消费则包括衣食住行等日用开支、文化消费、馈赠他人及其他开支等,在以上考察基础上本文还论述他如何对待“穷”与“达”之关系,认为苏轼既能处富,更善处穷。第三章从苏轼的家居心态入手,主要从“据于儒”所体现出的“中隐”与“退居”心态,“依于道”体现出的“超然”与“逍遥”心态,“逃于禅”体现出的“平常心”与“居士”心态三方面论述,具体分析了苏轼如何以儒、释、道三家思想安顿自己的身心,认为苏轼既有着对“开门出仕,闭门归隐”之“中隐”生活的向往,有着“我曰归哉,行返丘园”之“退居”心态,有着“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超然”之思,亦有着“乘物游心,上下同流”的逍遥情致,有着“非心非佛,即心即佛”的平常心态,更以“外涉世务,居家礼佛”的居士心态安顿自己的身心,真正实现了身与心的诗意栖居。第四章关注苏轼家居生活中的物质文化问题,主要从其文学书写中的家居之“物”入手,对苏轼笔下的室内陈设与文人意趣问题做出讨论,室内陈设作为微型的“建筑物”承载着苏轼的文人意趣与诗意灵心,且苏轼的有些家居之物常常作为其文学交际的礼物在其朋友圈中流动,本文主要挑选了手杖、屏风、铜剑、砚台、席簟与石菖蒲等较典型例子进行细致分析。第五、六、七章则对苏轼的家居生活形态进行微观呈现与文学解读,其中第五章分别从苏轼家居生活中的服饰穿着、饮食烹饪、家居待客与汲水煎茶四个方面论述,苏轼的家居服饰区别于朝堂之服,除了一些便服,他还喜穿道服与僧服,充溢着野逸之趣。在饮食烹饪上,苏轼也常常亲下庖厨,并将烹饪经验书之笔下,透过其文字我们常能看到苏轼在家下厨的身影。苏轼好客,家中常有客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款待,偶有恶客他也常形诸笔端,共同塑造了苏轼家居待客的多重场景。苏轼是烹茗饮茶的行家,在其作品中也常见家居烹茗的场景,本文也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描述与阐释。第六章从制酒饮酒、燕居焚香、园艺花木与读书艺文切入,苏轼是中国酒文学中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重要诗人,其一系列的饮酒文学创作自有不少与家居生活有关。作为宋代文人重要雅事之一的焚香,苏轼也堪为行家,其燕居焚香书写极富意味。苏轼还是园林艺术的高手,他喜爱花卉果木,在家居周围总是尽可能地培育栽植。读书艺文作为文人家居的重要生活内容,苏轼更是多有作品描写,本章对苏轼以上四类的家居生活内容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论述。第七章本文继续从鉴藏博古、炼气养生、卫生疾病与教育课子入手论述苏轼的家居生活与文学创作,苏轼喜爱收藏,也是博古行家,虽然在成就上不能与欧阳修相比,但作为其家居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苏轼也常有文字涉及。苏轼中年以后即留心于炼气养生之术,而且还常常跟一些高人请教,并积极实践,我们从中完全可以想象出苏轼家居之时自行修炼的场景。苏轼颇注意个人卫生的护理,对自身疾病也常常述及,由于二者均有在家性质,故一并论述。苏轼有四个儿子,其中一子早夭,其教育课子也是其家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文对苏轼在此方面的文学创作也进行了一定论述。以上三章本文主要结合苏轼的具体文学创作对其家居生活形态做纵深解读,力图在此三章中展现苏轼家居生活的丰富性与其家居文学创作的独特面貌。为丰富苏轼家居生活的内容,本文还讨论了苏轼家居文学所体现出的家庭伦理问题,对苏轼家居生活文学中展示出的父子伦理、夫妇伦理和兄弟伦理等问题做了一定考察。全文经由对苏轼有关家居的空间营建、经济影响、心态调整、物质文化、生活形态、家居伦理等多重视域之观照,在一个纵深层面上展现出了苏轼在家居空间中丰富多彩的生活面相。

赵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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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期刊

苏轼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这位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不仅接受了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而且承受过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的生活波折。在此基础上,他个人特有的敏锐直觉加深了他对人生的体验,他的过人睿智使他对人生的思考获得新的视角和高度。苏轼算不得擅长抽象思辨的哲学家,但他通过诗词文所表达的人生思想,比起他的几位前贤如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等来,更为丰富、深刻和全面,更具有典型性和吸引力,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对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

王水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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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与领导效能关系研究

学术论文

经济危机的到来，使世界的眼光再次聚焦中国的成长模式，探寻中国的管理之道。当前，跨文化的组织行为学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探讨本土的领导理论无论对于中国本土的领导研究还是企业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老子“无为而治”作为中国文化中最理想的领导风格，不仅对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思想对现代领导实践仍具有启发意义。然而，学术界却鲜见对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目的正在于探讨其与领导效能的关系，以领导风格理论为基础探讨老子“无为而治”的有效性。　　本文对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和发展出了在当代企业管理背景下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内涵，包括四个维度：授权尽能、清静简政、洞察时世和谦卑无私。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领导效能和员工成熟度的内涵，从而形成了本文实证的理论基础。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编制并修订了调查问卷，正式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214份。本文通过AMOS软件进行了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与领导效能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分别验证了“无为而治”领导风格整体对领导效能的影响，“无为而治”领导风格四个维度分别对领导效能的影响。通过SPSS的交互分析和分组比较分析，本文探讨了员工成熟度在“无为而治”领导风格影响领导效能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方差分析，研究了样本个体特征对于其“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影响。　　研究发现，老子“无为而治”领导风格对于领导效能有着显著性正向影响;并且，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员工成熟度起着显著性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还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等个人背景的管理者，其“无为而治”领导风格的强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管理者可以通过授权尽能、清静简政、洞察时世和谦卑无私四个维度培养自己的“无为而治”领导风格，从而提升领导效能;在领导实践中，应当针对员工成熟度的不同，调整自己的领导行为以提高领导的有效性。

马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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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李白人格精神的现代启示意义

会议论文

人格,是人的性情、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主要体现在道德品质方面;精神,从哲学层面上而言,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的心理状态。人格精神,则是高尚道德品质、正确生活态度、积极进取精神、独立自由思想、优雅风采神韵的集合。李白,是最为著名的唐代诗人。李白的知名,很大程度上是因其人格魅力而成。李白所拥有的热衷服务社会、积极进取求索、保有独立人格、勇于

崔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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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超然物外、怡然自得”——苏东坡的收藏逸事

期刊

众所周知，米芾爱好收藏，对书画石头收藏有佳，号称米巅。殊不知，北宋另一位书画大家苏轼也是一个收藏迷，他的收藏或许不为人所知，几乎没人提及。事实上，苏轼不仅是鉴藏家，同时也是收藏的理论家。对于其收藏的具体事迹，我们从他的一些书籍笔记，如《超然台记》、《墨妙亭记》、《宝绘堂记》、《墨宝堂记》以及《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可以发现很多有关他收藏的方方面面。

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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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

期刊

《史记·乐书》建立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乐志体例,但给后世留下乐志范本的却是《汉书·礼乐志》。《汉书·礼乐志》是以记述宫廷雅乐的历史和歌词为主,"郑卫之音"的史实虽也有提及,但它是以一种被贬抑、被批判的地位得到记述的。《汉书·礼乐志》的音乐史观是一种雅乐音乐史观,它是西汉以来儒学文化思想在音乐史学领域中的体现,它对而后的官修史书乐志以及其他音乐史文献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郑祖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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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饱我愁无——论苏轼黄州所填《浣溪沙》五首的情怀与审美意义

期刊

苏轼很喜欢《浣溪沙》的词调,以分别在徐州、黄州填写的联章《浣溪沙》五首最为著名。黄州的联章词在"但令人饱我愁无"的忧民疾苦的伟大情怀,士大夫自我形象的展示、语言等方面都有创新,是成功的艺术审美经验的结晶,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情感与思想的高度上远超过徐州的联章词。

方星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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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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