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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学“法”范畴与翁方纲的诗法论

学术论文

诗法是诗歌创作技巧和规则的合称，在中国古代诗学系统中最为核心、最为丰富的就是关于诗歌创作技法与规矩的论述。“文成法立”，诗法既是一种实践形态，亦是一种理论范畴。而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诗法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自觉、成熟的方式形成系统规范性的理论存在模式。总的来看，诗法的成熟是与诗歌的创作照应起伏的，大体经历了由神秘、模糊的零星片段式记录到有意识、有目的去归纳概括的阶段，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诗法的存在形态（如:“术”“体”、侓、“格”等等）的差异所导致的指涉范围和研究对象的区别。易言之，各概念间的交涉性与兼容性的不同而使得“法”的规定性与包容性体系不甚明了。本文以清中期翁方纲的诗法理论为研究主体，力图挖掘其诗法理论的内涵指向，并以此为界纵深追索，勾勒诗法论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而确立其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　　论文共由六个部分组成:　　绪论主要说明论文研究的契机与必要性，研究现状与思路方法。　　第一章大致按照文学创作的自觉与理论批评中法度意识的觉醒为线索，对法的内涵与存在形态作出逐层的沿革考述与论析。通过考察，本章认为，“法”在进入文学创作领域之前，就在内涵与外延的指涉上包容了后世之法的基本内容。自魏晋文学自觉以来，刘勰的“文术”论可视为“法”向文学创作领域进入的首次及权威性的理论表述。近体诗定型以来，唐代诗格、诗式及元代诗法著述的大量出现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这种时代性与实践性兼备的诗法存在形态，对于研究诗格、诗式向诗法的演进有着重要的过渡意义。杜甫“佳句法如何”是法度在诗学领域的正式提出与初步建构的表征。宋人尤其是江西诗派继承杜甫对诗歌的自觉探索精神，进一步将法度深化为诗歌的内在属性与固定特征，标志着“法”范畴在诗学领域的确立与形成。明人继承严羽衣钵，抵制江西诗学的流弊。标举“格调”说以追步唐诗，但在师法路径上还是不由自主地向江西诗派靠拢。而且将宋人开拓的穷形尽变之“法”引向了复古、保守的形式矩矱之中。　　第二章主要对翁方纲诗法论出现的动因予以考察。首先从清代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包括唐宋诗之争与“格调”、“神韵”、“性灵”等诗说发展面临的境遇，指出翁方纲“肌理”说的出现不是学术思想影响下的必然产物，而是翁方纲对历代诗学特别是杜诗及宋诗学体认的结果。其二，就翁方纲本人的诗歌创作及其对雅集结社活动的积极参与，确认翁方纲的诗人本色;其三，从翁方纲学政生涯与诗学教育活动关系的考察入手，指出翁方纲对试席诗作与一般性诗歌创作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他对士子创作能力与诗学问题意识的着意培养，揭示其诗学家身份的自我确认。综合得知，过去学界以考据学家的治学方法用之于诗歌所生成的“肌理”诗论的一锤定音式的分析是存在误解的，也是与事实很不相符的。　　第三章对“肌理”说的内涵、外延展开批评，考察“肌理”作为诗法论继承性所在。分别从正面入手，对学界以“义理”与“文理”之分的误读作出批判，从而揭示“肌理”是翁方纲穷其一生用力摸索的诗歌创作精诣，指的是“方寸”、“尺黍”一类的微乎艰哉的作诗方法。并认定翁方纲对“肌理”说的体认与演绎，完成于他对杜诗的分析。但是杜诗“肌理”运转的模式又着实不易学得，故而紧接着他提出了黄诗“逆笔”说，主张由黄入杜。通过对王士祯“神韵”诗学本质的剖析，翁方纲认为“神韵即格调”，皆空疏无迹难以追踪，故而拈出“肌理”，对两大诗说的含义进行改造，完成其“肌理”即“格调”，即“神韵”的综合性批判。正式将“肌理”纳入整个古代诗法论的体系中，“肌理”作为一种诗法理论是翁方纲对古代诗法在横向与纵向上的开拓，且具有穷形尽变的特点。据此基本确定，翁方纲是古代诗法理论的集大成者。　　第四章依照诗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予以展开，选择翁方纲以来清季诗学的演变形势（尤以陈衍《石遗室诗话》）为考察对象，从中抽绎出三条最能体现古代诗法理论特征的诗学思想来结束本论文的研究。探析晚清宋诗派对翁方纲“以学为诗”观点的接受情况，认为他们对学问与诗的关系作出了较为稳妥的处理。重要的是将学问作为求新变化的诗法论的重要基础。考察宋诗派及同光体诗人的诗学主张，发现他们对“苦吟”精神皆持肯定的态度，继续翁方纲等人对神韵等空灵诗说的批评声音，倾向工于诗作的正面铺写，提倡由锻炼归乎自然的诗境创造。并对宗唐宗宋的诗歌范式作出了最后的总结。调和唐宋，提倡“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学古方式。从而在实践与理论上呼应了翁方纲“词场祖述”的通变之数。　　通过以上四章的分析，中国古代诗法论演变的轨迹可以说基本清晰。笔者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将刘勰以来、杜甫、黄庭坚到翁方纲的诗法论作了一个梳理，并以此数点为古代诗法论的重要结裏与转关，各点之间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且引钱钟书先生对古代诗学的反思作为旁证，进而得出古代诗学的精神实质和本体特征就是“法度”而非“境界”、“神韵”、“兴趣”等概念。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本文以诗法论为研究对象，对古代典籍中与“法”相关的表述作了大致的搜理，对其内涵也作出了相应的界定与总结，这为法在诗学领域的表现形态找到了学理依据。这是前人研究中的遗漏。对于刘勰“文术”论与后世诗法理论之间的关系，前人虽有指出，但是对其影响意义并未充分地认识与体察。　　二、针对翁方纲“肌理”说的提出背景，前人多从乾嘉考据学的大环境入手去判定其诗说的政治内涵与学术特质，笔者不以为然。认定其诗学范畴的本质属性，进而从诗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展开追讨，并结合《翁方纲年谱》对其诗学活动的展开予以分析，确认其诗人及诗学家的身份，为理解翁方纲“肌理”诗论的诗学阐述提供了切实依据。　　三、对古代诗法论在中国诗学史上的演变轨迹，前人的研究最多延伸至清中期的翁方纲便不再展开。本文则将论笔深入到近代同光体诗论的代表作《石遗室诗话》这里，进一步完善古代诗法论的发展全貌。　　四、就“法”范畴在诗学领域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前人只对杜甫与宋人诗法标示法的提出与确立有所认识，但对翁方纲诗法论的集大成意义却未曾体认，更谈不上将其与之前的杜诗法、江西诗法，之后宋诗派、同光体的诗法论作出规律性的总结，这应是本论文研究的推进与创获。

任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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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泰章氏话状元

报纸

□十兵翻阅如泰《章氏家谱》，前后出现数位状元的名字。首先如泰章氏外祖中就有两名状元：章文谷(925—1000)，南唐庚午科状元；章衡（1025—1099），字子平，北宋嘉祐丁酉科状元，同科进士有苏轼、苏辙、曾巩、程颢与张载等名人。苏轼评论章衡：“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其次，外姓状元也为如泰《章氏家谱》写序撰文。北宋状元、名臣吕蒙正（944—1011）写有《章氏族谱序》，感叹不已：“今阅《章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礼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而能之乎噫。”对于吕氏所赞章氏脉络清晰，状元章衡在《章氏家谱序》中有进一步阐述：“章氏之先乃太公吕望支孙封于鄣。子孙去邑为章氏。自是而后，枝叶繁盛，冠盖蝉联，至三十八代孙邯，楚封为雍王。其弟平仕楚，为上大夫，世居汴州。至东晋建武元年兵部尚书严随元帝渡江避石勒之乱，下车泉州南安，遂立桑梓，又展仕晋，为侍中大夫。……唐季康州刺史公讳及自南安徙居建州蒲城。”待到洪武元年，名臣宋濂撰有《章氏家承旧序》，又有补充：“章氏本姜姓，出于神龙氏之裔，逮齐太公支孙受封鄣，即《春秋》所书‘齐人降鄣’是也。”齐太公即章衡所述太公吕望。从状元到名臣，笔耕不辍，如泰章氏外祖的起源，跃然序中。清代也有状元为如泰《章氏家谱》写文。一位是刘荣庆（1762—1842），泰州姜堰人，乾隆四十九年武状元，其母姓章。1812年冬，他赠七舅“渭阳人瑞”四字，后又作《章氏家谱序》。另一位状元是李承霖（1808—1891），字雨人，号果亭，丹徒人，道光庚子科状元，任广西学政诸职，圈点洪秀全成秀才，后无意宦海，寓居泰州。李承霖与章氏结缘，不得不说起章骥。据《章氏家谱》和《章骥传》（光绪二十八年河南候补知州受业年再侄吴瞻菁拜撰），海陵章骥（1805—1884），乃如皋西乡杨村章荣甫后裔，字良夫，号小刀，又号翼伯、伏枥翁，书法遒劲，得颜平原、柳诚悬笔意，诗作雄健，老年感事诸作益悲壮，尤工科举之文。道光己亥科经魁（举人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咸丰癸丑大挑教授，任江宁府溧水县教谕，后教书育人。太平军逼近江淮，故交吴勤惠（清末名臣、漕运总督吴棠），数次来鸿，敦促章骥出山。章骥奉亲，不以穷富改变自己的志向。他喜好收藏，亲朋雅聚，常取出所藏古书名画发帖，与友鉴赏。传记所述章骥工书，有据可循。如皋“苇航书屋”现藏一幅扇面，即章骥的书作真迹。扇面为白色洒金纸，已有破损，部分墨色随之脱落。书写内容为《二十四画品·圆浑》，落款为“春融二兄先生政翼伯章骥”，钤印两方：白文“骥印”，朱文漶漫难辨。此作用笔丰腴，书风出自二王，敦厚儒雅。李承霖为章骥父亲章家升（1783—1856）作传时，写道：李家住在丹徒，与杨泰地区一江之隔，自幼即闻章家升乃“海陵名宿”。道光己亥年，李承霖与章骥，同时考中举人。庚子年，两人又在京城参加礼闱，同寓北京，交情渐深，李承霖了解到好友的累世家学，并最终为章家后人撰写了《章家升传》。

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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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笔下的皖江风情

会议论文

＜正＞李白自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足迹东至于海,北到幽州、雁门关,南及苍梧,西至秦陇,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正如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所说:“俄属戎马生郊,远身海上,往来于牛斗之分,优游没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 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长江远山,一泉一石,无往而不自得也。”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今安徽省自安庆至马鞍山的八百里皖江沿岸

殷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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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贾谊论》理解中国文人遇与不遇的焦虑

期刊

中国历史上,年少成名却英年早逝,最为人怅惋的便是贾谊。他有位至公卿之才,又有怀才不遇之哀,更是中国文人身遭困厄时叹惋、寄托与怀想的对象。究竟贾谊是遇是不遇?如果说是怀才不遇,责任在君主还是贾谊自己?司马迁、班固、欧阳修、王安石皆有所论,中国文人对遇与不遇的焦虑可见一斑。而苏轼《贾谊论》独树一帜,由能否“自用其才”的省思切入,提出“能待”“能忍”的处世之道,并从中认识苏轼由处穷待变到旷达从容的人生哲思,发现中华文化的千古常新。

邵芊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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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东坡解读美食密码

报纸

火巴本报讯（记者余毅）“苏东坡一生奔波辗转，不论顺境逆境都保持着乐观豁达。他把诗里相见的人间烟火，隐藏在了美食里面。”近日，眉山市图书馆喆雅书坊分馆带来一场精彩的读书活动，解读苏东坡美食密码，在饮与食之间一探其处世哲学。“不同国家、地区的风俗习惯往往能折射出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苏东坡对饮食的热爱与尊重，代表了一种随遇而安与积极乐观的精神，正好与他的故乡眉州有关。”活动中，嘉宾以丰富的知识内涵和多年的三苏文化研究心得为蓝本，展开生动讲述，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要论眉州美食，首推东坡肘子，而不烂、肥而不腻的肘子才是佳品，数川味的最好。”在嘉宾的生动讲述中，沿着历史的足迹，孩子们及其家长一路寻味。大家通过了解东坡肘子、东坡肉、羊脊骨等美食的做法，探寻美食背后的故事，感受到了一个勤政爱民、知足常乐的东坡形象。“无论生活有多困难，都要活出滋味儿来。”这是嘉宾对东坡精神的注解，也是他对东坡美食的理解。他鼓励在场的孩子们专注眼前、活在当下，像东坡一样创造最大的人生价值。

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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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红楼梦》中的接受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试结合文学接受的基本理论,研究《红楼梦》对《史记》的接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是先秦两汉文学成熟期的代表之作,在叙事和写人艺术方面有很高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红楼梦》是我国明清古典小说成熟期的代表之作,同样是叙事文学,同样在写人方面成就非凡。本文试结合文本、作家、时代诸因素对《史记》在《红楼梦》中的接受进行研究论证。本文共分为五章内容来论证《红楼梦》对《史记》的接受情况。第一章论述《红楼梦》接受《史记》的条件与原因。从《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司马迁与曹雪芹类似的人生际遇和创作动机两方面论证《红楼梦》接受《史记》的内部条件;结合清代的社会状况和《史记》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与研究盛况,论证《红楼梦》接受《史记》的社会条件。第二章叙述《红楼梦》对《史记》的文本接受。通过仔细研读作品,找出《红楼梦》接受《史记》的内证,分别表现为袭用《史记》中的词语、化用《史记》中的典故故事等不同方式。第三章论证《红楼梦》对《史记》的叙事接受。分别从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艺术手法等三大方面进行分析论证。《红楼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的结构特征;在叙事视角方面也继承史家传统,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结合,将客观叙事与主观叙事结合;在叙事艺术方面对《史记》的预叙手法、“特犯不犯”的叙事艺术、互见法等叙事艺术的继进行了继承与发展。第四章论证《红楼梦》对《史记》写人艺术的接受。《红楼梦》和《史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写人艺术出色的两部代表作品,本文结合作品文本,从人物的典型性和个性化、人物的整体性与真实性、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三个方面,对《红楼梦》接受《史记》的写人艺术进行论证。第五章论证《红楼梦》对《史记》精神内涵的接受,分别从“爱奇反经”和悲剧精神两方面进行论证。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红楼梦》也是一部奇书。本章结合文本结合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内涵论证,《红楼梦》对《史记》爱奇思想的接受。《史记》记载了历史上的悲剧英雄人物群象,通过悲剧历史人物表达了作者的悲剧意识和历史时代的悲剧,《红楼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悲剧女性群象,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现了人生的悲剧、家族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二者都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本章结合作品内容和作者的悲剧心态论证《红楼梦》对《史记》悲剧意识的继承与发展。

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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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与研究

期刊

李高洁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引发国内重要学者点评的《苏东坡集选译》与《苏赋》分别是通俗性与学术性的苏轼赋文译著,后者还是英语世界唯一一部个别中国作家的赋别集,也是苏轼赋最完整的英译本。这两部译著继承翟理思、亚瑟·韦利等人译赋工作,是赋体文学及苏轼作品海外传播中的重要环节。李高洁在《苏赋》中对赋文体形式的翻译策略和苏轼文艺思想做了专门探讨,也体现在他的译文及注释之中。《苏赋》的译文吸纳钱锺书等学人的批评,对正文及学术注释都有增修。而《苏东坡集选译》作为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作品则采用了李夫人所作的艺术性插画与译文相结合的策略。考察李高洁的苏轼赋文译介可以为赋体文学及苏轼作品翻译与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阮诗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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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心态转变历程

期刊

苏轼在黄州共计五个年头,其心态转变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元丰三年正月出狱至本年二月抵达黄州,为第一个阶段,劫后余生的庆幸感萦绕心头,坚毅、兀傲为其主要心态;从元丰三年二月寓居定慧院,到同年五月迁居临皋亭为第二阶段,寂寞孤独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心境;从元丰三年五月至离开黄州为第三阶段,此期苏轼渐次适应了贬谪生活,或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求精神的伴侣,或在历史的面前反思自我,寄托某种大"我"的终极关怀,或者在躬耕这样的日常活动中解放自我,从而忘怀得失、淡薄名利,形成旷达的人生观,使东坡的人生思想和艺术表现都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彭文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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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祖籍味道栾城

报纸

□王芳张思梦赵欣/文李明发/图“南京到北京，小县数栾城。这座小城虽小，但名士才俊代有人出，历史上著名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先祖、唐朝宰相苏味道的家乡便是这里，因此栾城又有‘三苏祖籍味道故里’之称。”栾城区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内，少年讲解员正在声情并茂地开展讲解练习，随着小讲解员的介绍，我们一路领略了深深扎根栾城的三苏祖籍文化。栾城才子一代名相《旧唐书·苏味道传》记载：“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也。少与乡人李峤俱以文辞知名，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本州举进士。”是当时的少年才俊，文坛名士。苏味道步入仕途，从咸阳尉起步。当时吏部侍郎裴行俭爱其才华，在奉诏征讨突厥阿史那都支时，推荐苏味道做管书记，兼监察御史。时裴居道拜左金吾将军，请味道写谢表，苏味道挥笔而成，辞理精密，一时盛传于世。武则天时期，苏味道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三度跻身相位，任宰相多年。苏味道才华横溢，与乡人李峤俱以文章显，时号“苏李”，史有“苏李文学，一代之雄”“苏李居前，沈宋比肩”之评。又与李峤、崔融、杜审言合称初唐“文章四友”。他的诗多为咏物诗，其诗音律精严，诗风清正挺秀，在写作上刻意求工，在表现手法上力求日臻完美，与同时代的诗人一起为完善五言律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定了他作为初唐五言律诗开拓人之一的地位。《全唐诗》中收录他的诗16首，其中《正月十五夜》咏神都洛阳元宵夜花灯盛况，“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镂金错彩，韵致流溢，历来为人传诵，也是“火树银花”这个成语的起源。魂归故里归葬栾城公元705年，苏味道为眉州刺史，复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未行而卒，归葬栾城西北九公里处，即如今的栾城区冶河镇苏邱村。苏味道墓封土高4米，直径10米，墓地四角分布有四亭，由草白玉栏杆围绕，墓周栽植有古槐、垂柳，墓旁松树林立。墓前正中立有《大唐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苏公味道之墓》石碑，右首立有“眉山发迹”碑，左首立有“三苏发祥”碑。苏邱村向南几公里，在南北赵台村之间的洨河古道上，坐落着一座三孔圆弧石拱桥。桥身长44.2米，宽5.08米，桥栏雕刻古拙俊美，为苏味道后裔上坟祭祖必经之桥，故名“清明桥”。“三苏”祖籍栾城情结苏味道有四子，二子苏份留居四川眉州，“味道……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苏氏。”《族谱后录上篇》的字里行间，苏洵以苏氏后人的身份，阐述苏味道为“三苏”先祖，栾城是“三苏”祖籍的事。敬重先祖寻根溯源，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对于苏味道这位先祖，“三苏”父子一直念念不忘。苏洵自署“赵郡苏洵”为其家族书写族谱。苏轼自称“赵郡苏轼”，“赵郡苏氏”印章多次出现在其作品中。曾经被朝廷授予“栾城县开国伯”的苏辙，将毕生作品以《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栾城应诏集》命名。在为其兄苏轼所做墓志铭铭文中，开篇即为“苏自栾城，西宅于眉”，表达了对祖籍栾城的深深怀念。另外，苏辙之孙苏籀撰录语录一卷，取名《栾城遗言》，也强调四川眉山苏氏一门源于栾城。以史为据建馆纪念根据“苏自栾城，西宅于眉”（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这一史实，栾城区以史料为依据，综合当地人文遗存，在柴武台公园内修建了苏东坡祖籍纪念馆。馆内展陈主题——“苏自栾城西宅于眉”，分为“苏门千秋扬名四海”“苏氏文脉栾城风华”“苏氏贤人灿若星河”“栾城韶年光华胜昔”等四个板块及“序厅”和“尾厅”部分。纪念馆珍藏了许多与苏味道有关的词赋、绘画、雕刻及介绍图片。在这里可以看到苏氏源流从轩辕黄帝至唐朝宰相苏味道脉衍清晰，族谱考证严谨。也可以看到从史料、族谱中详细论证记载的“三苏”为苏味道嫡传子孙传承支脉关系，将他们对历史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诠释。馆内一系列的资料内容翔实、学术权威、比例严谨，置身于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无异于经历一次苏学文化的穿越之旅，乐享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多彩活动擦亮名片近年来，栾城区加强对“三苏”祖籍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除了建成苏东坡祖籍纪念馆，修缮苏味道墓、清明桥之外，还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大力弘扬“三苏祖籍”文化。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举办景苏诗会，社会各界人士齐聚栾城苏邱村，与圣贤相会，与历史对话，以特有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2018年—2019年连续两届举办了“三苏祖籍文化节”，邀请苏氏后裔、专家学者以学术高峰论坛、“火树银花”灯光秀、“古栾韵三苏情”主题晚会、苏学文化主题讲坛等形式相互交流，展示研究成果，填补学术空白，打造了一场三苏祖籍文化的盛宴。为了促进三苏祖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栾城区倡导一批青少年通过参与文化历史讲解亲身感悟三苏祖籍文化的魅力，充分发挥苏东坡祖籍纪念馆爱国教育基地的作用，使苏东坡祖籍纪念馆成了孩子们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场所。小讲解员们利用周末、假期在纪念馆展厅进行实地讲解训练,将栾城的三苏祖籍故事娓娓道来，引来家长和老师的啧啧称赞。除此之外，三苏文化大讲堂、三苏文化研学、领读中国等活动层出不穷，不断擦亮着“三苏祖籍、味道故里”传统文化名片。积淀文化助力发展依托于深厚的“三苏祖籍”文化积淀，栾城区古栾水镇商业街应运而生。街道两旁古朴典雅的建筑造型、街区内遍布大小水系和各色喷泉，诗意盎然的文化长廊、梦幻唯美的灯光表演，深度切合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的诗词描绘。置身其中，犹如穿越历史，呈现出一片盛唐繁荣景象。自开街以来，累计接待近百万人次。其优美的环境、丰富的产品、配套的基础设施满足了市民、游客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给游客带来沉浸式诗词文化体验和水镇风情体验。在古栾水镇商业街“栾城集”伴手礼旗舰店颇引人注目。“栾城集”的名字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引用了苏辙诗文别集《栾城集》之名，二是取栾城产品汇集、汇合之意，三是蕴含赶大集的含义。栾城集汇聚了栾城区富硒农产品、龙头企业商品和非遗文创产品，推出了一系列“人间有味是清欢”系列栾城特色农产品和“火树银花”等文旅特色商品，满足了来往游客的购物需求。三苏祖籍文化植根栾城，滋养中国，惠及世界。近年来，栾城区秉承“以文化为魂以项目为体”理念，致力于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不断宣扬“三苏”祖籍文化，着力打造“三苏祖籍味道故里”传统文化名片，增强人民群众对三苏祖籍文化的获得感和认同感，通过讲好文化故事，丰富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丰富精神生活，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王芳张思梦赵欣文李明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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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游记散文艺术特色论

期刊

苏轼游记散文艺术特色论何梅琴＂中国的游记散文源远流长，它启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①宋代大文豪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其阅历见闻之广博，徜徉于林泉山石的机会之多，其知识的渊博，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为其写出多姿多彩的游记文字，准备了得天独...

何梅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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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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