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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成就了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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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岚苏轼（1036-1101），字子瞻，汉族，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苏轼可能是我国最受欢迎的文人了，一千个人读苏轼，会有一千种喜欢的理由。不管苏轼在哪个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爱。而在黄州的苏轼，虽然刚从政治之路上跌落下来，却在诗词、文学、绘画等各个方面上达到一个高峰。据说目前留世的绘画作品以黄州时所作为最多。平生自由最关身。经过乌台诗案的炼狱，贬谪黄州的苏轼，如搁浅之鱼重入深水，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这里有刚出狱的茫然，也有脱离困境的喜悦，更有不做追究此祸的豁达。“百日归期恰及春”，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碰上新岁，且是春节。他因诗获罪，入狱时犹入百尺深井，囚房之小，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壁。当时他已经写好遗书，内心深处非常绝望。而此番却能移居黄州，虽然地理范围只不过一州，有点像现在的监视居住，但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苏轼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不但是个小官，且附有“不得签书公事”的规定，所以只是个空衔。但虎口余生的苏轼，“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能有重提诗笔的一天，对于这些，早已“此灾何必深追咎”，一点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当然这个“自誓”是一点不作数的，他这爱写诗议事的性格又怎么能改得了？寂寞沙洲的救赎。初到黄州的苏轼，最苦的是没有朋友。经过炼狱的苏轼，不敢与人往来，他宁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连累亲友。因此怕惹是非的亲友不与他通问，他也是理解的。同时他也不敢作“文字”，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祸了，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跃然纸上。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卜算子》便体现了这种寂寞：“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情，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于是苏轼与僧侣为友，混迹于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鞋，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也交了三个黄州本地朋友，一个卖酒的潘丙，一个卖药的郭遘，一个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的古耕道，后来开垦东坡时得到这些本地朋友的很大帮助。年轻的苏轼万事顺利，为人张扬，经此一劫，小心而收敛。他需要自由，不但是身体上的自由，更是精神上的自由。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开垦东坡，成为东坡居士。谪居黄州的苏轼，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要养活一大家子确是个问题。于是他托朋友向政府申请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在州治之东的山麓，约有50亩。苏轼将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由此，他由一个士大夫，兼做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夫，乐于每日躬耕的悠然生活。后在东坡又筑了一个“雪堂”，既作书房，亦作会客厅，读书写作兼绘画，不亦乐哉。这是一个经历磨难后的文人在有限的环境中能够自立的通达之人，因为黄州的磨练，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练习才艺，成就了苏轼“诗、文、书、画”等诸艺皆精的儒释道通才。谪居在黄州的日子正是苏轼壮年时节，却只能闲居江湖，虽内心不免苦恼，但他却能在山水中放逐自己，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常与人醉，归时赏一片江水风色，如所作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读到他这白描般的诗词，眼前似活灵灵出现一个无可奈何叫不醒家童的主人，只好倚杖听起江水来。而愿做一个“江海寄余生”的自由人，怕也是多数人心里难以割舍的一个梦吧。这个不计较的心态，也为其日后再三被贬而永立不败之境打下基础。没有哪个人，生来是坚强的，只是在一次次的击打之后，才显出锻铁般的坚韧来。苏轼的传记很多，李一冰所作的这部《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个特点，所录诗词很多，对我这样喜爱赏词赏诗的爱好者来说，极为妥帖。再次领略苏轼的人格魅力的同时，看到这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诗词，回顾苏轼的苦乐人生，亦是我辈平凡人之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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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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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文同：相知相契意，亦友亦知音《草虫卷》（局部）。元代坚白子□袁丁国庆大假期间，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苏轼书画特展”中，有一幅元代坚白子传世孤本《草虫卷》，分段绘有天牛、夏蝉等草虫，以淡墨勾染，细腻逼真，每种草虫旁录有苏轼题雍秀才画的五言诗，诗画均以物寓意，讥讽时事，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之作。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北宋两位长于墨戏的人物：苏轼和文同。在众多艺术史家的描述里，苏轼和文同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同为“湖州竹派”的领军人物，是以墨戏状态出现的文人画推手和实践者；他们爱竹，都在川西坝子的竹林中长大，是表兄弟、是朋友、更是知音。一对生活的挚友古代文人交友首重道德、学问，因此文同受到了当时士人推崇，连端方严肃的大儒司马光也很敬重他。文同，字与可，四川梓州永泰（今盐亭）人，年长苏轼19岁。嘉祐年间，文同与老苏共事密阁，关系密切。他与苏轼虽未相见，却因老苏和苏辙，二人心生向往。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文同守孝后回京路过凤翔，二人终于相见，留下美好回忆。苏轼赞美文同“忠信而文”“志气方刚”；文同则感叹与苏轼“一见初动心。”此后二人诗文往来，一别六年。再会京城，他们欣喜不已，几乎日日相聚。此时王安石新法盛行，苏轼多次上书反对，又经常与周围的人谈论讥讽时事，文同对此十分忧虑，经常私下劝告。后来苏轼到地方做官，文同又写了很多诗劝慰，可谓用心良苦。苏轼与文同虽性格各异，却非常投契，两人的交往充满雅趣。文同的墨竹举世闻名，拥有很多粉丝，起初他并不在意，可当各地粉丝拿着绢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后，文同非常厌烦。有一天他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绢去做袜子！”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为话柄流传开来，连文同也拿来开玩笑，他写信给苏轼：“我近来告诉大家墨竹派搬到徐州了，让他们到你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该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附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苏轼哭笑不得，立即回信：“竹子长万尺，要用250匹绢，我知道你犯懒不想画，只想要绢而已！”文同无言以对，只好承认自己是瞎说的，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可苏轼却不饶他，继续跟他开玩笑：“世间有万尺竹，月光下院中的竹影就有那么长。”文同只好自嘲：“苏公真善辩啊！我如果有250匹绢，我就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他把自己画的筼筜谷偃竹寄给苏轼，苏轼以诗相赠：“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收到信时正和妻子在筼筜谷中赏竹，烧笋当晚饭吃，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两个艺术的知音文同是艺术全才，擅长诗文，长于绘画和篆隶行草各体书法；苏轼就更不用说，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二人鉴赏水平一流。也许因为如此，二人曲高和寡，难觅知音；也因为如此，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苏轼说：“我生平最喜欢和与可畅谈大笑”。他赞叹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他曾作《石室先生画竹赞》赞美文同善于捕捉竹的生机妙理，心手为一，深得画道精髓和天然之趣。文同对此很感慨：“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引苏轼为知音。苏轼常常研习文同画作，与他探讨。文同告诉苏轼，画竹先要胸有成竹，只有抓住灵感才能做到神似，托物言情。苏轼得到很大启发，绘画水平一日千里，以文湖画派的真正传人自居并戏言：“我画竹虽然比不上与可，但是画石头是比得上的。”文同对苏轼也极为肯定和信任，他曾经为道师王执中画墨竹，嘱咐他千万不要让其他人题字，只等苏轼来题诗。苏轼和文同痴迷艺术常入无人之境，这大概是他们成为知音的重要因素。文同见不得好纸墨，一见就控制不住上前泼墨作画，旁人争相抢去，他也不觉得可惜。后来，大家看到他就故意摆上好笔好墨，文同常常徘徊很久才忍痛避开，粉丝们一年到头求不到画，忍不住问他原因，他说：“我学道不精，不适意时就喜欢画竹宣泄，这是一种病啊，我现在已经好了。”苏轼无论到哪里都会带上笔砚，他曾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快意事，自认为只有做文章的时候乘兴挥毫，是天下第一乐事！”二人在京城期间，经常品评艺术、探讨绘画书法，常常到半夜三更。他们有时静静地对坐，有时把酒赋诗、挥毫泼墨、畅谈大笑，说到兴奋处更是旁若无人、狂态百出：脱衣解带拍手高歌，恣意掀倒书窗画壁，站在窗台下对月吹箫，动静之大常常让邻居惊奇不已。一生难忘的情谊熙宁三年（1070年），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离京前，他与苏轼同游京师静因院，与长老臻师告别，文同再画墨竹，苏轼作《净因院画记》。二人又同登延晖亭，当时正值寒冬，他们迎着霜风雾霭，漫步在草木萧瑟的密林，想到即将分别不知何年再见，二人怅惘不已，久久不愿离去。没曾想，这一次竟是永别。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一日，文同突然离世。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已，他终夜不能入眠，坐着叹息，偶然入睡又会在梦中惊醒，一想起好友离去就泪流急下淋湿衣襟。二月，他作祭文呼唤亡友：“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四月，苏轼移守湖州，他常常想起文同：“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知其牗？”文同的死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苏轼喘不过气来，最让他难过的是文同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却不得的痛苦。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为官清廉，一生清贫，留下遗孀弱子该怎么生活呢？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晒书画，看到文同的墨竹失声痛哭不能自已。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惟对文同的离去久久不能放下。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受到了严酷的折磨，一下从天堂坠落地狱，可谓九死一生。尽管这样，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和家人团聚，而是赶到陈州，料理文同后事。文同的遗孤扶柩回乡路过黄州，苏轼再作祭文悼念文同，他深情地写道：“丧之西归，我窜江濆……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他让文同安息，又写信给文同的儿子文务光，劝他节哀，而自己却一直无法释怀，对文同的怀念几乎贯穿了他的余生。元祐八年（1093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在朋友吕元钧处见到文同遗墨，悲从中来，作《文与可画赞》：“我怀斯人，呜呼，其可复觏也。”其哀痛之情令人唏嘘。面对如此真挚的情谊，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文同与苏轼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人生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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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轼走过宜宾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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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宽学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嘉祐四年（1059）初冬的一个早晨，天气晴好，岷江上云开雾散，苏洵、苏轼、苏辙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眉山东门外的江家渡码头上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船行下水，其快如箭，半天时间就过了嘉州（今乐山）。写诗也是写心情，看得出今天苏轼的心情不错。这一趟行走的路线设计是：眉州——嘉州——戎州（今宜宾）——江阳（今泸州）——渝州（今重庆）——涪州（今涪陵）——万州……船停江陵再弃舟北上，直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里。苏轼他们不赶行程，有趣的地方就停舟一两天，访古寻幽，拜会朋友，也寻美食美酒。走走停停，玩了又玩，到达汴京已近来年的二月。船至犍为，他们去游览了王氏书楼。“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苏轼对王氏亦文亦武的气概发了一回赞叹。接下来就进到了宜宾地界。（一）江寒晴不知，远见山上日。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云忽飘散，翠树纷历历。行人挹孤光，飞鸟投远碧。蛮荒谁复爱，秾秀安可适。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过宜宾见夷中乱山》，这是苏轼进入宜宾地界时在船上看到的风景。当时，宜宾的地形，山脉迂回，树木蓊郁，水流湍急，地远人稀。苏轼说：“江水寒冷，不知晴暖，太阳升上了山顶，照耀着陡削山崖。横浮于天空的云雾忽然飘散了，翠绿错落的树木历历在目。出行的人挹一捧江上的阳光，飞鸟投入遥远的青山。这样的地方，好到是好，但那沿路豺虎的足迹随处可见，谁敢去这山里游览。”苏轼写得有点荒凉，但真的是一片原生态景观。这一片“乱山”，指夷牢山，《方舆览胜》记：“夷牢山在叙州宣化县南。”当年的宣化县县城遗址在今天宜宾县蕨溪镇的宣化坝，它的南面正是黄山。苏轼见到的夷中乱山应该是今天的黄山极其余脉。现在的黄山风景依然好，已没有了豺狼和老虎，是四川省风景名胜区。（二）牛口坝在宜宾市翠屏区思坡乡的临江村。春天油菜花盛开，遍地金黄；秋天芦苇摇曳，浩浩荡荡。当年苏轼他们到来的时候是十月底的一个黄昏，应该看到了江边风吹芦苇的壮美景象，还有翩飞的白鹭和撑一支长篙的打鱼人，“渔人忽惊起，鹭鸟落蒹葭”。可惜他没写进诗里。苏轼《夜泊牛口》时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餐，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傍晚，落日返照，空中的水气都染成了红色。这个时候，苏轼他们“系舟宿牛口”。上岸以后见到的是当地居民的一个生活场景：伐樵为生，茅屋破败，蔬食果腹，但“儿女自咿嚘，亦足乐且久”，家人相亲，陶然自足，兴趣盎然而不觉简陋，生活充实而富有情趣。苏轼很感慨。随即以“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与自己“汲汲强奔走”作出了对比，看得出苏轼有厌倦仕途的一面。在出世入世问题上，苏轼从青年时代起就很矛盾。夜色来临，从江面上升起一轮圆月，整个牛口坝沐浴在月光洒下的清辉之中。苏轼又开始写牛口坝的月色。“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览，飞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三）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庾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自顷方从化，年来亦款关。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何足争强弱，吾民尽玉颜。这首《戎州》诗，描述了当年苏轼见到的宜宾城市形象：乱山环抱，夷汉杂居，土地贫瘠，人烟稀少。诗是好诗，赵克宜在《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中说：“排律一气流转，颇为法。”但作为事实和研究史实的角度看，苏轼的描写还是有出入。事实是岷江沿岸，月波、泥溪、古柏、蕨溪、真溪、高场、思坡、菜坝、旧州坝、三江口，一个连着一个的冲积扇，肥田沃土，丰富的菜篮子和粮袋子，吃不完的粮食还用于酿酒。土地一点都不贫瘠。史实是《元和郡县志》载：“秦军破滇，通五尺道，至汉武通西南夷。……南朝梁大同十年（544）立戎州，唐为巴蜀地区通南昭的交通枢纽，是为门户。”苏轼讲“自顷方从化”，最近刚刚归化朝廷的意思，是最近吗？秦汉唐均已归化也。“年来亦款关”，款关，叩关，攻打关门，指嘉祐二年（1057）三里村少数民族“内寇”之事。这本是“人民内部矛盾”。“颇能贪汉布，但未脱金钚”。夷人很喜欢换取汉人的货币，但还未摆脱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这几句诗，按照我的理解，苏轼的本意是希望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不管是汉人、夷人都和睦相处，尽展玉颜。（四）《过宜宾见夷中乱山》《夜泊牛口》《牛口见月》和《戎州》。据考证，苏轼写有关宜宾的诗只有这四首，而且都是这次顺江而下写下的，悉数收录在他的《南行集》里。江安县，历史上一直隶属泸州，民国24年（1935）调整行政区划划归宜宾管辖。由于这个原因，我再录入一首苏轼的《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不至。至晚，复来》。江上有微径，深榛烟雨埋。崎岖欲取别，不见又重来。下马未及语，固已慰长怀。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南井口，在江安县东北。到这里，苏轼父子是来会朋友的。朋友的名字叫任遵圣，眉山老乡，以学问气节推重乡里，当时任简州平泉（今简阳市草池堰）令。他们约好在南井口（今井口镇）见面，哪知这位任先生当天早已去过，立马江边，久久不见苏轼父子的船到来，于是，返回15里外的南井监（今南井场）小憩去了。直到傍晚暮色苍茫，才又姗姗到来，得以见面，相互赠答赋诗。东坡的这首诗，专门记述这件事。“我辗转徘徊在丛木茂盛、烟雨蒙蒙的江边小路上，正想就此登船离开，这时，期待相见的任尊圣长官赶来了。他从马上下来还未开口说话，就已慰抚了我那颗悠思的心。江湖浩渺，广大辽阔，我怎样才能与您偕行呢？”苏轼写诗的画面感很强。他说王维诗中有画，其实，苏轼的这首诗也是一幅画。在宜宾境内，我陪苏轼一大家子盘桓数日后，一直把他们送到这南井口，前面已是泸州地界，我们挥手作别。（五）苏轼南行去了，却给宜宾人留下了热爱他的诸多缘由。牛口坝所在地那个乡场，明朝以前叫渡口场，明末改称大顺场，民国时，人们思念苏轼的情思日盛，正式定名为思坡乡。在思坡乡，至今流传着一个故事。当年，黄庭坚得到苏轼要来宜宾的消息后，欢喜不已。天天等，时时盼，等待的过程中更是越发的思念苏东坡。在这份心情的支配下，黄庭坚在苏东坡到来时必须经过的孔道上，见亭阁书题“思坡亭”，见溪流书题“思坡溪”，见桥梁书题“思坡桥”……这一天，苏轼终于到了，黄庭坚把他引入长江边一条风景如画的小溪流，只见两岸翠竹浓荫，丹霞如渥，瀑布似练。苏轼与黄庭坚在这里畅叙情意，以诗唱和，好不惬意。为了记住黄庭坚的这份思念，更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大书法家的倾情一会，在这里，“会诗沟”仨字便定格成了一个地名。关于这一次相会，我做过考证。绍圣元年（1094），黄庭坚遭章惇、蔡卞一党人诬陷修《实录》不实，有损帝王之名，于1095年贬涪州驾默州（今四川彭州）安置。因表兄任其长平提举，为避亲嫌，移戎州安置。黄庭坚1098年抵达宜宾，1100年放还，在宜宾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苏东坡贬惠州继而贬谪儋州的日子。因此，历史上，苏黄都曾到过宜宾，但他们只是擦肩而过。这样看来，会诗沟是一个传说。呵呵，即使是传说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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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词唱和的　章楶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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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萍踪章楶一苏轼有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次韵是按照原韵和用韵次序所进行创作的诗或词。此词咏杨柳工巧浑成，极尽杨花（即柳絮）“天然去雕饰”的柔曼。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将生命赋物入景表现得细腻无痕，情调缠绵悱恻，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成为咏物词史上“压倒古今”的名篇。什么好词能让苏大学士怦然心动为其和韵？想必作者也是非等闲之辈。章楶（1027-1102年），字质夫，福建浦城人。他是“词有织绣功夫”的诗人，政绩卓著的能吏。他的那首原作《水龙吟·杨花》：“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呼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描摹中的杨花如影随形，暗香浮动的轻灵令心魄微颤。苏东坡有感而和，他们起承转合的《杨花词》堪称合璧，春风化雨传遍大江南北，惹人喜爱竞相翻唱最流行的“水龙吟”，引发百家争鸣“骚人搁笔费评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这两首相得益彰的词，当属无以超越的唱和经典。章楶与苏轼的结识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作《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为章楶写《思堂记》；著名的杨花词和韵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同年末，苏轼应章楶求请琵琶词，作了《水调歌头》。二人在湖北和广东过从颇多。苏轼被贬湖北黄州，章楶提点湖北刑狱，元丰九年（1086年）他们在武昌会晤；苏轼放谪广东惠州，章楶兼知广东广州，两地相距300里；《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讲的是章楶资助苏轼生活的故事；章楶作《广州府移学记》，其中有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侍妾朝云去世的《简》。可见苏、章之间的友谊。二章楶出身于世宦家族，是“八闽第一相”章得象的堂侄。他才兼文武，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授知陈留县，迁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等职，北宋后期是叱咤西域的御夏名将。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曾多次对西夏用兵，接连失败含恨而终。高太后垂帘听政，“割地以纾边患”，然“夏人得而不有，侮慢如前”。哲宗小皇帝“起立变色，怒”，但北宋只能忍气吞声。宋哲宗亲政后，“恢复熙宁、元丰之意”，废“弭兵”强纲军事。元祐六年（1091年），章楶任环庆路经略使（军事长官）期间，施行“独固高割削成城”，“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他提出“西夏嗜利畏威，不予惩艾，边不得休兵”，上疏“浅攻进筑”，即在边境筑城，“据形胜以逼夏”。哲宗准奏并命名平夏城以示决心。章楶奉旨承造，仅用二十多天，一座工事化的平夏城在石门峡要塞拔地而起，又筑九处三角防形拱卫的寨堡，完成“坚壁”备战又有效地保境安民。绍圣四年（1097年），章楶时领泾原路经略使（前线指挥官），在坚固的平夏城迎战西夏“倾国力来犯”。宋军以“斩杀三千，俘虏数万”，缴获梁太后帅印，旗开得胜。战利品呈献御前，哲宗“夙夜把玩不已”。平夏城的意义，就是塞外长城般的屏障，遏制西夏东进，更是一把插入腹地百里的尖刀，西夏视为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箭在弦上。元符元年（1098年），梁太后与西夏皇帝李乾顺亲率三十万大军，“绵亘百余里，俱为西夏营寨”，布下夺城的阵势。“高车临城，填壕而进”，难越雷池半步。夏军久攻十三个昼夜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此时狂风骤起，遮天蔽日，把飞石激火的攻城战车“铁鹞子”摧断。夏军阵脚大乱，“自相腾塌”，在宋军城头箭石炮火直捣下死伤惨重。见大势已去，“梁太后恸哭而返”。宋军挟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一场绝杀行动。章楶传令遣伏的轻骑奇袭天都山，“伺间以击其归”，统三路精锐合围葫芦河川，“预毒于牛圈潴水，夏人马饮者多殁”。宋军“战益历”扩大战果，聚歼驸马都尉罔罗，中军主将仁多保忠只身逃脱，斩首级二万，擒获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尽俘其家，虏馘三千余，牛羊十万”，“夏主震骇”。哲宗接到捷报，亲临紫宸殿授贺。“楶立边功，为西方最”，升任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平夏城之战仅以五万守军、两万援军，大破数倍于己的西夏大军，一举扭转了两国的军事格局，是对外战争中辉煌的一战。北宋终于掌握了决定胜负的主动权。“夏自平夏之败，不能复军，屡请命乞和。”章楶乘胜迫使西夏签城下之盟，把割去的米脂、浮屠、葭芦、安疆四地归还，向北宋称臣纳贡，“哲宗亦为之寝兵”。《古今纪要》评价章楶：“泾原四年，置州一，城砦九，夏不能复，军绍胜。”章楶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当机立断的执行力，而且长于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所发明“堡垒配合浅攻，纵深突袭交替”的“章法”，是实战西夏骑兵的制胜利器。章楶生活清俭，赴任成都转运使时，未带仆从，自驾匹驴，驮着妻儿行李，跋涉于崎岖蜀道。作风平易近人，“不私援党”，体恤下属，知人善用，举才不问出身。西夏降将等愿服麾下，更有民众拥戴，兵将俊杰在位。章楶无论是文才、人品、为官，还是保江山，都集文武曲星于一身，在最缺少名将的北宋一朝，文官治军“一剑能当百万兵”，以完胜的战绩立不世之功，赢得青史留名。元符三年（1100年）新继位的宋徽宗，在文德殿召见年届七旬的章楶，加拜同知枢密院事（副相）。身后累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太师、秦国公，谥号庄敏，应是至高褒奖这位闽籍儒雅的铁血英雄。（全文共2467字）

陈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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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本在字体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以“笔法”与“刀法”为例

期刊

结合字体设计案例研究宋刻本中的行笔规律和刻字规则,达到提升汉字设计艺术性和设计质量的目的。本文从"笔法"与"刀法"的双重角度分析宋代刻本中书法意蕴与刻本字形在当代字库字体设计中的重要作用。宋刻本丰富了字体创作灵感,促进了文字造形路径建立,有利于汉字字体设计走向科学化、体系化。研究宋代刻本中笔法与刀法对汉字设计的作用,有助于发挥宋刻本的经济、艺术价值,推动传统文化向适应当代视觉设计的良性转化。

秦嘉霖[1];刘维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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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屈原纪念馆的建筑特色及文化意义

会议论文

屈原纪念馆建馆的历史,是一部时代变迁、进步和繁荣的历史.在搬迁复建过程中尊重历史沿革和人民情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是简单地搬迁复建和原样复制,而是通过追寻屈原的人生轨迹和屈原精神发展与时代切合的历史脉络,探询纪念馆建筑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让特定的文化建筑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焕发出活力，积极地参与到当下的社会发展的时代大合唱中，奏出美妙而和谐的旋律。

付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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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动物意象的翻译

学术论文

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信息的交流是手段,文化的传播是目的。如何使一种文化在准确传神地体现在译文中,是每一位译者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化图式作为图式理论中内容图式的一个分支,是人脑中通过过去经验累积而形成的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架构,成功激活文化图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文化图式理论运用广泛,其中语言间的学习和翻译是两个重要领域。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生动的内容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影响着其后中国各类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表达,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诗经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如动物、植物、人物、房屋、劳动工具、祭祀同品等,用来记录和反映古代人们社会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生活画卷。自古以来对于诗经的研究数不胜数,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基于诗经翻译的研究,但探索诗经文化图式的传达和效果的尚不多见。本文从文化图式理论出发,以诗经中的动物意象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理雅各1871年的非韵体译本和汪榕培2008年收录于《大中华文库》中的译本进行分析。二者是中外两位优秀译者,其译本在诗经翻译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市场上广泛流行,其译本具有研究意义。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以文化图式理论的四种对应类型:文化图式相似、文化图式错位、文化图式冲突和文化图式空缺来将诗经中的动物意象分类,并分析了理雅各和汪榕培的翻译手法和再现传达文化图式的效果并进行统计,分析了二者翻译手法的异同和原因,根据翻译手法效果的分析总结了每种文化图式对应类型中效果较好的翻译手法,并根据整体分析过程得出了文化图式视角下诗经翻译的一些启示,可能对于将来的诗经动物意象翻译有所帮助。

李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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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

报纸

作者：□谢飞题铭浮休（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二十八）济渎岩，又称济渎崖、济窦崖、水窦崖或水窦岩，由于崖际有多处题字，现被称为济渎岩摩崖石刻，并被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济渎岩位于曲阳县城西北三华里，西北为南水窦涧村。这里地处太行山山麓与山前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长期的地质作用，形成了醒目的台地，台地与山前平原之间形成高差约二十米的陡坎。又因孟良河的支流长星沟就此流过，巨大的坡降使水流湍急奔泻，将石灰岩切割成嶙峋峡谷，故得水窦岩之名。窦者，水道也，穿地为之，以通水潦者。济渎岩即水窦岩，它可能是元代济渎神祠（浮休寺）建成之后，后人赋予的名称。济渎岩是浑然天成的风景胜地，清时曾以“济渎浮休”或“窦涧春云”列为曲阳县的八景之一。这里的悬崖峭壁清秀怪嶙，涧壑潭洞深陷蜿蜒，衬以清风绿树，幽雅清新。伴随时光流逝，季节更替，济渎岩的景致也千变万化。冬季千里冰封，山舞银蛇，溪水在崖端形成冰挂，千姿百态。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生气盎然，烟云伴随着潺潺流水，在潭池峭壁间飘渺缭绕，衔接天际，显现出“窦涧春云”景色。夏秋水量骤增，奔腾倾泻于峭壁悬崖间，浪拍岩石，声若洪钟，扣人心弦，别有洞天。苏轼知定州期间，曾光顾济渎岩揽胜，面对济渎岩奇景，联想自己的处境，感慨万千，挥笔写下《行香子》一首，“浮休”二大字，命石匠将“浮休”二字镌刻于岩上。《浮休》题刻是苏轼守定期间在留下的唯一刻石。现存“浮休”题刻保存尚佳，两字长宽分别为43x43、40x45厘米，笔力浑厚苍劲，娇娜豪放，堪称上品。遗憾的是，题刻无落款，缺纪年。但是，通过与苏轼字迹的比较、史料的考察以及对词义的理解，我们还是有理由认定“浮休”题刻确为东坡笔迹。首先，我们从《苏东坡书法精选》（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宋苏轼墨迹》（台湾故宫书法第九辑上、下）中，找到“浮”字和“休”字多个，将它们与题刻字体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字型、结构、用笔上多有相近之处。其次，从“浮休”词义上理解，也十分符合苏轼当时的心理状态。据《汉语大词典》释：“‘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夫圣人动静无心，死生一贯。故其生也，如浮沤之蹔起，变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劳休息，曾无系恋也。’后以‘浮休’谓人生短暂或世情无常。”唐白居易曾有“何必待衰老，然后悟浮休”诗句。苏轼在定州所作的《行香子》中，也有“浮名浮利，虚苦劳神”之句。因此，浮休的词义反映了苏轼当时浮名浮利、生死由天的心态。有关苏轼在济渎岩留有题记的记载，普遍见于地方志书及相关碑记中。最早的资料见于元代《济渎神祠记事碑》。碑云：“邑（曲阳县）西北有岩曰水窦，有前贤东坡亲题‘浮休’字，复有金帝章宗御笔记录诗续，续明贤巨公无不赞美，留诗而记焉。”乾隆十一年巡幸五台，驻跸曲阳，御制《望水窦岩》诗一章有“驻辇思金帝（金章帝有水窦岩漱玉亭诗），摩崖忆宋臣5（山坡石上勒苏轼浮休二大字因名坡峡）之句。道光《直隶定州志》云：济渎岩在“县西北三里，石骨玲珑，拔地而出。每骤雨，两崖水势奔泻，汇为潭。崖际苏文忠大书‘浮休’二字。金章宗曾游此，有《漱玉亭诗》。亭久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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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婚姻研究

学术论文

婚姻在人类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不同时期的婚姻有各自的特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动荡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多种婚姻现象。传世文献中，《左传》史实详备，涉及婚姻之文献繁多，为研究春秋时期的婚姻状况提供了可靠文献依据。学界已有的关于《左传》婚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婚配嫁娶等单一方面，缺乏全面的整理与研究，本课题以《左传》中的婚姻为研究对象，包含正式婚姻制度、特殊婚姻现象、婚姻仪式、婚姻观四项，为使文献详实、结论可信，也将与婚姻相关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列入研究范畴。　　首先，对《左传》中涉及婚姻的文献进行穷尽式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左传》所载婚姻进行分类，划分为异姓婚、媵婚等合礼合法的婚姻制度与同姓婚、烝、报、抢婚等特殊婚姻现象两类，并对各种婚姻形式进行介绍。着重研究了媵婚婚制及烝、报的特殊婚姻现象，对媵婚的研究从媵字的释义、何人为媵、媵女的数量、何时送媵、媵女的地位五个方面进行，得出了媵婚为春秋时期公认的合礼合法的婚姻制度的结论。对烝、报的研究从其定义、原因、性质三个方面入手，认为烝、报为春秋时期特殊的婚姻现象，而非正式的婚姻制度，合礼与否也有其特殊性。其次，归纳研究《左传》中的婚姻仪式及与婚姻相关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婚姻礼仪及嫡长子继承制度两项。对《左传》中记载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等婚前礼仪，迎、逆等迎娶礼仪及致女、反马、归宁等婚后礼仪文献进行整理，从而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婚姻礼仪，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此外，春秋时期为父权社会，男子为大、妻妾众多，故而子嗣繁茂，这便带来了继承人问题，故嫡长子继承制度也应列入本课题研究范围，对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研究包含制度内涵、影响继位的因素、制度的利弊三个反面，较为全面。最后，深入系统地探究《左传》中婚姻所反应的春秋时期的婚姻观，总结出其具有的男尊女卑、相对开放、地域性、政治性等特点。其中男尊女卑的婚姻观与婚姻的政治性为研究重点，对《左传》中体现男尊女卑婚姻地位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影响女性地位的因素、女性参政现象及《左传》所载重妻现象，论证了春秋社会、婚姻生活中女性虽享有一定地位，但仍以男尊女卑为主流思想。婚姻与政治密切相关则表现在姻亲、婚姻引发政治矛盾、婚姻影响官员任用三个方面，且这种将婚姻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的观念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课题研究《左传》中的婚姻，力求文献完备、思路清晰，以期丰富学界有关《左传》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王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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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对郭祥正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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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江南众多的山中,当涂的青山应该说是十分有幸的。南齐著名诗人谢朓曾筑室于山南,留有谢公宅、谢公池等遗迹。到了唐代,一代诗仙李白因仰慕谢朓,生前就有遗愿要与其结为异代芳邻。元和十二年（817）,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将李白墓由龙山迁往青山,使得这位千载独步的诗人最终长眠于此。到北宋仁宗景祐年间,青山又孕育了一位横空出世的诗人,这便是北宋名家郭祥正。

殷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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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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