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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家风文化及其传承路径研究

期刊

“三苏”家风是指经苏洵、苏轼、苏辙几代所传承下来的关于政治素养、文化修养、道德品质、审美情操等家庭风气。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三苏祠时说到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因而,挖掘“三苏”家风中的文化资源,是坚定文化自信、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之举。

崔紫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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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绘画理论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是中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在绘画方面，苏轼倡导诗画相通，推崇文人画，让绘画向诗歌靠拢，使绘画不断雅化，追求绘画的趣味和神韵，强调其表意功能和抒发个性情怀的特点;同时，苏轼也强调绘画由技巧向大道跃升，摆脱工匠气和艳俗气，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为“末技小道”的绘画在整个艺术领域中的地位。苏轼的绘画理论中如“传神”、“诗画一律”、“有道有艺”、“常理和常形”、“成竹在胸”等理论观点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影响颇深，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分析苏轼的书信、序跋、题记、题画诗等画论文献基础上结合苏轼的创作实践，剖析其绘画理论的内涵。　　苏轼的绘画理论内涵主要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诗画互通说、有道有艺说、形神兼备说。　　第一章讨论苏轼的“诗画互通”说。诗画互通既是苏轼对前人绘画理论的总结，也是苏轼极为重要的一个绘画理论主张。一方面，从诗画互通演变的情况来看，经过汉代的酝酿、魏晋时期的发展以及唐宋时期的成熟，诗歌和绘画结合的方式日渐成熟。历代文人对“诗画互通”这一命题的探讨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载。另一方面，苏轼的“诗画互通”主要体现为诗画意境的互通。诗画意境的互通，首先表现在诗歌和绘画在创造审美意境上的同一与互通，即“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语言所描绘的艺术形象和象外之象，能给人鲜明生动的画面感;绘画笔墨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和象外之意，能使人感受到画面之外的无穷诗意。其次，“诗画互通”是指艺术诗歌和绘画都追求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境。“自然天成”的诗画作品一直被诗人和画家奉为上品，他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实现这一艺术追求。苏轼认为，将诗歌与绘画结合，融合诗歌的抒情性和绘画的图像性，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便能创作出天工与清新的审美意象，诗人和画家通过巧夺天工的艺术技巧，创造出清新自然的意境。“诗画互通”还表为“摹写物象”上的相通之处，中国古代诗画运用“留白”的手法以实现审美意境的自然天成。　　第二章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理论中的“有道有艺说”，对于“道”和“艺”的关系的探讨，是苏轼绘画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苏轼认为，“道”和“艺”是绘画创作的两个重要方面。“道”是指艺术家对世间万物的本性和天命的整体把握;“艺”也就是“技”，即技艺、技巧。画家只有实现“道”和“技”的统一，即实现艺术思想与艺术技巧的高度统一，才能画出“传神”之作。苏轼的“有道有艺”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道”在绘画创作中起到统领作用，绘画之“道”要做到合乎自然、合乎法度、合乎人的品格。其二，画家技艺的训练能够显“道”，画家要加强艺术技巧的训练和“道”的修养，其艺术技巧要注重生活细节，并且要合于实际。其三，有道有艺，道艺并行。一方面，绘画创作要做到，有道有艺，道技结合，另一方面，道”和“技”互相渗透、相辅相成，要以道领技，以技悟道。　　第三章主要探讨苏轼绘画理论中的“形神兼备”说。“形神兼备”说是苏轼对“形”与“神”关系的探讨，也是其绘画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神论的深化、常理与常形的辩证关系以及身与物化、形神合一的绘画境界。其一，苏轼继承了顾恺之“传神写照”的观点，并推动了传神论向写意论的转变，从而提出了“得其意思所在”和“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的观点。其二，常理与常形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苏轼认为“常理”是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另一方面，绘画可以“显其心志”。有“常理”的绘画形象能显现出客观对象所包孕的艺术家的主观心志。其三，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是“身与物化”。“身与物化”即由构思之前的“成竹在胸”到创作之后“身与竹化”再到画家穷理尽性以达到的生命境界——“与造物者游”。　　“诗画互通”说、“有道有艺”说，“形神兼备”说，是苏轼绘画理论的几个重要部分，他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仅丰富了北宋绘画理论，也是文人画在绘画意境、绘画创作以及绘画审美上的具体追求。

张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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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密州情怀

报纸

北宋时,密州属京东东路,今天的诸城属之并为其治所。1074年底至1076年12月,苏轼任密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主政一方、施展抱负。主政密州期间,苏轼政治上取得了不凡建树,灭蝗、抗旱、治匪、救治弃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文学上达到了第一次高峰,不仅留下大量诗词名篇,“密州四曲”更是脍炙人口；思想上发生了蜕变,初步孕育形成了贯穿他此后一生的超然旷达思想；情感上发生了转变,从初到密州的苦闷寂寞、失落失意转变为离任时的愧对此邦、无限眷恋。请调密州:手足情深1074年,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满,方是时,其弟苏辙在济州(今天的济南)任职。兄弟两人自小同窗,同中进士,同朝为官,同列“唐宋八大家”,少年时便有“风雨对床”的约定；兄弟两人亦师亦友,苏辙赞苏轼“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道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兄弟两人患难与共,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生死未卜之时想到的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不了因”,苏辙为救兄长冒死上书、甘愿被免官去职；兄弟两人诗词唱和,苏轼一生所作诗词中,有270余首是写给弟弟的,苏辙是苏轼作品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人,至死不渝的手足深情可见一斑。入仕之后,兄弟两人天各一方、聚少离多,颍州一别又是三年未见,阔别之日愈久,思念之情愈切。苏轼上奏朝廷,希望杭州任期结束后调到靠近济州的地方,便于兄弟谋面、相互照应。9月,朝廷命令下达,苏轼如愿以偿被任命为密州知州。在赴任路上,他便迫不及待地写下了《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不禁回想起当年自己与弟弟同至京城、一举成名、意气风发的样子。尽管密州和济州相距不过几百里,但兄弟两人各自忙于公务,密州期间终究未能相见,只得飞鸿传书、诗词唱和。在密州期间,苏轼为后世留下了兄弟情深的见证——超然台并《超然台记》,留下了中秋节超然台上“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的旷世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初到密州:心情落寞1074年11月,苏轼抵达密州。当时的密州属“备员偏州”,既没有怡情养性的好山好水,也没有他喜欢的歌舞酒筵,更缺少志趣相投的朋友,有的只是天灾、人祸、冷清和荒凉,这对喜欢交游热闹的苏轼来说,是一时难以适应的。到密州后的第一个春节,苏轼就是在落寞孤寂的心情中度过的。他的两首词,足以展露当时的心境。一首是在正月十五上元节写下的《蝶恋花·密州上元》:“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词的上下两阙分别描写了杭州、密州上元节的情景,以杭州的热闹繁华反衬出密州的荒凉萧瑟,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寂寞山城让他一度心情失落,后悔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另一首是在正月二十日写下的《江城子·悼亡妻》,同样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落寞心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初到密州,正值爱妻王弗十周年忌辰之日,苏轼思念之情愈深,悲伤之感更浓。睡梦中,苏轼梦见亡妻,醒后便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年、冠绝古今的悼亡词。词人平实地记出梦中相遇的情景,心中难以言表的凄凉苦闷迸发而出,今天读来仍让人唏嘘感叹不已。主政密州:成就斐然对深受儒家积极入世、经世致用思想影响的苏轼而言,落寞苦闷是短暂的,很快他就重新面对并适应了密州的生活。在密州两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忧民所忧、乐民所乐、勤于政事,“朝衙达午,夕坐过酉”,不知疲倦地工作。面对“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难抵御”的蝗灾,他深入田间地头,组织发动民众以火烧土埋的方法扑杀蝗虫。他经常前往常山为百姓虔诚祈雨,著《密州祭常山文》以祈祷山神解救百姓苦难,祈雨成功后又写下“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的词句,表达内心的欢欣。他深知民穷必反的道理,在“磨刀入谷追穷寇”的同时,宽政利民,给百姓一条生路。他怀着伟大的人道精神“挥泪循城拾弃婴”,救活了数以千计因饥荒而被遗弃的婴儿。他接连上书反映密州的严重情况,言辞恳切地请求朝廷以资救济,忧国忧民之心处处可见。治事之余,他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密州先后创作并留世的诗词共230余首,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尤以“密州四曲”最为流传,堪称千古绝唱。《江城子·悼亡妻》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哀婉,流露了对妻子的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超然,表达了对弟弟的情；《望江南·超然台作》中“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的自我解脱,反映了对故土的思；《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的豪迈,表现了对国家的忠。“密州四曲”中的一词一句,无不深刻展现出他厚重的家国情怀。密州时期也是苏轼超然旷达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经历初到密州的落寞孤寂,苏轼开始接受《庄子》“齐物思想”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观点。他把官舍北边的一座废旧的城台稍加修葺,建成一处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工作之余偕友饮酒赋诗。最了解兄长的苏辙为其取名“超然台”,苏轼特作《超然台记》,表达了自己“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超然思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对自己的思想从苦闷到超然的诗意总结。离任密州:永愧此邦在密州勤政为民的两年多时间,苏轼的思想发生了蜕变。在成长为一名干练正直的地方官员的同时,也为以后主政地方为民造福积累了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转眼之间,苏轼在密州的任期将满,在给继任太守的赠答诗中,苏轼深深自责未能救民于苦难。他写道:“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临行前,他又登上常山,在《留别雩泉》中写道“二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表达了他对密州这片土地的热爱。1076年12月,带着遗憾依恋,苏轼离开了密州,奔赴河中府任职。沿途看到村落凋敝、满目凄凉,苏轼心中十分难受,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攲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的词句,表达了自己对密州百姓的愧疚之情。1085年5月,苏轼赴登州(今天的蓬莱)任知州,专程路过密州并逗留几日。故地重游,又登超然台,百姓对他争相迎接。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当年救治的弃婴也已长大成人,苏轼倍感欣慰。苏轼在密州两年多的时间里,留下了勤于政事、为政清廉,忧民所忧、务实为民,超然旷达、造福一方的身影,给密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对密州的深切情怀,也让今天的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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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诗经》翻译研究

会议论文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诗经》译本是中外《诗经》翻译历史上九个英文全译本之一,历来倍受诗经学界和译学界推崇。鉴于学界迄今尚无对高氏译本的详细研究,本文拟考察并描述译本的底本和训诂依据,译本结构体例,翻译方法,译文的文学品质、误译等方面,以反映译本的基本状况及其成因,并藉此对高氏译本有一个新的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我们认为,高本汉怀着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化的巨大好奇心和热情翻译了《诗经》,为古汉语研究和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功甚伟。但是,就翻译效果而论,他没有理雅各（James Legge）译本的学术广度和深度,没有韦利（Arthur Waley）译本的探索性和独到性,也不及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译本的文学性。而就翻译态度而论,高本汉也算不上十分严谨。他最主要的翻译依据是诗句的意思逻辑,而不是诗篇的总体神韵,包括诗篇的文学艺术性。他尽管在翻译过程中追求字对句应,却没能给人《诗经》原有的面貌,更不能表现《诗经》本来的美。客观地说,高本汉《诗经》译本不是以文学艺术性为旨归的诗歌翻译,而只是根据诗篇语义结构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语音文字进行对比为目的的诗歌翻译而已。从高本汉的诗经翻译来看,即使是典籍翻译也完全可以受译者目的的控制。

李玉良;孙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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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宏道尺牍文学研究

学术论文

袁宏道是明朝晚期文学革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公安派文人的代表,他们主张“性灵”以及“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文学审美上提倡“真情”和“直抒胸臆”。晚明时期,尺牍文学以其独特的文体盛行于世,在尺牍文学的变化和革新中,袁宏道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尺牍即书信,本是不用于发表的个人私密,通常篇幅不长,以沟通感情和叙述事情为主,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看出写信人的性情和思想。因此,尺牍是文人心灵独白的一种载体。袁宏道用尺牍表达自己的真性情、吐露自己的心声,他的文学艺术和审美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晚明文学思潮的冲击下,尺牍这一实用性文体由于文人主体情志的介入,也呈现朝抒情写意的方向演化的趋势,在李贽等文人笔下发生新变的、追求真趣、性灵的尺牍文,已然成为晚明小品的一个重要门类。新变后的尺牍,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全新的姿态。纵观袁宏道的尺牍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尺牍作品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诉为官之苦、谈诗论文、参禅悟道、结友、游山玩水等,本文通过对袁宏道尺牍分期分级的解读,展示吴中时期、北京时期、隐居时期这三个不同时期的尺牍所显现的思想内容的不同,从而探讨袁宏道的思想变化。吴中时期的尺牍,主要抒写为令之苦,渴望一己之乐,宣扬与儒家济世救民思想背道而驰的自适的处世态度:由儒入禅;北京时期的尺牍,显示袁宏道开始其思想的第一次重大转变:由禅入净;隐居公安时期的尺牍,记载了袁宏道思想发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由禅归儒。袁宏道的思想是儒释道的结晶,其忠孝观点是儒家的,自适归隐之心是属于道家的,恬淡之心又是佛家的。因此袁宏道的思想不仅与阳明心学、佛、道有关,而且还和杨朱思想有关。本文通过袁宏道在不同时期尺牍中所显现的思想内容的不同,来探讨袁宏道的思想受到了晚明哪些思潮的影响,以及所反映出的具有晚明文人普遍代表性的心路成长历程。在本文中,李贽和江盈科分别是两个重要的论点,李贽是袁宏道思想的启蒙老师,袁宏道对于李贽的思想既有继承性,也存在相当部分的批判性。江盈科则是公安派的重要羽翼,也是公安派最忠实的理论实践者,对公安派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袁宏道的尺牍是他真情的流露,跟那些复古、呆板的文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宏道的尺牍内容大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以及思想主张,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态度和人生价值观。因此研究袁宏道的尺牍对于了解袁宏道的一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尺牍所勾画的人生历程,来看袁宏道的思想演变轨迹,袁宏道原本决意冲破伦理和教化的束缚,追求无遮拦的自由,最后还是跳不出传统的怪圈,成为晚明自我觉醒、个性独立的文人在群体意识至上的境遇中无所适从的典型代表。袁宏道把实用文体的尺牍改造成抒发性灵的文学体裁,使尺牍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其尺牍攀升的美学境界而言,袁宏道不愧为尺牍文学史上可与苏轼等名流相提并论的尺牍文学大师,其尺牍艺术风格如行云流水,感情奔放,情文并茂,他善用排喻和俚俗常言,所创作的作品雅俗共赏。清代的文人更加注重文章的经世致用,公安派文学主张追求文章“独抒性灵,不拘俗套”的学术理论,完全不符合清代政治的需求,因此尺牍文学兴盛了一段时间后,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至最后完全消失,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于当时的政治教化无益,二是与清代文风相悖,三是认为尺牍内容不严谨。近代的很多文人都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存在特殊的情感,对于清朝时期政治家对尺牍文学以及袁宏道和公安派的诋毁表示严重不满,他们为了让世人重新认识袁宏道这位晚明文学家,合力编制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同时也希望可以给袁宏道翻案。当时袁宏道以及作品能够重新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推崇袁宏道的“性灵”文学,不只是想为袁宏道翻案,更是想借助这一有利武器来批判旧文学;二是欣赏明代的小品文,其艺术方法对于近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借鉴和推动作用。对袁宏道以及公安派的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综观20世纪以来的袁宏道研究,经过梳理,主要集中在文学性、思想性和作品研究三个方面。单从尺牍文体来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我们清点一下袁宏道尺牍创作在其诗文集中所占的份量,就更惊讶:在袁宏道散文创作中占去半壁江山的尺牍研究,在袁宏道研究中所占比例之小。研究显示,我国学者对袁宏道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他的文学思想、文学革新、散文创作以及美学思想中,却很少涉及到尺牍文学的研究。袁宏道的尺牍作品在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但是关于他的尺牍研究却没有与之成正比关系。探究袁宏道的生平经历,尺牍应该是其中的一项关键内容。所以,袁宏道尺牍文学可以作为一项关键的课题进行研究。本文主要对袁宏道的尺牍文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分析,同时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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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书新证·艺文志第十》对文献校勘学发展的贡献

期刊

《汉书新证》中陈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汉书》进行校勘,较前人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是《汉书》校勘史上的一次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文章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汉书新证》对文献校勘的重大贡献,以期总结其成就。

马雪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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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山寻宋

报纸

丁以婕摄杭州人对吴山很亲。这山就在城中，“左吞山光，右饮湖绿”，是西湖群山的尾部，也曾是南宋朝内的中枢。郁达夫在短篇小说《瓢儿和尚》里写，“为《咸淳·淳佑临安志》《梦粱录》《南宋古迹考》等陈朽得不堪的旧籍迷住了心窍，那时候，我日日只背了几册书，一支铅笔，半斤面包，在杭州凤凰山，云居山，万松岭，江干的一带采访寻觅，想制出一张较为完整的《南宋大内图》……”如今，山中依然疏朗幽胜，那些不曾因时光流逝而彻底消亡的斑斑史韵仍依稀可见。吴山寻宋，不仅寻得一处绵延的文脉，知是何年图画，也想在市井繁华人家，寻得一处喜乐的生活养分。已是暮春，我们一起再去走走吴山。许丽虹吴山与宋，一衣带水。每每信马由缰地上吴山，总是自在富足。尤为喜欢早晨和傍晚的吴山，石道斑驳，一地碎金，草木之气格外浓郁，一时，南屏钟声响起，湖上生动，吴山浑然如醉……因着一株古树，一块摩崖石刻，都曾是历史的注脚，也着实为这一场神游铺著着一份来出有据的深情。只见宋樟不见有美堂吴山有47棵宋樟。它们大多700多岁了，躯干粗大，枝丫遒劲，有风来时，高高树冠随风轻摇，簌簌之声有如天籁。在吴山东麓的山巅，今药王庙与伍公庙之间，有处北宋遗址叫“有美堂”。堂前有株大樟树，樟树下有石刻“宋樟”二字。宋樟旁，有块近一人高的石碑，正面为“有美堂”三个大字，背面为欧阳修的《有美堂记》。欧阳修从未到过杭州，怎么会有文字留在吴山？这里有一个群星璀璨的故事。在我国科举史上，被誉为“千年科考第一榜”的，即是北宋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榜。这一榜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四位副主考官中，其中一位就是即将外放为官的梅挚。考试结束，梅挚自请去富庶的杭州，他知道杭州赋税对大宋举足轻重的影响。宋仁宗准了梅挚的请求，并赋诗《赐梅挚知杭州》为其送行，诗中首句写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挚当然感动。到杭州后，将政府大院内最中心的楼改名为“有美堂”。而当梅挚登临吴山，远眺钱塘江，见舟楫穿梭往来，烟波浩淼。俯瞰杭城，见参差十万人家，风帘翠幕。遂逸兴大发，决定在吴山东麓之颠再造一个“有美堂”。想来，他是想让民众也知道宋仁宗对杭州的青睐。果然，此“有美堂”一矗立，声名远播，人所皆知。两年后，梅挚调任金陵，仍念念不忘有美堂，想请欧阳修写一写有美堂。欧阳修没到过杭州，起初没应，但梅挚一请再请，一篇传世美文《有美堂记》终在其笔下徐徐而出——“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得了《有美堂记》，梅挚又请书法家蔡襄为之书丹，并勒石立碑于前。这一来，吴山“有美堂”在北宋成为美谈。苏轼作有《有美堂暴雨》一首。“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次年，苏轼又作一词与有美堂相关，这就是《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此时，苏轼已38岁，他是在“千年科举第一榜”中被欧阳修、梅挚选拔出来的新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乞补外”，通判杭州。跟恩师有关的有美堂，想必他经常往返。九百多年过去，“有美堂”早已不存，唯有一棵香樟树默默于此扎根、陪伴……暮春时节，古老的香樟树开出密密麻麻的细花，香气甜凉馥郁。整座吴山就沉浸在好闻的香氛中。深深浅浅的绿，氤氤氲氲的香，让人流连。不见牡丹只见感花岩跟着苏轼游了雨中的有美堂，再去游一个晴日的牡丹院吧。苏轼有首诗叫《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花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这首诗，被人刻在吴山石壁上，诗的上方还有“感花岩”三个大字。感花岩，柔软与硬朗、缠绵与清亮、现在与过去的结合，好意境！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感花岩在如今的宝成寺后面，并不好找。我第一次去时，在月白色的山石间穿行，一路东张西望，终于看到“第一山”的摩崖石刻了，但绕了一圈又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感花岩”。正徒劳地向寺后绕回去，往一座小庙式建筑里一瞥，天哪，那不就是“感花岩”吗？吴山上其他的摩崖石刻都是露天的，而这一块，被四柱飞檐的半亭罩了起来，可见杭州人对它的热爱。然而，了解这个感花岩可不容易，迷面重重。苏轼的诗，题目为《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看起来是写牡丹的。但诗的内容，引用了“人面桃花”的典故：唐代诗人崔护考进士落第，郁闷中独自去郊外散心，走到桃花掩映中一处院落时，口渴而上前叩门求饮，巧遇一位如桃花般明媚的年轻女子，临别时顿生依依不舍之情。第二年春天，崔护再次寻访，桃花还是那树桃花，只是佳人已杳无踪影。莫名惆怅中，崔护在院墙上题写一诗，便是那首有名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惟见使君诗。”使君的诗，说的是自然是桃花而非牡丹。那么，苏轼为何在吴山题留这首诗呢？在感花岩上，此诗落款为“熙宁壬子芳春吉旦东坡题”。那是1072年春天，苏轼来杭的第二年。与前面说的有美堂遇暴雨是同一年。问题出在诗题《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上。其实这首诗并非写于1072年，而是五年后的1077年。这年四月，42岁的苏轼从密州（今山东诸城）调任徐州。正是春天，牡丹盛开，这里的“赵倅”应该是指赵庾，即苏轼任密州知州时的副手，他俩相当于一个市长一个副市长。这是一首留给副市长的赠别诗。释迦院是佛教的寺院，当时许多地方都有。巧的是，杭州吴山也有。吴山释迦院，五代吴越国王妃仰氏所建，后改额为宝成寺。显然是移花接木了。何时、何人移接的呢？不得而知。从现在留在感花岩上的踪迹看，最显眼的是“岁寒、松竹”四个大字。单字大小，逾70厘米高。题写者为明代吴东升。吴东升是杭州人，写得一手好字。据《两浙名贤录》：“杭州前卫百户吴东升，善楷书，宪宗时负重名。杭城十门，皆其题额。”明代书法家均精通诗文，众所周知，岁寒三友即松竹梅。但书法家仅题了“松竹”二友，是有什么隐情吗？非也。勾起书法家题字灵感的正是梅。此石壁上，天然有一道纹路，像极了老梅树的枝干，且贴着枝干有石痕俏似梅花。有此石梅，才有了“岁寒、松竹”四个大字。不得不说，文化，须得细品方出味道。又过了一百多年，明代辽王朱植的后裔朱术洵来到吴山，见此摩崖有书画中的松、竹、石梅，还有诗意里的牡丹、桃花，感佩于心，就题刻上“感花岩“三字。感花岩，苏轼的诗是真的，地方是嫁接的，桃花、牡丹、梅花均藏于诗句石刻中。苏轼曾有诗，“长忆吴山好”，吴山也是这样树树花花、晴晴雨雨念着苏轼的好，正如感花岩半亭中间两柱的对联：“花落春风一弹指，人如玉局（注：苏轼曾任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苏轼）千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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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史记》叙事艺术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拟结合具体文本以及相关叙事学理论,从叙事者、叙事技巧和写人艺术三个方面以《左传》和《史记》作为研究文本,进行了对比研究。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文章涉及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相关事项进行了界定、说明,并对整个论文的结构做了交代。第一章从《左传》和《史记》的作者入手,从两个文本作者的身份、史官传统两个方面对春秋时代史官阶层和司马迁的事迹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与春秋时代史官阶曾身处高位流露出的强烈精英意识不同,司马迁更具有一种民间的心态和情怀。并且分析了作为叙事者抒发和表达倾向、好恶的史论部分在不同主语领起下透露出的不同意味,与《左传》中“君子曰”的主语的缺席与遮蔽不同,《史记》中的“太史公”是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和彰显。第二章结合具体文本,从叙事材料的选择、叙事视角的转化和叙事立场的差异三个方面,就《左传》和《史记》的叙事技巧方面的若干问题予以分析。我们认为,司马迁表现出更为高超的把握材料的能力;编年体体例的特点在于将事件“嵌入”时间的“网格”几乎不会遗漏掉什么,然而也易于将本来完整的事件割裂开来,不仅影响到记载的整体效果和叙事脉络,而且影响到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之相比,司马迁《史记》所采用的以人物为纲的纪传体体例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物的特征和命运;《左传》表现出的是一种“国家”立场而司马迁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更为广博的“天下”立场。第三章选择最高统治者、叛逆者、贵族女性,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种类对《左传》和《史记》在写人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做了对比和剖析。在描绘最高统治者的时《左传》局限于编年体例的束缚,往往一个人的事迹散见于时间跨度很长的若干年,不利于人物性格的集中展现。而在塑造叛逆者形象时《左传》侧重于直观描述对立双方的正面冲突场面,而《史记》表现更深入的是将主人公一步步引上“反”路的内在和外在原因,以及展现这个过程。关于贵族女性形象,我们认为,无论是在《左传》还是《史记》中,都没有被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

车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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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贬官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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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古时孤悬海外，当年苏东坡被贬儋州，把它看作“魑魅逢迎”之地。自隋朝杨纶被流放珠崖开始，海南岛一直被统治者当做惩罚官宦的理想之地。据学者统计，唐代贬谪海南岛的官宦共70余人，其中有宰相韦执谊、李德裕等14人；宋代贬谪官宦80余人，其中有赵鼎、卢多逊等14人。宋代的苏东坡和蔡京也被贬儋州，但际遇迥异。苏东坡无疑是历代贬谪海南官宦中最深得民心的贬官。1987年冬，儋县举行苏轼贬儋89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人民总是念念不忘，无论是时间的长短，是当时还是以后，都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苏轼贬儋三年，而890年后，人民还是这么热烈、隆重纪念他，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不得签书公事”，但他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主张民族团结，鞭笞汉族统治者：“贪夫污吏，鹰挚狼食”，“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和陶劝农六首，并引》）随父南迁的苏过深受父亲的影响，写作《论海南黎事书》直言海南少数民族的“黎乱”，是始于朝廷官府的暴政。他第一次提出“民族自治”的主张。他关心民生疾苦，反对“以巫为医”，“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书柳子厚〈牛赋〉后》）他传授治病秘方，救死扶伤，为黎民百姓解“病无药”之忧。他鼓动发展生产，戒陋习，重农耕。他认为，要“千箱一轨”“其福永久”，必须“利尔耝耜，好尔邻偶”，“父兄搢梃，以抶游手。”（《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他教育儋州父老要垦荒种地，推广优良品种，夺取农业丰收。他敷扬中原文化，教化儋州文明。他当过皇帝的老师，谪居儋州，设帐授徒。“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他的得意门生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举人，而儋州人符确也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苏东坡遇赦北归，儋州父老担酒馔相送，与东坡依依惜别，东坡感动地写下《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东坡随遇而安，与百姓相亲相爱。一幅《东坡笠屐图》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朝廷贬官的风雅韵事，经历千年的岁月风雨，流传至今。“莫怪黎元心向往，东坡到处有神奇。”神州大地，凡是苏东坡留下足迹的地方都建立起纪念馆，成为后人向往的胜地。1980年成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积极开展对东坡文化的研究。时至今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已在全国苏东坡曾留下足迹的城市召开过24次学术研讨会。曾枣庄的《苏轼评传》，王水照、朱刚的《苏轼评传》，朱靖华的《苏轼论》，莫砺锋的《诗意人生》，刘墨的《苏东坡的朋友圈》等相继问世。自2010年起，儋州、黄冈、惠州、眉山已轮流举办10次东坡文化节。眉山、黄冈、惠州、儋州、诸城、徐州等城市还召开过不计其数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年年公生日，笠屐拜我师。”清代学者翁方纲是“东坡迷”，是历史上个人举办寿苏会最多的人。当今，举办寿苏会也成为一种时尚。“乌纱脱却何须恨，赢得人生又一春。”苏东坡在儋州丰功伟绩写在南荒大地上，令人“追怀笠屐风流”。苏轼去世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赵昚皇帝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钦赐《苏文忠公全集》《序言》，大赞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宋史》对苏轼作出极高的评价：“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韩富以来如公有几”?东坡有如此待遇，足矣！同样是贬官，而蔡京名声狼藉，下场惨不忍睹。蔡京先后四任宰相，其书法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他阴险，狡黠，玩弄权术，祸国殃民，被《宋史》列入奸臣之首。他挥金如土，大兴花石纲。蔡京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开山，建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两河人民，苦不聊生。绍圣年间，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钳制天子，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他在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曾拥有数十万缗，一朝化为乌有，成为乞丐，更有甚者竟赴水或吊死。淮东提点刑狱章縡见此情景说改盐钞法坑害百姓，蔡京大怒，免他的官；并陷害章縡所有的兄弟。陈馞之子陈正汇因触犯蔡京被处黥刑并流放到海岛。蔡京仇恨元祐时期的朝臣。本来蔡京当宰相时，元祐时期的朝臣被贬斥流放或死去的已剩下不多了，蔡京还不满意，下令列举他们的罪状，把司马光、苏轼等309人看成奸党，或远贬岭南，或重新治罪，焚毁其书籍刻版，并在文德殿门前立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他亲自书写碑文，发布到各地。“元祐党人”的子孙也遭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靖康元年（1126），因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侍御史孙觌等开始极力陈述蔡京的奸恶，于是蔡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蔡京在赴儋州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作恶多端招致老百姓的反感，在路上用钱买不到东西，不由得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蔡京还来及到儋州，便饿死于长沙崇教寺。蔡京有一首《西江月》词回忆自己的平生：“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夸耀也吧，忏悔也吧，历史总会把奸臣扫进历史垃圾堆。《宋史》对蔡京作出公正的评价：“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两个贬官两种结局：一个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一个是“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一个名垂千古，一个遗臭万年。两个贬官的际遇给后人留下刻骨铭心的思考……

■ 韩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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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大辽接棒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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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的文学深受唐代文学的影响，特别是辽诗，在风格、技法上主要是模仿唐诗。契丹人喜爱汉文诗歌，尤其喜好唐诗，如辽圣宗写诗就主要是学习白居易，他有诗云：“乐天诗集为吾师”，他还亲自用契丹文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给大臣们阅读。日前，“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博盛大开幕，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资深辽史学家冯永谦强调，年终岁尾欣赏此次特展，不仅要看文物，更要知光阴、理脉络、懂内涵，借此源远流长的岁月传承，树立能量充沛的“辽宁自信”，让历史指导今生，让历史告诉未来！大辽王朝是唐文化接班者王绵厚表示，言及唐代，就不得不提之后的辽代，这个在古代辽宁区域崛起的塞外王朝。因为，这个由契丹人创建的辽土王朝，承继的是大唐衣钵，是唐文化的忠实接班者。起源辽西、东蒙一带的契丹族，其历史从公元389年的登台亮相至公元916年大契丹国的奠基确立，历经527年的反复整合，才于乱世中艰难崛起。在这一漫长的动荡期内，从古八部到大贺氏联盟再到遥辇氏联盟，契丹族国祚长达289年、历21帝的唐王朝交集甚深。对驰骋塞北的骁勇契丹，唐朝统治者心情复杂，采取既打又拉的“羁縻之策”，期待将其纳入中原秩序；而对代表先进中原文明的唐帝国，契丹则在“亲唐与反唐”的曲折线路间矛盾取舍，最终化蛹为蝶，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质变一跃！“大唐刚亡九年，大辽便接班而起，辽太祖去世时（926年），宋太祖才出生（927年），宋朝的建立（960年）晚于辽朝建国(916年)整整44年，契丹人所建的大辽王朝一派唐风唐韵，纯讲大唐风骨，今日辽宁与大唐王朝有着更近的精神血缘。”王绵厚说。王绵厚具体阐述道，辽代对唐代的承继关系是全面的、全方位的，或者说，是一种带有鲜明地域特色、草原民族特色的“唐文化翻版”，在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科举制度、政务制度等方面，唐朝的政治体制几乎被辽朝不打折扣地全盘照搬了。如官吏制度，辽朝机构的设置，尤其是南面官的设置，大都仿唐制而设。辽太祖从先辈继承下来的官爵名号，如太师、太保、司徒、司空、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都是唐制。中央南面朝官是唐制，地方官的设置也一样采用的是唐制，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县令，大略采用唐制。在辽代的南面官中，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机构的设置，无一不是唐制。辽朝的监察制度基本上承袭唐制。例如在中央设置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负责对朝廷百官和地方官的监察，在监察准则上辽朝主要沿用唐代的“六条问事”，以此为依据发展为后来的“六察法”。辽朝选拔官员，除世选外，就是集成了唐朝的科举制度。辽朝在礼部设贡院沿袭的是唐制，在贡举年限上，辽朝开始也是沿袭唐制，从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科举考试开始，到兴宗景福元年（1031年），除部分记载不详或未记载外，都和唐制一样是一年一次。景福元年以后，才仿宋制，三年一次。辽朝继承了唐朝的礼制。有些礼制，宋朝都是受辽朝的影响而加以继承的，如皇帝上尊号就是如此。辽朝以继承唐朝制度为己任，这可以从辽朝人避唐讳得到证明，辽朝人焦习于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的《驸马赠卫国王娑姑墓志铭》有句云：“以恩及众，使民忘劳。”其“民”最后一笔缺笔以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在处理政务上，辽朝依唐制而行。唐代的《贞观政要》这本治国理政的参考书在辽朝很受重视，例如辽圣宗“好读《贞观政要》”；辽兴宗时，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将《贞观政要》翻译成契丹文；天祚帝的儿子耶律雅里，很爱读此书，常令侍臣给他讲解。不仅政治制度全面接盘唐代，在学术、文学、艺术方面，辽代也承继唐代，辽道宗自称“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充满文化自信。就连宋人也不得不承认：“北虏多有文籍，亦以文化相尚。”参加科举考试的汉族士人，都必须以诗文应考。辽朝贡举中，一项主要的科目就是“诗赋”。从《辽史》记载看，辽朝文人大多善于写诗。辽代初期的契丹皇族耶律倍，会写诗，留传下来的有《乐田园居》和《海上诗》；辽圣宗耶律隆绪是一位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皇帝，他懂音乐，能作曲，“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有诗作五十余首；辽兴宗擅长诗赋，在宴饮、游玩中常与臣僚以诗唱和；辽道宗耶律洪基在辽代帝王中堪称最具诗才，其作品结集为《清宁集》。从保留至今的辽朝诗作来看，辽诗学习、模仿唐诗的痕迹，灼然可见。据《辽史·乐志》记载，辽朝的音乐大部分来源于唐乐。辽初直接用唐《十二和》乐，后来的辽《十二安》乐，只是“改乐名而已”。唐人的绘画艺术对辽人的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唐画流传到辽，成为辽人学习模仿的资本，如契丹人萧融具有很高的中原文化素养，据清代王毓贤《绘事备考》记载，辽代萧融“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既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凤日晴和，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可以想见，辽人萧融的绘画必然带有唐画的风格与气韵。辽国馆驿墙上刻着东坡的诗辽宋“澶渊之盟”签订后，史载“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于戈。”辽宋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状态。辽与北宋关系正常化后，使节来往频繁。据傅乐焕先生统计，自澶渊之盟签订到北宋毁约，共118年，北宋出使辽的使者，史载多达1600多人。有时，北宋派出的不同使者在道路上相遇了，“他乡遇故知”，大家同朝为官，有的还是至交，又都是大文人，见面就有诗词互赠，在后人看来，这也是一大文化幸事。北宋出使辽国的使节，都是文化精英，在出使大辽的行程中，或感怀物象，或寄情咏叹，留下大量佳作，这些诗统称为“使辽诗”。随着辽宋两国间的政治关系正常化、经贸往来健康化，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自然蓬勃兴起，辽文化随之南下，宋文化强势北进。如在宋代民间“多歌蕃曲”，宋朝虽多次禁止“声音乱雅”，但胡声、胡服、胡俗、胡食仍广为流行，从而丰富了宋代的市民文化。又如辽代中后期，苏轼在辽朝境内声名鹊起，宋使张芸叟出使辽国，竟发现辽国馆驿的墙壁上，都刻着苏东坡的诗，辽国“粉丝”们搜集编纂的苏东坡诗集，火热畅销许多年。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八月，辽朝皇帝耶律洪基生日，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作为北宋使节，前去祝贺辽朝皇帝的生日。苏辙到了辽国，辽国君臣上下热情招待，还不停地问苏辙：“大苏学士安否？（你哥哥苏东坡先生还好吗？）”苏辙说我哥哥很好，谢谢各位关心。苏辙出使回国，途经河北涿州，将出使的情况写成了一首诗，派人寄给哥哥苏轼，诗是这样写的：“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这首诗的意思是：哥哥你名声太大了，连辽国之人都争着问候，有这么高的人气和知名度，看来哥哥你日后是无法享受归隐田园的清净了。“只有了解千年前辽宋两国的真实状况，理解辽宋王朝为中华文明所做的卓越贡献，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辽博举办的‘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的创办心意与题旨精髓，才能更生动地欣赏书画文物之外的无穷妙味。因为这不单是一次高品级的书画鉴赏，更是对辽宋历史的一次深入的梳理与解读！”追思悠悠辽韵，今年86岁的冯永谦慨叹连声。辽沈晚报主任记者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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