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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语言陷阱

学术论文

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陷阱持有一种偏见,认为它具有一定有危害性。很多时候还把它与歧义和误解以及一些其它概念相混淆,对它出现的领域与造成的影响也有局限性认识,这些都让它以一种可怕的、神秘的、不可把握的印象存在于人们意识中。对于语言陷阱大家都不陌生,但却对它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其实这种以语言为载体的陷阱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它的发生规律。人们对一种不熟悉事物的认识首先是从它的定义开始的,所以要让人们正确地认识语言陷阱,就先要对它的定义做出客观公正的界定。语言陷阱形态多样,存在广泛,只有让人们见识到尽可能多的语言陷阱的面貌才能改变它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形象,明白它的产生原因,更好地把握它。遵循以上思路,本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讨论本文研究的意义和目的,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最后介绍本文的研究设计,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特色与创新之处等方面作了说明。第二章是对语言陷阱内涵的界定。先对语言陷阱重新定义,再从其制造动机和结果两方面去详细论述语言陷阱的各种情况,最后对语言陷阱与其相近易混淆的有关概念作了辨析。第三章主要描述了语言陷阱出现的五大领域和四种主要表现效果。对形态各异、倾向各不相同的语言陷阱进行展现,尽可能地展现语言陷阱的全貌。第四章重点从语言层面分析语言陷阱的形成原因。语言陷阱以语言为载体,其形成原因必定与语言层面的多种因素相关。这一章对造成语言陷阱的歧义、预设、别字、方言等原因一一作了详细地分析。第五章从人的内部世界分析语言陷阱的形成原因。先简单介绍人类语言表达与接受的内部特点,在此基础上分析语言陷阱形成的内部原因。第六章在前面几章对语言陷阱的分析基础上,介绍克服与应用语言陷阱的方法。

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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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人物考述四篇

学术论文

《论语》不仅记载了孔子的思想，也涉及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分为两类：一类为孔子的弟子，如颜回、子夏、子路、子游等;第二类为非弟子人物，如老彭、卫灵公、管仲、晋文公等。历代对孔子弟子的研究颇丰，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诸子通考·孔子弟子考》《孔门弟子研究》《孔子与孔门弟子研究》等。但对非弟子人物的梳理及统计较为薄弱，对各人物的研究则多散见于《论语》各注本中，研究专著只有蔡仁厚的《论语人物论》，在阅读及学习《论语》时，难以对人物形成全面的了解。　　本文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底本，参照杨伯峻《论语译注》、程石泉《论语读训》，对《论语》中涉及到的非弟子人物进行梳理统计，并选择柳下惠、阳虎、季康子、南子等人物进行考述。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首先对《论语》中所记载的非弟子人物进行统计，并列表显示各人物的基本信息，方便查阅及学习。参考杨伯峻《论语词典》、程石泉《论语读训·人名索引》、蔡仁厚《论语人物论》，统计出非弟子人物共有138位，大致将这些人物分为两类：古人（春秋以前）和春秋时人。其中古人共46人，春秋时人共92人。其次，对所选择的柳下惠、阳虎、季康子、南子四位人物进行考述，以期还原人物及事迹真实。在考述过程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从文献资料当中获取所论述人物的信息，从姓名、生卒年、国家、事迹、与孔子关系等方面进行考述。所参考的资料主要有：《论语》各注本、《孟子》《荀子》《庄子》《左传》《史记》《国语》《列女传》《吕氏春秋》《说文解字》等古籍，以及《论语译注》《先秦诸子系年》等近现代研究资料。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著作，因此对人物的记载主要以两种形式呈现：一是问答;二是评价。问答主要在孔子及其弟子中发生，但也有春秋时人与孔子的问答，如《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的评价包括对弟子的评价，也包括对古人和春秋时人的评价。《论语》中虽没有过多的事迹或描述来为人物作支撑，但是从对话及评价当中仍能读出该人物的性格、特点、思想等。但是，《论语》中对人物事迹、语言等的记载有代表性，却不一定全面。例如阳虎在《论语》中仅出现一处，但是通过阅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发现，孔子与阳货仍有其他交往或对话。《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著，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论语》中对非弟子人物的事迹、语言等记载时有一定的选择性。本文旨在通过对《论语》中的非弟子人物进行整理、研究，并参考《孟子》《庄子》《左传》等相关资料，从而对人物进行考述。

周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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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译者主体性角度研究许渊冲教授及其《诗经》翻译

学术论文

随着现代阐释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兴起，又出现了功能翻译主义，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总之翻译研究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文本之间在语码转换，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层面的忠实和对等的局限性和不切实际，因为它们不能保证译作在译语文化中仍能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接受，也就不能保证译者翻译目的的实现。作为翻译过程的唯一积极主体，译者的心理，译者的决策过程逐渐得到了重视。文学翻译，特别是古诗翻译是一个复杂的交际过程，译者作为这一过程的唯一实施者，其主体性作用不容忽视。本文将从追溯主体性的哲学意义展开，论述了谁是翻译主体，并详细阐释了译者主体的内涵、外延，以及构成译者主体性的几大因素，包括社会历史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美学观、翻译目的以及个人翻译主张等因素。论文特别选择了中国当代著名译家许渊冲为例，因为“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实践是富有个性的”，他的“翻译理论是极具挑战性的”。讨论了许先生的翻译理论所引出的一些热门话题。比如翻译是“求真”还是“求美”，诗歌翻译是“韵体翻译”好还是“无韵体翻译”，翻译是求“竞赛”还是“交流”等问题。当然，论文的作者也意识到并指出了许先生这种求美和竞赛论导致刻意求雅和文化、文本失真的负面影响，以及有违背翻译本质之嫌。从而指出译者的主体性仍然要受制于文本的时代背景和译语环境的影响。论文在对许渊冲教授的《诗经》翻译所作的案例分析中，指出了其翻译主张、目的、美学观以及对主体间性的认识等主体性因素对其翻译决策的影响。在承认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存在创造性叛逆和译者主体性的基础上，讨论了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中译者的自由度。并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在译者主体形成了正确的审美观、翻译观、文化观、目的论以及对主体间性的正确认识，才能正确而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做出正确的翻译选择，生产出优秀的译作。

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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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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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文《竹公式》苏轼野人献竹公式，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此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次韵子瞻竹公式》苏辙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公式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枉。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舐吾掌。编者按：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将在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现的一只“黑白熊”的标本和骨骼运到法国，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对大熊猫的狂热。事实上，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中国人对大熊猫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文字产生初期就记载了大熊猫的各种称谓：《书经》称貔，《毛诗》称白罴，《峨眉山志》称貔貅，《兽经》称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貘……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从汴京（今开封）出发，赴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治平元年（1064年）夏秋，凤翔当地农民把在路边上捉到的一只“竹公式”，送给苏轼。时年29岁的子瞻先生挥笔写下《竹公式》诗，和父亲一起住在汴京的苏辙，得到哥哥寄来的这首诗后，立刻写了《次韵子瞻竹公式》。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研究，东坡兄弟诗中写的“竹公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熊猫。中华国宝与国宝级文化名人苏轼兄弟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中值得重视的故事。从发现地域看秦岭山脉自古大熊猫家园2021年10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其由四川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小相岭片区和陕西秦岭片区、甘肃白水江片区组成。这些地方都是大熊猫古老的家园。苏东坡见到竹公式的地方是在凤翔，正是秦岭西北边际。唐末五代，秦陇之地，也就是秦岭西部，竹公式繁殖得很快。因为常见，就有人编造童谣，以记此事。宋初编成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就据《王氏见闻》引录了一首《秦人竹公式谣》：公式公式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199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由陈贻焮先生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第5册的957页上就收录了这首《秦人竹公式谣》，正文之后，有编者的简要注释：见《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竹公式又作竹公式，向释为竹鼠，当即熊猫。……按“岐梁”指李茂贞和朱温。唐末，朱温封梁王，李茂贞自称岐王。二人常举兵以争长。《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中《竹公式》一篇，上文引录中有些文字省去，如“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八字，这里必须补出，因为一看就会使人想起大熊猫。此外，上引注文中提到的岐王李茂贞，其都城一直都在凤翔，以他的妻子为名的“皇后园”，就在凤翔城北之东边。苏轼去过几次写了诗歌《李氏园》，题下注云：“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对于苏轼来说，这些都是“近代史”，他对“竹公式”的观感也必然要受其影响。凤翔在秦岭西段偏北。今陕西省商县处于秦岭东边，宋时称为商州。比苏东坡时代略早的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在淳化三年（992年）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在商州为官一年多，他也写了一首题为《竹公式》的诗。“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饫饱致肥腯，优游恣蕃育。”这首诗前部分写竹公式的食竹特点非常鲜明，写它的“肥腯”和“优游恣蕃育”，也使人想象到野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中间写山民猎杀出卖，使人痛心于历史上大熊猫竟还有如此遭遇，心里不是滋味。南宋人黄榦也有一首名叫《食竹公式》，是写人们如何吃竹公式的诗，可知这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秦岭西边和东边都见到竹公式，那秦岭中部会有什么呢？我们把历史镜头往前推，于是在古老的《山海经·山经東释》的卷二《西山经》中看到：“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鸟多尸鸠。”南山即终南山，在渭水之南。四川省社科院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对“兽多猛豹”的注释中说：“郭璞云：‘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豹或作虎。’郝懿行云：‘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声近而转。’”“貘豹”是中国古人对大熊猫的精准称呼。《尔雅》卷十“释兽第十八”记载：“貘，白豹。”晋人郭璞注云：“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貘音陌。”这40个字，记录了大熊猫最主要的特点，总体形状像熊而略小，毛色驳杂，由黑色和白色组成；能用舌头舔食铜铁；最爱吃竹茎的节骨。除了大熊猫，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符合这里的描述。作为今天大熊猫国家公园组成部分的陕西秦岭片区，自古就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苏东坡先生当年能在凤翔遇到大熊猫并写诗，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必然。从食竹习性看东坡兄弟提倡保护大熊猫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大熊猫的历史资料是很丰富的，但由于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读，也就产生一些混错。大体上“名同实异”和“名异实同”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比如，唐人白居易《貘屏赞并序》中的貘，肯定不是指在熊猫，而是指称的另外一种动物。又比如，“竹公式”一词，有的辞书解释，称其“一般身长约30厘米，背部呈灰棕色，生活在竹林中，专吃竹类植物的根和地下茎，毛发可用。”这种不到一尺长的动物，绝对不可能是大熊猫。但是从唐末五代至宋初，“竹公式”这个名字，指的确实就是大熊猫。苏轼的诗名《竹公式》，苏辙的诗题为《次韵子瞻竹公式》；略早于二苏的王禹偁诗题名《竹公式》；南宋朱子门人黄榦诗题为《食竹公式》；到元朝人洪希文《续轩渠集》中也有题为《竹公式》的诗。这些诗题的命名，都是缘于这种动物的食竹特性。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据《王氏见闻》收录其文章《竹公式》一篇，借关于竹公式的歌谣二首，记载秦陇与蜀地军事割据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开头一段文字云：“竹公式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阈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上引宋人诗题的名称由来，大概都与这篇文章中类似内容的影响有关，故称它为食竹的动物。王禹偁诗中“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唯此竹间公式，琅玕已满腹”是很有代表性的描述。当代辞书在介绍大熊猫时说：“生活在2000～4000米高山有竹丛的树林中，喜食竹类植物，有时亦食小动物。”但我们根据上引的记载材料，完全可以判定苏轼、苏辙以“竹公式”为题的诗中所写动物就是大熊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人写竹公式的文字相较，苏氏兄弟明确反对杀而食之。东坡诗“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意思是将它放归自然，最后两句发挥韩愈《猛虎行》中猛兽应“择肉”的诗意，表示绝不食竹公式。韩愈《猛虎行》有句云：“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麛。择肉于熊豹，肯视兔与狸？”最后两句“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借写熊表现自己情操。又是暗用庚信《和宇文京兆游田诗》中“熊饥自舐掌，雁惊独衔枚”的典故。苏辙的和诗全首都是对东坡诗意的紧密回响，此处恕不详说了。从躯体形状看东坡妙喻惟妙惟肖苏轼是被称誉为口有熔炉的大诗人，对事物描状比喻，以生动见长。他诗中写竹公式体态的三句话就与众不同：“腰腹大如盎”“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用盎来形容竹公式的腰腹部，弄清楚盎的形状，也就弄清了竹公式腰腹部的形状和大小。《急就篇》“甀缶盆盎甕罃壶。”颜师古《注》：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盎也，大腹而敛口；盆则敛底而宽上。”盎的形状大体是“U”形。盎是普通人家的储米盆，俗称米坛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储米备用的容器必当是较大的。竹公式的“腰腹”部分像个上口略小而下底略大的米坛子。仔细体味东坡说的“腰腹大如盎”一语，我们仿佛看到成年熊猫紧实的腰腹和肥大的屁股。接下来“鸱夷让圆滑”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形容。扬雄《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颜师古注：“鸱夷，韦囊以盛酒”这是继续形容竹公式的肚子和屁股像装满酒的皮口袋一样肥大圆滑。“混沌惭瘦爽”是拿传说中一种叫“混沌”的“四足似熊”的兽来与竹公式比较，说它与竹公式的样子都像熊，但它就要自惭清瘦了（出自《神异经》）。苏辙的次韵诗中也突出竹公式体型的特点是天生“肥痴”，与其他动物不同，乃是它的自然禀受。从神态特征看苏东坡如何夸大熊猫东坡对竹公式（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大熊猫宝宝）的独特的神情态度作了仔细观察、深刻体认和鲜活的表达。我天天在思考东坡诗中“闷若儿脱襁”该怎么理解，看到谭楷先生2008年作的《薄太后宠爱大熊猫》图后，当时真是无限欣喜。我个人觉得东坡的诗句与谭楷先生的图画，相距近千年，但在引导后世人们准确地认知大熊猫的本真神态及其衍生的丰富意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襁，背负婴儿的布兜，四川农村都叫背带。褓，小儿的被，用以裹覆，在褓中的婴儿两手向上，最像熊猫样。“在襁褓”常用指一岁多的婴儿。《老子道经二十章》有云：“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认为东坡当时观察竹公式，能以“闷若儿脱襁”来认知其本真神态，与这段《老子》文字有深刻的关联。东坡在凤翔为官三年，其中1063年9月在终南山读道藏，写有《读道藏》诗歌其事。1064年1月游楼观，此地相传为老子学生尹喜旧宅，写有《楼观》诗记其事。又游授经台，相传是老子传《道德经》于尹喜之处。可知这时正是东坡钻研《老子》文义的高峰期。仔细想来，东坡“闷若儿脱襁”一语所可能联结的内容，与上引《老子》道经二十章之精义皆能相应，如“无为”（“我魄未兆”）“未能孩”“纯纯”“质朴无欲”“无所欲为”（“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无所知”“不觉之貌”“不觉之容”（“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东坡似乎在大熊猫的生命本真的自然形态之美中感触到这一切，传递着这一切。今天，研究大熊猫文化的许多学者使用的语言，如“憨态可掬”“活泼可爱”“温和敦厚”“善良友好”“呆萌形象”等，与古人的语言也都是可以打通的，憨、傻、痴、愚、蠢，都和“无知”“无欲”“不觉”等相通，但每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被赋予很特别的韵味。比如憨中可含“憨直”“憨厚”——厚道、朴实、天真等。东坡、子由写的“竹公式”，确实就是大熊猫宝宝。在“熊猫文化，世界共享”的今天，苏东坡、苏子由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不可不讲的故事。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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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俞樾等文人笔下的临平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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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朝雄临平山平旷逶迤，丘壑妍美，沿山古迹颇多，历来是文人墨客所喜爱的游览佳地。山麓的几处名泉也为苏轼、俞樾等历代文人所称道。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两度到杭州为官，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被派往杭州任通判，另一次是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任杭州知州。在出任杭州地方官期间，苏东坡曾多次到访临平。明末清初《临平记》作者沈谦说：“坡公守杭，民安物阜，不特选胜于金牛，为湖山之主，即城东山僻如临平者，五马数过焉。观诸题咏，可见官清讼简，吾里享太平之福也。”按沈谦的说法，苏东坡至少到访临平五次，他为临平写下多篇不朽诗作。临平山西南麓有一座安隐寺，唐宣宗（846—859）时建，初名永兴院，后毁，于后唐清泰元年（934）吴越王钱元瓘重建，改名安平寺。宋冶平二年（1065），改名安隐寺。寺前有一泉，名“安平泉”。苏东坡早就听说临平山下安隐寺前有一眼泉水，味甘清洌。这一天，风和日丽，苏东坡来到安平泉前，只见一方泉池，泉水清澈见底。但不知安平泉水源于何处，于是东坡先生拄着竹杖沿着山径慢慢寻找，果然在山麓找到一眼灵泉。涌出的水珠就像白菱花一样清澈，只是不知这泉眼开凿于哪个年代。回到寺里憩息，僧侣用安平泉水为苏东坡冲泡了一杯香茗，只闻得淡淡的茶香扑鼻而来，寺僧夸耀壶中的泉水就像雪水那样晶莹。苏东坡不由得联想到唐代隐居临平山的诗僧邱丹或许因为饮用了这里的山泉水才得以羽化成仙的，他不禁感叹陆羽当年未曾来过这里，才在他写的《茶经》里遗漏了安平泉。品茗毕，寺僧在案上磨好墨，铺上宣纸，苏东坡起身，提起一支湖笔，一气呵成，将诗写于宣纸上。诗云：“闻说山根别有源，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煮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时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一时间，安平泉因苏东坡的题咏而名声大振。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步苏韵题诗安平泉者不计其数。苏东坡《题安平泉》的真迹墨宝原先一直藏于安隐寺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墨宝被白氏所得，最终不知去向。明崇祯三年（1630），临平人沈一先集苏字成诗，勒石于泉上。池壁“安平泉”三字为临平文人郭绍孔所书。如今诗碑早已不见，安平泉也于1966年被开凿成水池，安平泉面貌虽改，但水质未变。2009年，安平泉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苏东坡的《题安平泉》亦为历代所传咏。据沈谦《临平记》记载，安平泉以东的临平山麓还有檀泉，又东为孟姜泉。清朝女诗人张琮对檀泉赞不绝口，《檀泉》诗云：“一勺旃檀水，涓涓断壑前。已知流出处，不记发潜年。竹笕分苍雨，桐花映碧川。偶携瓢试饮，甘冽等平泉。”诗人饮用檀泉水后，认为此泉并不亚于安平泉。而对孟姜泉，陈棠曾在《临平记再续》中讲述泉名的来历。他说，临平一带的村妇在茶前饭后听说了孟姜女的故事，正好临平山麓一山泉旁有一个无主荒冢，大家说这就是孟姜女的坟墓，于是将坟旁的清泉称为“孟姜泉”。每年清明前后，村妇便结伴到泉边祈蚕。陈棠认为，将这一荒冢传为孟姜女之墓并不可信，但临平一带的农村祈蚕先拜孟姜泉之风俗由来已久。清诗人俞作梅《临平竹枝词》中就有“草花簪髻大如拳，携得盈篮青白圆。相约临平山下去，祈蚕先拜孟姜泉”的描写。临平山东麓夕照庵旁还有一担泉，是清末著名经学大师俞樾寓居临平时常去品茗的地方。俞樾四岁时，“因以乡居，不能从师读书”，举家从德清县城关镇东门外南埭村迁居其母姚夫人娘家临平镇，先住史家埭，后住马家弄。俞樾在临平求学，娶妻成家，32岁移居入京，寓居临平几近三十年，对第二故乡临平怀有深厚感情。俞樾寓居临平时，常约三两好友到夕照庵品茗赏景。夕照庵俗称“太阳殿”，始建于元顺帝至元年间，不仅环境优雅，更以庵旁的一担泉而出名。俞樾在《临平杂记》一诗中云：“算有青山总似前，景星观尚傍山边。更来夕照庵中坐，细品山中第一泉。”诗后有注：“宋时，景星观旁有东岳庙，今则并而为一，与夕照庵均在临平山下，庵旁有一担泉，泉小，仅可容一石，而千夫汲之不竭，故此得名。”他将一担泉称为临平山中第一泉，可见他对此泉的喜爱。俞樾的曾孙，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1955年曾来探访曾祖父俞樾在临平的生活踪迹，写下一首诗：“马家狭弄一条长，徒咏先芬薜荔墙。咫尺雪泥何处问，眼前尘世几沧桑。依然瀹茗试清泉，夕照庵荒起暮烟。甲子双周人四代，重孙经过已华颠。”这一日，俞平伯来到临平，到俞樾常去品茗的夕照庵寻访。一担泉的泉水依然甘冽，但泉旁的夕照庵已湮没于荒寂之中。旧时，临平的茶店和居民有到一担泉挑水烧茶喝的习俗。1965年，在夕照庵旧址建临平第一座自来水厂，打一口百米深水井取水，后因水量逐渐枯竭而停用。现在，夕照庵及一担泉已无遗迹可寻。临平山除了有安平泉和一担泉外，在西北山麓还有冰谷泉，泉旁原有寂光庵。北宋进士沈汝谐《题冰谷泉》诗云：“甃石才深数尺余，一泓清冷若冰壶。泉源定与安平接，二水轻甘味颇如。”沈汝谐认为冰谷泉与安平泉为同一泉脉，其味不亚于安平泉，因此山南者饮安平，山北者酌冰谷。明万历年间，临平文人郭绍孔在冰谷泉旁筑亭，取元朝著名诗人、散文家贯云石为重建杭州天龙寺所题的“山舟”二字，将亭命名为“山舟”。郭绍孔也写有一首《冰谷泉》的诗：“不废看山兴，兼多濠上情。云连苍壁冷，风卷钓丝轻。竹浪摇晴色，松涛入夜声。平生五湖志，愿挂一渔名。”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对冰谷泉的挚爱与淡泊名利的心境。郭氏建山舟亭时，“此泉久为泥淖”，但郭氏仍建山舟亭于其上，沈谦感叹“太学真泉之知己也”。沈谦曾去寻访山舟亭故址，见山舟亭已殁，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过冰谷泉寻郭伯翼太学士山舟故址》，诗云：“太学荒园野渚滨，草花零落又逢春。溪田茅屋皆新主，水色山光见古人。隔世鹤形终自化，盛时龙性亦难驯。我来徒倚空挥泪，头白衣缁愧隐沦。”郭绍孔，字伯翼，临平人。沈谦在《临平记》的开篇特别提到郭绍孔，他说：“吾里郭太学绍孔家有书仓，人称学海，年且七十矣，与谦为忘年友，凡记中事迹，间赖访求，书成而志，固不欲贪其功，尤不忍没其才也。”从沈谦的描述看，郭绍孔家中藏书丰富，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沈谦写《临平记》时，常到郭家查阅资料，并就有关史事向郭绍孔请教，二人由此结为忘年交。此外，据《安隐寺志》记载：“郭绍孔镌‘安平泉’三大字碑。”郭绍孔书写的“安平泉”三字，楷书大字，端庄清秀，临平区档案馆藏有民国时期安平泉的照片。如今，在临平公园西北山麓的游步道新辟“冰谷泉”景点，只见山崖下一方水池，鱼游浅底，黄石叠磊，泉水涓流，响如鸣佩，旁立两块碑石，一块书“冰谷泉”泉名，一块镌刻北宋进士沈汝谐《题冰谷泉》诗，泉旁建山舟亭驿站。游客在此歇息，可远眺临平山北景色。虽然此处是否就是冰谷泉旧址不得而知，但旧景新设，也为临平山留下了一处历史人文新景观。

应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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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苏”守颍时驿递传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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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援朝古代颍州，驿递通达四方。不仅有日夜奔驰疾行于官道上的马驿步递，而且有沿主河道岸边设置的水驿。譬如，宋时在州东四十五里置设“陈村马驿”及管理驿站事务的提举司。明时在城池东泉河岸边设置“颍川水驿”；在州西一百里通往汝宁官道的“驿口桥”设置马驿（旧志称“一虎桥”、“驿虎桥”，相传建桥时有一形大如虎之犬日夜守护建筑材料，故名），以及在城东三里湾设置的“新渡水驿”等等。这些都是古代颍州著名的驿递机构，见证了颍州作为京畿门户重镇和漕运枢纽的战略地位。北宋时，传递官府文书的驿站通称为“急递铺”。为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各地的驿递趋于军事化，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驿递人员。依其速度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即收即送，不分昼夜，风雨无阻，颇似今天的“快递”。其中“急脚递”速度最快，可以“日行四百里”。宋神宗熙宁年间（10671077年）又设“金字牌急脚递”，据说可以“日行五百余里”。宋代以前，朝廷和管理机关是不允许官员私书擅发急递的，虽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大量官员私书乃至物品，仍通过急递传送，几乎成了惯例。到了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到了宋仁宗统治时期，再度放宽，于景祐三年（1036）下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王栐《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和物品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随着诏令官员可以“私书附递”的法律化，私书的通信范围扩大，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这既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促进“尺牍”体裁产生的内在原因，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人书札和尺牍史料。据《欧阳文忠公集》记载，北宋皇祐四年（1052）3月17日，欧阳修从南京官邸出发，护送母柩回颍州守丧。当年8月5日，欧阳修在写给时任颍州太守的苏颂的《欧阳修与苏子容书》中写道：“昨急足还府，尝奉号疏必达，秋凉寝味如何，昨闻入京，今必归府”……北宋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写给《与大寺丞发》（即其长子欧阳发）家书：“初三日，遣急脚子发到亳后第一书，为问山陵致祭事，书必已到。此中两日内，却并得递中来者两书，知汝与诸幼各安”……北宋熙宁四年（1071）4月9日，欧阳修在蔡州任上，专遣“急足”来颍州给大儿子欧阳发送棉衣，他在《与大寺丞发》书信中说：“今日蔡州大风微雨，斗寒”，“忧汝骤寒，都无棉衣。吾与娘忧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棉衣去。”上述尺牍内容也体现了欧阳公对友人的关心，对子女的关爱。书信中的“急足”、“急脚子”即急递铺兵卒。在《苏轼文集》中也有许多尺牍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行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些“递中”字样皆为经过递铺传送的书信。不仅是单纯的书信，苏轼与友人的诗咏唱和之作，也是伴着书信通过递铺传送的。如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对其所作《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一诗十分喜爱。不几天，即把它分寄给了远方的朋友共享，得到和诗之后，苏轼再作《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后来，苏轼应颍州签判赵德麟、教授陈师道的建议，将《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诗用大楷书写，又请当地刻石良工精心雕琢，立碑于西湖书院之碑亭，名为《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这比之原题更加凝练，楷书字体偏大，气势磅礴，丰腴雄壮。苏轼此诗此碑得到各地文人墨客和颍州州学、西湖书院士子的青睐，纷至沓来，欣赏、咏读和拓帖，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为颍州文化史上的盛事。《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碑》，亦称《一天云水碑》，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立有刻石。据徐丽《苏祠漫步》（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第34页）记述：《一天云水碑》，是元祐六年在颍州知州时的作品。此作赞美了颍州西湖夜月的空明美景，苏轼与友人饮酒，泛舟，听琴的豁达情怀。同时也表明苏轼做人臣的坦荡胸怀，如冰雪一样高洁。宋代颍州城东三里湾有著名的新渡渡口。从这里逆流而上可达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顺流向东南从颍上沫河口而通淮河。旧志记载，“三里湾渡，在州东三里，颍水（泉河）与黄河（颍河）会处，渡通东北乡蒙、亳二县”。所谓三里湾“新渡”，其实是处“新渡水驿”，是当时颍州一处集渡口、码头与馆舍于一体的重要驿站。来颍州公干、过往的人员繁多。欧阳修、苏东坡等文豪在颍州为官时，经常在新渡渡口驿站迎来送往、饯别朋友，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流韵千古的“古来聚散地，与子复言分”的惜别诗话，寄托了无尽的离愁别绪。新渡迤逦的风景，成为颍州历史上的“汝阴八景”之一，誉之“新渡波光”。清乾隆年间颍州知府王敛福说：“三里湾两水交会，浦溆萦纡，旧有新渡寺，苏公诗：莫辞白酒泻泉香，已见扁舟掠新渡。今寺废，而渡如故，晓雾、橹声、斜阳、帆影，得闲远之致”。王敛福为此写下传颂至今的《新渡波光》诗：“野寺疏林古渡头，平川淼淼汇双流。风摇素练和云绉，人立斜阳入镜浮。千里迂回通汴水，一声欸乃下吴舟。由来此地潇湘似，泛颍诗篇好唱酬。”新渡旁边，曾有一座为震慑水势而建的华严寺（新渡寺），始建年代不详。据我市文史专家罗文博教授撰文介绍，华严寺原址在泉河南侧、颍河西岸的河口处。民国初年重修，东部为寺庙使用，住有主持僧人。西院房舍开办三里湾小学，再西为一片“义地”。1938年黄泛，寺庙被冲毁，遂废。建国后，政府在华严寺旧址征地建设阜阳榨油厂。改革开放后，此处开发为金湾名庭住宅小区。三里湾拦河大坝北头拐弯处建有观赏“新渡波光”的“赏波亭”，亦是一处纪念“欧苏”守颍的重要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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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踏访“三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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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柳侯祠《荔子碑》“祖本”静静嵌座在中殿。四川眉山三苏祠《荔子碑》伫立在碑亭入口处。湖南永州柳子庙《荔子碑》分刻四石立于庙墙。东坡书法、韩愈诗文、柳宗元事迹，一方碑刻聚集了“唐宋八大家”中三位文坛宗师，被人们誉为“三绝碑”。戊戌之春，记者辗转四川眉山、广西柳州、湖南永州——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眉山三苏祠有座碑亭，珍藏着历代碑刻共计150多通，有88通是苏东坡手迹刻石。《罗池庙诗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表忠观碑》是苏东坡著名的楷书四大名碑，其中《罗池庙诗碑》被人推为苏东坡书法碑中第一。《罗池庙诗碑》就是为后世称颂的“三绝碑”。碑文云：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此乃苏东坡书韩愈之文，内容为歌颂柳宗元事迹。韩文、苏书、柳事，“唐宋散文八大家”，这通碑就占了三家，后人谓之“三绝碑”。因其句首云“荔子丹兮蕉黄”，故亦称《荔子碑》。东坡书《荔子碑》之时，已经是晚年最后的闲暇时光。心境自然，敦厚空朗。通观此碑，行笔刚健，用墨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的风貌。苏东坡开创了宋代尚意书风，被誉为“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荔子碑》堪称东坡书法造诣的代表之作，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眉山三苏祠里存藏着两通《荔子碑》。一通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末有题识云：“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金一凤是位博雅君子，每莅官一地，莫不访求前贤踪迹、修葺名物，方有“三绝碑”回到东坡故里之幸。然历经二百年风雨侵蚀，“旧刻磨灭殆尽”。1916年，眉山人又有重刻“柳州碑”之举，主事者为郭庆琮，据“友人张幼泉所藏宋拓本双钩勒石”。细加观摹，此碑以宋代拓本翻刻，形神兼得原碑之韵致。“原碑”在何处？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这表明了它的祖本源出。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三绝碑”的发源之地——柳州。唐长庆二年（822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后三年，柳州人民于罗池旁建立庙宇（时称罗池庙即今柳侯祠）以缅怀柳子在当地的政绩。次年春，韩愈于京师长安闻讯，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以悼念亡友柳宗元，碑文附作《迎享送神诗》。这首诗仿《楚辞·九歌》体而成，配以乐曲以为柳州人士祭祀时迎神送神（柳子）歌之。时中书舍人史馆编修沈传师书碑刻于罗池庙中，两百多年后，碑刻损毁。适逢苏东坡晚年贬官至岭南，渡海北归闲居广西合浦时，应柳人请求而书写了该碑的赞词部分（即《荔子碑》文）。苏东坡逝世后二年即崇宁二年（1103年），北宋爆发了元祐党祸，殃及苏东坡，有关苏东坡的文物遭浩劫。苏东坡《荔子碑》手迹，劫后余生。几经保护辗转，在东坡去世100多年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阳，苏东坡真迹刻石《荔子碑》首次立于柳州罗池庙，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寻得，复合一体，实为一传奇。无独有偶，与眉山三苏祠一样，柳州柳侯祠也有两通“三绝碑”。南宋所刻原件《荔子碑》嵌座在中殿最为引人注目处。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行16字。此碑为柳侯祠的镇祠之宝，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其刻石技艺刀法恣肆狂放、深浅奇正、随笔赋形，与苏东坡雄奇、深厚的书法相得益彰。左侧碑廊为仿宋的清代复制品，亦能窥见“三绝”神采。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韵事。“三绝”美谈传到柳宗元曾任十年司马的湖南永州更引“充羡”，当地曾三度重刻“三绝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永州司理刘可勤见读碑文，敬慕柳子其人其文，遂令人摹刻于永州柳子祠（即今柳子庙）中。自此，永州人士祭祀柳宗元也有诗文可读唱了。清顺治年间，柳子庙经历兵火，变成废墟，“三绝碑”也荡然无存。时任永州知府魏绍芳等人捐俸重修庙宇，并且按照原碑拓本，重新刻石，使“三绝碑”重获新生。到了清同治年间，经过两百年风雨溶蚀，“三绝碑”已经面目不清。同治六年（1867年），永州知府廷桂“新得柳州拓本”，让人重刻三绝碑。为避免新碑再受风雨剥蚀，廷桂创意将碑文分刻为四块，镶嵌庙宇的西墙边。为了说明重刻“三绝碑”的原委，廷桂亲自作跋，刻于《荔子碑》正文之后。此重刻碑现存于柳子庙正殿后西壁之上，为湖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荔子丹兮蕉黄”。拨开历史烟云，我们分明能看到那三个高大的身影，听到“三绝碑”背后那首长歌，悠悠一曲，荡气回肠！荔枝红了香蕉黄了。今天，泱泱华夏洋溢文化自信，葆有化育万物的文化厚土，传承创新，代代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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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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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为宋代文豪,以他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创作在元明清三代层出不穷。本文拟对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并给予全面的宏观把握,努力梳理出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的脉络,并通过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以展示其文学特色和文化内涵。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研究。绪论部分主要是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确定其范围,提出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考察苏轼生平及其故事流传,首先是借助史传,对历史中苏轼的生平进行考查;然后梳理在正规史传之外的笔记、诗话中所记载的苏轼故事,进而研究苏轼及其故事在文学作品中的流传。第二章主要做文献上的考证研究,将苏轼题材戏曲作品按照元、明、清三代依次进行整理。第三章选取有代表性的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具体的剧本分析。第四章主要分析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概括、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并通过与小说等文学体裁中的形象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戏曲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独特之处。第五章主要分析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的多重主题,从艺术、爱情、政治、生命等多方面入手,分析其中的主题表达和观念倾向。第六章分析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的艺术成就,主要从历史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处理、抒情性和剧本体制三个角度切入,分析其独特的艺术成就。结语部分主要是在总结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总体把握,分析戏曲这一文学体裁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探索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所包含的通俗审美倾向。综上所述,本文在注重对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进行文献整理考证的基础上,通过研读他人的研究成果,得出以下几点看法:一、不同时代的苏轼题材戏曲作品虽然情节类似,但是,在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涵表达以及艺术特色成就上都有其独特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审美倾向和文化心理;二、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塑造的苏轼人形象非常丰富、多面、立体,其中对他落魄、风流、狂放等形象特征的塑造是苏轼题材戏曲作品的独特之处;三、苏轼题材戏曲作品中的戏剧化、脸谱化等倾向都反映了戏曲这一通俗文学体裁的大众审美倾向。可以说,苏轼形象之所以能够如此影响广泛、深入人心,和戏曲的塑造功能是密不可分的。

刘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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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预言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以《左传》中的预言为突破口,进而一窥该书作者之思想及该书作者眼中之春秋史,并就该书中某些部分史料之真实性问题做一些有益的分析,以求能够扫清人为设置的障碍,对春秋时代的特征有更精确的认识。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章：论文的第一章首先回顾了历代学者对《左传》预言的研究情况。在第二章第一、二两节中,笔者将《左传》全文分为记言与记事两个部分,而《左传》中的记言部分中又以预言材料所占的比重最大。笔者尝试着将一百多条预言分为三个类型：人事预言、神异预言、自然预言。先分别分析这三类预言的真实性,再探讨这些预言材料的来源及作者大量使用预言的目的。并研究了《左传》中预言与预言之间、预言与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些预言性质的史料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去深入发掘《左传》作者的内在意图。在该章第三节中,笔者着重探讨了作者在书中安插、使用预言材料的准则。通过对具体事例的分析,窥探作者的思想、目的及历史观,并试图分析《左传》中部分史料的真实性及古今学者对该书作者的推测依据是否合理。解释预言材料中的含有众多自相矛盾之处的原因。并就作者错误历史观带来的问题一一进行分析,归纳了作者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历史事实的处理方法。本文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对《左传》预言研究的意义。以预言为突破口,探讨《左传》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及书中存在的迷信思想与唯物主义思想的矛盾处。更重要的是,笔者认为《左传》的作者在书中为达目的而歪曲事实的种种做法,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虚构古史的重要源头。而且,对古史的虚构并不仅仅局限于古代的学者。因此,笔者希望通过此文,重新认识《左传》这本重要的先秦典籍,以求能够对将来的春秋史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本文的第四章是笔者在研究《左传》预言时得出的两个推测。

黄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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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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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陶瓷香熏炉的艺术价值和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造型上。目前国内对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广泛，但以陶瓷香熏炉造型的特征以及造型特征的成因这个角度进行的研究还较少，然而欲对宋代陶瓷香熏炉的造型进行全面的研究，必然要结合对造型特征及香熏炉功能、材质、文化背景等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为以功能效用、工艺技术、社会风尚的角度对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特征进行研究分析。通过比较法、图像法来对宋代陶瓷香熏炉进行研究得出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特征的主要表现为小巧精致、简洁大方、崇尚仿生，影响宋代陶瓷香熏炉这些造型特征的因素为宋代时期的香熏习俗、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风尚以及宋代时期的制瓷工艺技术。　　研究意义为对以宋代文人士大夫特殊审美风尚、兴盛的制瓷业、香熏炉的燃香功能的角度了解香熏炉造型特征提供了参考，并且丰富了当日对宋代陶瓷香熏炉造型研究的思路，为今后对宋代陶瓷香熏炉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作用，同时为现代陶瓷香熏炉的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魏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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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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