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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与回归（75）

报纸

彻底决裂对于贪官酷吏，多一条法就等于多交给他们一条鞭子，而人民又多了一条紧缚在身的绳索。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韩琦、张方平告老还乡。范镇在辞呈上说：“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又言：“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还写咏假山诗，影射王安石：“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司马光在同王安石书信交往几次之后，双方互不退让，终于彻底决裂。尽管神宗一再挽留，并数次对其他大臣讲：只要司马光在他身边，他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但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并给皇帝写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一直到神宗驾崩这十五年间，司马光在洛阳闭门不出，倾其全力完成他九年前即已开笔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上述四人，立场趋于守旧，但于苏轼或有大恩，或为至交，且均以节操名世，因此在苏轼的政治倒向上，发生过虽非决定性的，但却不可忽视的影响。韩琦、张方平已为我们所知。即以范镇为例。他与苏轼同为川人，但属长辈。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中载：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范镇一一扣留封还。令五下，五次封还。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把诏书直接送给司马光，镇为之辞官。退居后，苏轼前去看他，安慰说：王安石对你诋毁愈力，人们便更以你为荣；今天你虽然退下，而名望更高。范镇听了，愀然抢白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宋史》本传）后来他轻装回川旅游，曾吟诗曰：“不学乡人夸驷马，未饶吾祖泛扁舟。”“乡人”指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离成都出北门时说：“（将来）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未饶”是“不错过”之意。“吾祖”指范蠡，因为同姓，故称。这一切，都使苏轼为范镇作了自己一生极少作的墓志铭，并称赞他“临大节，决大义，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苏轼在铭中又说：“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景仁（范镇），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园仅五亩。《文昌杂录》载：“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王宜徽，洛中园宅尤胜。司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避风雨，又作地室，读书其间。洛人语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苏轼也有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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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法到超越:《潮州韩文公庙碑》的经典化

期刊

韩愈贬谪潮州沾溉黎民,民众对他的纪念延续至宋代,吏民重建韩文公庙,并邀请苏轼撰写庙碑。苏轼效法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等文章,熔铸韩愈诗文,从而达到尊韩似韩的风格,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潮州韩文公庙碑》效法《柳州罗池庙碑》的道德文章经典主题,以先功德后文章的揄扬路径,赞誉韩愈在潮州的政绩,揭示其受到人民爱戴的缘由。二是《潮州韩文公庙碑》对《柳州罗池庙碑》章法的承袭与新变。承袭体现为苏轼效法先文章后曲辞的庙碑样式,文章中蕴含着作者情感,自然流露出苏轼的贬谪情愫。而新变则表现为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大量融化儒家典籍为文,凸显韩愈在儒家演变史上的地位,寄托了苏轼对韩愈倡导儒学的认可。三是《潮州韩文公庙碑》承传韩文雄浑风格,尊韩似韩。苏轼熔铸韩愈诗歌、文章,化用韩愈史传事迹,嵌入韩愈元素等来推尊韩愈。文章风格排奡,极具气势,充沛雄浑,可以摩韩文之垒。四是《潮州韩文公庙碑》效法《柳州罗池庙碑》,经新变而超越,从而成为碑志文的经典样式。这种叙事、议论,又蕴含作者情感的文章形式,对苏轼后来的庙碑文及黄庭坚的庙碑文等产生了重大影响。至此,《韩文公庙碑》作为碑志文经典化定型,得到后辈文士的广泛认同。

郭春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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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哀公篇”疑义新证

会议论文

《左传》虽历经注家董理校诂,仍存不少疑义。本文选取哀公朝有关条目,在诸家训释、校勘基础之上,释疑辩难,详加阐发,以求新证。

赵生群;蔡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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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边塞诗诗体初探二题

会议论文

＜正＞李白的边塞诗创作虽然数量不大,但成就很高、个性突出,成为我们研究唐代边塞诗创作特点和李白诗歌贡献的一个典型。本文试图以李白边塞诗为研究对象,从李白边塞诗诗体人手探讨李白边塞诗的独特成就。

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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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屈原心路历程的曲折映现

会议论文

＜正＞一、《九歌》的结构与情感脉络屈原《九歌》的结构,前贤时哲多有论述,根据祭歌仪式,大多分其为”迎神→祭神→送神“三个部分,迎神为《东皇太一》, 祭神为中间九篇,送神为最后的《礼魂》,按照音乐的结构,迎神之《东皇太一》为序曲,祭神之中间九篇为主体曲,送神之《礼

张学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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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蕅益智旭《论语点睛》看其儒佛融通思想

学术论文

晚明时期,儒释道三教相互影响,融合,并在融合中共同发展。从而为三教合一思想的完善创造了条件。作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在这一背景下,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和三教的融合。本文通过对他所著的《论语点睛》一书的论述,通过对,道、学、孝、仁等核心概念的讨论来阐释蕅益智旭援儒入佛的思想。文章分四章来论述,第一章主要是对蕅益大师《论语点睛》的写作背景及其生平著述做一个简介,以使读者对智旭的整个人生和学术历程有个基本了解。第二章主要论述在《论语点睛》的核心思想,蕅益是如何通过对《论语》的诠释,而达到他所构想的儒佛融通之目的。本章主要讨论几个核心概念,并通过这几个核心概念的阐释来说明藕益智旭的学术努力方向。第三章主要论述蕅益《论语点睛》的思想特色,进而挖掘出蕅益智旭思想的根本归属。最后主要讨论蕅益大师《论语点睛》中的思想与当时阳明心学的关系。

王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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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学术论文

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人口大迁移和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全球村”的梦想变为现实，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更加频繁。因此，当今社会，跨文化交际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传播中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就显得至关重要。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汇集。从本质上说，翻译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可视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传播途径。而中国典籍英译有利于维护中国文化身份，传播文化特性，及构建和谐的多元文化世界。所以说，对中国典籍英译译者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交际者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本文构建出了一套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该模式至少包括五个方面：译者熟知典籍发展脉络及基本精神的能力，熟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能力，译者的多元文化视角，熟知翻译理论的能力和翻译能力。接着，通过描述分析一些道德经英译本证明了该理论的合理性。最后，作者坚信本研究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深入开展，翻译人才的培养，中国文化的传播及多元文化的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该论文由六章组成：　　第一章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动机，研究意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篇章结构。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重点探讨了交际者跨文化传播能力，译者跨文化传播能力及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研究，并介绍了道德经的英译历史。现有文献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典籍英译译者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还相当匮乏。　　第三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首先，介绍了中国典籍的性质和重要性及中国典籍英译的性质和目的。接着，介绍并评价了斯皮尔伯格，徐波和黄沈瑜，及陈国明在跨文化交际领域提出的三个代表性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　　第四章是论文的模式构建部分。依照以上三模式，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译者熟知典籍发展脉络及基本精神的能力，熟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能力，译者的多元文化视角，熟知翻译理论的能力和翻译能力，并指出译者的前四种宏观能力由译者的微观翻译能力体现出来。　　第五章从《道德经》的英译者，英译本和文化词语翻译等方面证明了该理论的合理性。首先，从译者对《道德经》发展脉络和基本精神的掌握及译者版本意识两方面论证了译者典籍熟知能力对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影响。接着，从译者对模因论，交际适应理论，辐合汇聚理论等理论的了解论证了译者熟知跨文化传播理论能力的影响。然后，从跨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两方面探讨了译者多元文化视角的影响。最后，从双语能力，文化翻译能力和语篇能力三方面论述了译者具体翻译能力对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影响。　　第六章是论文的结论部分。基于前几章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本文所提出的中国典籍英译译者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主要包括译者熟知典籍发展脉络及基本精神的能力，熟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能力，译者的多元文化视角，熟知翻译理论的能力和翻译能力五个方面。最后，本文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希望自己的初步研究能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和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一定的贡献。

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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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书法的北宋接受状态研究

学术论文

北宋书法研究是中国书法史研究中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而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向北宋书法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研究北宋书家对颜真卿的接受有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通过史料爬梳，研究北宋书家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状态，主要关注他们如何评价颜真卿，为什么这样评价颜真卿，在创作上又是怎样接受颜真卿书法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颜真卿书法与北宋书法的内在关系，为梳理唐尚法、宋尚意的转变提供一个不同以往的视角。论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北宋前期以及旧新《唐书》对颜真卿书法的接受情况，认为北宋前期是颜真卿书法接受的铺垫期。　　第二部分重点对欧阳修、蔡襄等北宋中期书家的颜真卿接受进行考察，认为欧阳修以颜真卿“千古知音”的身份出现在书坛，而蔡襄则可谓“首窥门庭”，他从创作上直接取法颜真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部分着重论述了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北宋后期书家对颜书的接受情况。文章认为，苏轼学颜又变颜，将颜真卿抬高到唐代书坛宗主的地位，具有颜书接受的里程碑意义，堪称“鲁公不二”;黄庭坚学颜不泥于颜，提出了颜真卿出自王羲之的论调，他“推颜入晋”的主张进一步巩固了颜真卿在书学史上的地位;米芾则以耐人寻味的心理特征、“明贬暗尊”地接受颜真卿书法，成为颜书接受中的独特主角;不仅如此，北宋重要书论著作《续书断》与《宣和书谱》从书法史的角度确立了颜真卿的书史地位。　　本论文采用分析法与综合法相结合，通过对颜真卿书法在北宋各时期接受历程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试图在观照北宋诸家接受颜真卿书法的同时探索出“唐法”与“宋意”的内在理路，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抽绎出时代发展线索，从而把握宋书的整体走向，为当前颜真卿书法研究、北宋书法研究开辟新的领域。

岳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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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于《诗经》中的原始宗教意识

学术论文

本文以人类学中原始文化以及原始思维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民俗学的研究成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入手，对《诗经》作品中渗透的原始宗教意识进行探究，试图找出其中某些特殊文化现象的历史源头。《诗经》是我国最早结集的一部诗歌总集。由于产生年代极为久远，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反映出了当时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一些复杂而神秘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处于特定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原始宗教意识的残存。原始宗教的产生是基于原始初民混沌的思维方式，“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差不多同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①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物我不分、万物有灵的特点。《诗经》中常以天、山等自然物作为神灵或万物之主宰，正是把它们主体化的表现。原始人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产生了特有的图腾观念。对于处于图腾社会的原始人来说，任何动物、任何植物、以及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的图腾。《小雅·斯干》中所谓梦熊生子、梦蛇生女的迷信，就是由先民以龙、蛇为图腾的信仰而来。原始思维的混沌性在巫术中则体现为交感原则，具体可归结为“相似律”和“感染律”。如《诗经》中所涉及的鱼类多隐含生殖崇拜的寓意，这便是人们顺势巫术(相似律)心理下的产物;植物的采摘行为则多体现了感染巫术的效能。在原始思维看来，所有的事物都是神圣的，没有任何东西与宗教无关。因此所有较重大的活动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娱神、媚神的祭神仪式把自己同神灵联系起来，获得神赐的力量，并达到让神灵降福免灾的目的。在《诗经》的部分篇章中便可找出某些原始巫术仪式与祭祀活动迹象的残留：《郑·溱洧》、《陈·宛丘》等篇所歌咏的正是“会男女”、“祭高禖”的古俗;《小雅·小弁》、《南山有台》等篇中的树木兴象则渊源于祭祀社的宗教活动。原始物占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属于原始宗教范畴。在客观环境面前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求助神灵，他们希望通过物占来推知和了解冥冥之中所传达的神意，这就是物占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诗经》诸多篇目保留了物占意识的痕迹，其中反映龟卜、鸟占和日月食征兆内容的颇为典型。

魏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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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学术论文

“非礼”即不符合“礼”,而这个“礼”指的则是“周礼”。故而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左传》等文献所谓的“非礼”,即是对这一时期出现的不符合西周礼制之现象的反映。春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依附于其上的传统礼制已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以致于出现了各种违背西周礼制的“非礼”现象。通过对春秋时期各种“非礼”现象的分析,藉此可以窥探周礼的部分内容,并由此亦可了解这一现象的特点和出现的原因。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主要以《左传》中明确记载的“非礼”现象为主,兼采先秦文献与之有关的记载,在前贤史俊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及相关问题作一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本文由六个部分组成,具体情况如下：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论文的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指出以《左传》为中心探讨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其次,简要介绍古今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此外,点明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前辈学者更多地专注于解读《左传》所体现出的“礼”而较少涉及“非礼”的局限,将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作一系统、专门性探讨。第一章,主要介绍春秋时期“礼”与“非礼”现象的基本情况及相关概念。在分析原始资料并结合先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礼的起源和内涵进行简单的介绍,认同礼的起源是多元的,且春秋时期的“礼”既包括典章制度,也包括道德规范和礼仪形式。不仅有礼的内在精神,也有礼的外在体现。同时,明确这一时期所谓的“礼”与“非礼”是以周礼为标准的。因此,所谓的“非礼”现象,即是不符合“周礼”的现象。而本文所探讨的“非礼”现象主要以《左传》中明确记载“非礼”的现象为主,兼采先秦文献与之有关的史料记载。第二章,按照吉、凶、军、宾、嘉的五礼分类法,对春秋时期出现的“非礼”现象进行分类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原始文献史料和《左传》的注、疏等文献,阐述言其“非礼”的原因,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借以窥探其所“非”之周礼的相关礼仪仪规,并与“三礼”和青铜器铭文的相关记载进行比较。第三章,基于春秋时期“非礼”现象的分类分析,结合表格,指出这一时期的“非礼”现象的特点：首先,春秋列国纷纷出现“非礼”现象,不仅是秦、楚、吴等这种被视为“蛮夷”的国家存在“非礼”现象,齐、晋这样的中原大国,甚至是以守礼著称的鲁国亦出现了“非礼”现象;其次,不同的阶层包括周天子、诸侯、卿大夫等都有“非礼”现象;再者,这一时期女性贵族也存在“非礼”现象。可见这一时期的“非礼”现象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第四章,从政治权力的下移、寻求政治利益同盟的趋使、礼义与礼仪的分离,以及刑法的推行等多个方面综合分析春秋时期“非礼”现象出现的原因,明确这一时期出现“非礼”现象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为结语部分,重申春秋时期“非礼”现象即是不符合周礼的现象,其在五礼中都有体现。指出以《左传》为中心对春秋时期的“非礼”现象进行分析,这一工作对于我们了解周礼的相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

苑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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