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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与北宋古文革新运动

期刊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他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七岁以前,是他“少不喜学”的时期;从二十七岁到四十七岁,是他发奋读书的时期,四十七岁以后,是他的文章名震天下的时期。关于苏洵二十七岁以前的情况,我们现在所知甚少,只能从他和同时代人的一些简单记述中略知梗概。他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说:

曾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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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不能置学术规范于不顾——就《东坡词笺注补正》答陈永正

期刊

陈永正《东坡词笺注补正》一文,对包括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在内的三种东坡词笺注进行了批评,其中主要条目是对拙著的批评。遗憾的是,经过逐条细检,发现陈文的大部分"补正"都有硬伤:或释词时随便改变本意;或不顾语境以及全篇;或释典而忘义;或因对典章制度与人文风俗的陌生而导致误解;或对事实真伪的考订仅凭臆测;或任意阉割与歪曲别人的著作;甚至直接指人为误却不论证何以误。本文对此分类驳证,一方面列出资料凭读者按断,而更重要的则是期望建立一种严谨的学术风气与严正的学术规范。

薛瑞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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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经典流淌的情怀

报纸

本报记者李幸/文张忠苹/图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因文化而立、因文化而兴。而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无疑是城市的血脉。这个夏天，2018年眉山音乐季的大幕开启，国内外知名艺术家汇聚眉山，为市民们献上了一场又一场的“文艺大餐”。当《北风吹》的旋律渐渐响起，一个久远的年代仿佛苏醒，演出现场的观众席一片阒静。待那抹熟悉的红色飘然而至，“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伴随着经典的唱词，许多观众也一同哼起了那熟悉的旋律。5月27日、28日，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在市会议中心精彩上演。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这一飘，便是半个多世纪；这一飘，仿佛将人们又带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演出背后的故事白毛女故事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主人公“喜儿”因饱受旧社会的迫害而成为少白头，顾名思义被称作“白毛女”。73年前的一个明媚的春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在革命圣地延安公演，轰动一时。传说中的故事经过舞台艺术的加工，尤为动人心魄。有人为杨氏父女的遭遇失声痛哭，有人对黄世仁、穆仁智怒不可遏，四月的延安借此腾起了冲天的革命之火。七十多年来，《白毛女》初心不改，并被改编为电影、歌剧、芭蕾舞剧、京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延续着不朽的生命力。歌剧塑造了喜儿、大春、杨白劳、黄世仁等经典形象，当中曲目也家喻户晓。而芭蕾舞剧《白毛女》在芭蕾基本技巧的基础上，融汇了丰富的中国民间舞蹈、传统戏剧以及武术，音乐上保留了歌剧曲目并吸收了大量华北地区的民歌，采用了管弦乐与民族乐器相结合的形式，将东方艺术与西方芭蕾进行了创造性的重塑。进行重塑的，正是如今的上海芭蕾舞团。1964年，当时还叫上海舞蹈学校的上海芭蕾舞团将同名歌剧改编为芭蕾舞剧《白毛女》，1965年首演后逐渐发展成大型舞剧。“嗒、嗒、嗒———嗒”没有音乐，随着团长辛丽丽口中打出的拍子，演员们在台上默契十足地进行走位，最后将动作稳稳定格……表演开始前，上海芭蕾舞团早早地开始了练功、走台与彩排，为晚上的表演做准备。作为尝试芭蕾民族化的重要作品之一，《白毛女》为上海芭蕾舞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其国内一流的地位；《白毛女》也被该团奉为“镇团之宝”，并被西方媒体称为“来自于中国上海的芭蕾像中国的瓷器一样精美”。历经半个多世纪，芭蕾舞剧《白毛女》走遍全中国，演出超过了3000场。2018年上海芭蕾舞团再次巡演，眉山是他们的第三站。“我们之前在西安、兰州进行演出，这两个城市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我们希望这次巡演的第三站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选择了眉山。”该团演出部经理刘靓说，上海芭蕾舞团来四川巡演已有4年时间，期间虽然到了四川大部分城市，但眉山还是头一次来。“我们是提前一天来眉山的，大家都知道这是苏东坡的故乡，所以去了三苏祠那边，品尝到了东坡美食，真是不虚此行。”虽然是第一次来眉山，漫步在眉山的大街小巷，刘靓已经被绿意环绕、到处弥漫三苏文化的眉山所吸引。他表示，眉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人文荟萃的城市，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不能忘却的经典作为表演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鼻祖，传承半个多世纪，“喜儿”已经有了第七代的表演者。“我们继承先辈的精神，努力做到一丝不苟，把经典好好传下去。这次来眉演出，我们也毫无保留，为眉山观众呈现《白毛女》的原汁原味。”饰演喜儿的舞者周嘉雯说。历经半个多世纪，芭蕾舞剧《白毛女》对灯光舞美、舞台背景做了改善提高，但其核心——内容和思想都保持了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的首演版本，配乐和唱段均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保留了1965年的原版原声，《北风吹》等经典曲目仍为朱逢博原唱录音，增强了观众观剧的代入感。“新版《白毛女》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捕捉到当年的印记。”市内某高校教师曹雪杨如此评价，“五十多年前编排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如今看来依旧让人心潮澎湃，可见它的艺术魅力。”“情感没有改变，情节没有颠覆，却不露痕迹地将西方芭蕾转化成中式经典，可敬可叹。”前来观看演出的54岁的老教师何文鑫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就看过《白毛女》电影，当时放映《白毛女》，全村人都去看了。“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电影里的歌曲，比如《喜儿哭爹》《扎红头绳》《北风吹》等，都是家喻户晓的歌曲。这次来除了看表演，也想回味当年我们爱听的歌曲。”舞台上，艺术家们以轻盈的舞姿诠释了一段凄美的故事，鲜艳的红头绳、漫天的雪花飘，熟悉的道具和场景给观众们带来了一场怀旧的享受。其中，被解救出来的“白毛女”与“大春”相遇，高难度地上演了连续32个单腿转，令全场赞叹声不断。“芭蕾算是‘舶来品’，但是在艺术家的加工重塑下，很有我们自己的味道。”退休干部李晓红说，上世纪70年代还是学生的她就曾在学校演过“白毛女”，“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现场看到这部经典作品让我又想起了学生时代。”“我从父母那里听过‘喜儿’‘杨白劳’‘黄世仁’这些名字，但没有看过《白毛女》，这次和父母一起来看，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都有了新的认识。”正上高一的周璐洁说。以艺术为媒结文化之友举办音乐季活动是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文化立市”战略，实施“文化名城”行动计划的重要举措。除了芭蕾舞剧《白毛女》，还有话剧《苏东坡》、儿童剧《冰雪奇缘》、交响乐音乐会、开心麻花话剧社经典话剧等陆续登场，让广大市民走进剧场，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国内外的高品质演出。据悉，此次音乐季将持续到今年7月。从去年11月举办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到如今2018年眉山音乐节拉开大幕。三个月后，眉山还将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2018“历史村落的未来”国际会议……伴随着节会、表演的兴起，眉山的文化营销变得更加多元化，城市形象也借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对于今天的眉山，有人如此评价：“这个城市更鲜活了，也更有趣了。”的确，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以文化为媒，眉山不断拓展自身的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名城”，不断延伸自己的国际“朋友圈”，以开放自信的态度，让东坡文化与世界文化碰撞交流，不断擦出绚丽的火花。在文化百花齐放的今天，优秀的、能被广泛传播的作品都在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对于这一点，将于2018年启动的眉山本土电视剧《眉山苏轼》的艺术监制郑晓龙谈了自己的看法：“眉山有很好的基础，因为这里有东坡文化，它反映了时代，提升了时代，历久弥新。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一种方式，去表达和呈现。”作为致力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眉山年轻的文艺工作者，30多岁的刘戈认为，眉山这座传统文化资源丰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正是需要载体，讲好东坡故事，还要讲好彭祖故事、李密的故事等。举办眉山音乐季，或许正是一种表达和呈现。“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举办眉山音乐季，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求，让高雅艺术成为广大市民业余生活的常态选择，同时培育眉山演艺市场，推动眉山文化产业发展，把‘眉山音乐季’打造成为新的城市名片。”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表演为镜，以音乐为媒。许多眉山的有识之士，也在纵览文艺精品之际，反思自身所缺失的，他们期待用更多方式，实现他们共有的展望，让眉山的东坡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本版图片均为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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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诠释学视角下三个《论语》英译本的对比研究

学术论文

《论语》是一部卓越的中国典籍，在中国文学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迄今为止《论语》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欢迎，而且《论语》的翻译也已有很长的历史。许多学者都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论语》的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原则”等概念为视角对James Legge、Arthur Waley和Charles Muller的《论语》的三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解的历史性”概念表明，三个译本的不同主要是由译者和文本的历史性所致;“视域融合”概念表明，译本对源语文本的“扭曲”和“变形”是译者视域、源语文本视域、源语文化视域和目的语文化视域等彼此融合的结果，这些视域的融合同样导致了同一源语文本会产生不同的译本。但由于译者与目的语文化之间公共视域的存在，尽管这些译本对源语文本有着这样那样的“扭曲”和“变形”，各译本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它们总有许多共同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现实表明，译者只有以公共视域为基础进行翻译才能使其译本有可能受到读者的公认，这也就肯定了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合理借鉴前译本的必要性。但若想创造出成功的复译本，译者更重要的任务是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而效果历史原则可以促使复译者发掘出前译者们所意想不到的新的理解源泉，从而对复译实践有诸多新的启示，尤其是对发掘出复译本中的创新因素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总之，“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为解释翻译中的“扭曲”和“变形”现象以及同一源语文本拥有不同译本的现象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认为“扭曲”和“变形”就像胎记一样在翻译中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的;“效果历史原则”则要求复译者应该在充分理解源语文本和前译本的基础上努力做到推陈出新。复译本的“新”部分是由“理解的历史性”和诸多不同视域的冲突形成的，部分则是由于译者的积极“创新”而变得独具一格。因此，伽达默尔的这几个概念对翻译尤其是复译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价值。

郑晓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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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视野下的中学苏轼作品教学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大部分作品都豪迈雄浑,极具哲理韵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因此关于苏轼作品的教学是中学语文教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目前中学苏轼作品的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在传统应试教育的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学苏轼作品教学沿袭传统的古诗词教学模式,单一的文本解读、固定的教学套路和单向的灌输式教学忽视了学生个体生命的发展。苏轼作品中蕴含的人生哲思和生命感悟,本该是提升学生生命意识和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重要素材,但在实际的语文课堂上却没有发挥苏轼作品具有的生命教育的作用。另外,很多中学生生命意识淡薄,缺乏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因此在中学语文课堂上适当地融入生命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中学教材中的苏轼作品蕴含了苏轼对人生的思考和生命的体悟,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教学资源,以生命教育视角探索新的教学策略,那么不仅对于改善中学苏轼作品的教学现状,而且对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笔者尝试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来研究中学苏轼作品教学,以期能够提升中学苏轼作品教学的质量和推动生命教育在语文课堂的发展。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是绪论,这一部分阐述了本次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的相关成果、研究方法这几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则具体阐述了生命教育的内涵以及从生命教育角度研究苏轼作品教学的理论基础,为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部分主要是梳理中学教材中选入的苏轼作品篇目,并且据此来分析生命教育与苏轼作品教学之间的联系,从而说明苏轼作品中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教育是相通的;第四部分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初高中的学生和语文教师进行苏轼作品教学以及生命教育的相关调查,以此了解实际的教学现状,结合问卷以及实际的情况找出苏轼作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则从生命教育的视角提出教学建议;最后一部分尝试以具体的教学设计案例将策略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希望通过这几个部分的整合研究可以将生命教育的理念融入中学苏轼作品教学,创新苏轼作品教学的方式,促进生命教育的发展,使中学苏轼作品教学和生命教育能够相互促进。

练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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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语体常用词的统计研究

学术论文

语体就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它的形成反映了特定的语境类型和交际领域对话语使用的特定要求.目前,对语体的研究主要从基本理论和各种语体的语言的描述两个方面展开.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的方法.科学研究的方法除了定性研究的方法外,还有一种是定量方法.当前运用定量方法研究语体还不多见.'定量方法也就是计量方法'.它运用数学方法对客观事物及其现象进行测量,并通过获得的数据对事物的属性进行研究,从而从本质上把握该事物.对语体的研究是否也能进行计量研究,以及从何种角度进行研究,该研究力图作一个尝试.该研究主要由两大方面内容组成:一是政论语体常用词的总体统计研究;一是政论语体的个体统计研究.在政论语体的总体统计研究中,我们先将政论语体、科普语体、生活口语和文学作品四种语体各自的前1000个高频词按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和拟声词等十三类分别加以统计,然后再根据政论语体的各类词在其他三种语体中的使用频率将政论语体的各类常用词按语体特色的明显程度分成五种情况加以统计.这是确定政论语体常用词教学和学习重点或难点的依据,也有助于从总体上了解政论语体词语的运用特点.在政论语体的个体统计研究中,第一步先统计出政论语体每类中的每个常用词在四种语体中的使用频率,与此同时把各类词按小类归类统计.第二步通过每个词在各种语体中使用频率的比较,选取那些在政论语体中常用,而在其他三种语体中不常用的词从语义、语法、语用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中我们发现政论语体的文言色彩的词和书面语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其他语体.它们的使用使政论语体的语言变得庄重、精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把政论语体化归为书卷语体的正确性.采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政论语体是一个新的尝试,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方法方面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刘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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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香料与贵族生活

期刊

宋代官僚贵族在诸如饮食、焚香、熏衣、佩香、沐浴、待客、书写等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使用香料尤盛。出现这一现象有诸多原因: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进口香料大量供应;长期以来香料知识文化的逐渐积累;宋代官僚贵族相对富裕的经济条件和奢侈的生活习惯;宋代士大夫贵族追求精致的精神文化生活趋向。香料不但极大丰富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常物,而且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们生活中既奢侈又雅致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夏时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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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太守吗？

报纸

有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我：“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太守吗？”，答复如下——这句发问主要由三个名词组成（其中两个还是专用名词），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官职名；咱们先从地名凤翔说起。如今的凤翔，是陕西省宝鸡市治下的一个县（按：刚刚撤县设区，仍在宝鸡市治下），论吃的喝的，那里有赫赫有名的西凤酒、味道醇厚的腊驴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里有泥塑、有木版年画。加之气候宜人、少有灾害，真是个让人喜欢的好地方。不过现在，大概不会有人把凤翔县与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么一种概念联系在一起吧！然而，在春秋早期，凤翔还被叫作雍城的时候，这里却是周秦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特别是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徙都雍城（今凤翔县城南），一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迁都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整整294年里，先秦的19位王公在这里图谋发展，大有作为，所以称凤翔是大秦帝国的夯实根基之地，我看并不为过。正是由于此，公元前238年，尽管咸阳作为秦国的都城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但22岁的秦始皇，还是特意要在故都雍城举行加冕大典，以表达秦人对这块使得秦国全面强盛的土地的崇高敬意和不尽感激。至于凤翔这个地名的出现，是唐代肃宗年间的事，新地名取“凤鸣于岐，翔于雍”的祥瑞之意，此名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认可、所喜爱，一直沿用至今。下来再说人名苏东坡。苏东坡生活在北宋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罕见的杰出大文人，他的出生地是当时的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成都，曾专程前往附近的眉山县（即东坡区前身）拜谒三苏祠，即苏洵、苏轼（苏东坡）、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东坡20岁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65岁时辞世于常州。在不算太长的一生里，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绘画，都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准，而官声，也相当不错，但让人扼腕长叹的是，此人的仕途却异常坎坷。在我的印象中，其为官的40多年间，好像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途中，就连苏东坡自己，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也无可奈何地自嘲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的黄州，是说宋神宗当政时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贬；而惠州、儋州，则是指晚年时再遭不幸，特别是以62岁的高龄，被发配到儋州（今海南）这个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蛮荒之地。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除过在首都汴京任职以外，苏东坡好像一直是在南方从政，但其实，密州（山东诸城）、登州（山东蓬莱）、定州（河北）、汝州（河南）这些他当过官的地方，都在中国北方，只是由于苏东坡主政杭州时修建苏公堤、被贬黄州时推出东坡肉、落难儋州时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故事流传太广泛、太久远，以致不少人产生了误解。这里还想强调的是，对我们西安人和陕西人而言，应该知道的是，苏东坡进士及第以后出任地方官的第一站是在北方，即当时的凤翔府，今日之凤翔县，所以，年轻朋友的“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太守吗”之问，不能说是无缘无故。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时的凤翔府，管辖着包括凤翔县在内的好多个县，行政级别高于今天的凤翔县，其地位类似现在的宝鸡市。尽管2021年初凤翔县已经撤县设区，但我以为，如今的凤翔区依然无法与宋代的凤翔府比肩。但问题是，在宋代的官制中，根本就没有太守这么一个职务——这就说到了本文题目中的第三个名词，官职名。据我所知，太守是秦朝至汉朝时期对郡守的尊称，汉景帝时又直接更名郡守为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历代沿袭不变。直到隋初，地方行政区划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为最高行政长官，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职名。不过，尽管已经不是正式官职名，但太守之谓依旧在民间被使用。比如，北宋元丰三年，刘瑾任福州知州，一上任，就准备在元宵节大摆花灯。为此，他下令：福州城每户居民不论贫富，一律装点花灯十盏，悬挂在屋檐下。可时值闽江两岸连续三年遭水灾，十种九不收，福州十邑，几乎家家日无鸡米，夜无鼠粮，十室九空，谁家能出得起这笔花灯钱？当时，诗人陈烈正寓居福州城，心中愤愤不平，遂在福州鼓楼的一个大灯笼上题诗：“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碗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无妙曲。”刘瑾闻讯，顿生悔意，亲自到陈烈的寓所登门谢过。隔一日，官府又告示道：取消摆花灯——这就是说，如果苏东坡当年在凤翔当的是最高行政长官，那么，对于文章开头那位年轻朋友的发问，应该给予“可以如是表述”的回答。但苏东坡当年出任地方官的第一个职务，不是凤翔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是凤翔府的签书判官，系“一把手”属下的职官；而领导他时间较长且两人之间还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的凤翔府“一把手”,名叫陈希亮，也是眉州人，在历史上官声尚可。所以，只能说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官，但不是太守。还想多说几句的是，苏东坡在凤翔为官的所作所为，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他来凤翔府上任，次年修建房舍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小憩之地。这一年春天久旱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苏东坡将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喜雨亭记》，文曰：“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亭以雨名，志喜也！”

商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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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格人品两奇绝——读苏轼《西江月·梅》

期刊

苏轼爱梅,因为那梅与诗人太相像了。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语,见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梅则"自恐冰容不入时"(苏轼《红梅三首》,以下凡苏轼所作皆不另注);苏轼"心如玉焚而不灰"(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上表》),梅则是"尚余孤瘦雪霜枝。寒心未肯随春态"

周懋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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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调查：苏轼法治观的基础

报纸

□吴晓彬察民、忧民、爱民，苏轼的赤子之心，他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他常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词文赋，把批判现实与改进弊制作为自己调查研究的主题。嘉祐四年（1059）十月，为程夫人守孝期满，三苏父子再度赴京。一路走来，对仕途满怀憧憬的苏轼并没有回避现实的苦难。《夜泊牛口》中，苏轼写居民“负薪出深谷”“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的凄苦。《黄牛庙》一诗，用黄牛和耕牛的强烈对比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击鼓吹箫屠白羊”“青刍半束长苦饥”，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的真实刻画。还有《入峡》诗，百姓住在“板屋漫无瓦，岩居窄似庵”的地方，每天干着“伐薪常冒险”的事情，却往往“得米不盈甔”，只能“叹息生何陋”。在苏家父子三人进京途中汇编的《南行集》中，苏轼关注民间疾苦、思考如何解民难的诗作为数不少。如果说这些诗作还是入仕前对民生多艰的直观感受，那苏轼后期出任各地地方官深入调查的民间苦痛则是他的切身体验。反对新法，苏轼被排挤出京；重登高位后，又反对全盘推翻新法，苏轼再次被排挤出京。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主政，最后还被一贬再贬到当时偏远的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经历，既有“庙堂之高”，又有“江湖之远”，写出的“调查报告”就更具深切的为民情怀。杭州是苏轼一生两次为官的地方。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外放杭州。出京两年，他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了解，呼号民意的诗文中多了哲理的思考。看到狱中关满穷人，他写下“哀此系中囚”“均是为食谋”；看到民间疾苦，他写自己“惟有悯农心尚在”。熙宁五年所作《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可以说是反映现实、关心百姓疾苦的政治讽刺诗代表。“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大雨连绵成灾，蚕不能喂，麦不能收，两大农耕支柱遭重创，官僚集团却高高在上毫无作为。这样敢于直接针砭时弊、为民疾呼之作，在宋诗中并不多见。阔别十五年后，苏轼元祐四年（1089）再次回到杭州任职。清理完西湖后，苏轼对杭州水利系统进行了全面调查，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曾建言从钱塘江上游的石门口开凿运河入海，以保万民平安，可惜未得批复。如果当年这一工程获建，今天再多一绝世景观亦未可知。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造成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对农业生产漠不关心，对百姓死活不管不顾。在湖州，苏轼作《吴中田妇叹》写出天灾人祸打击下，贫弱妇女的绝望、控诉。“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朝廷仍然“官今要钱不要米”，多少人被逼上绝路“不知却作河伯妇”。这样的忧民思想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寄子由馈岁》写了农事收获后，贫富差距的明显，“富人事华靡，彩绣光翻座。贫者愧不能，微挚出舂磨。”《憩于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哀民生多艰，对久旱不雨的焦虑，“我来秋日午，旱久石床温。安得云如盖，能令雨泻盆。”在《刘莘老》中，还有对百姓耕作的建议，“岁晚多霜露，归耕当及辰。”从西到东，从北到南，苏轼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写，诗作中散发出为民发声的情怀。有的只能记录无力改变，有的行而成文上报朝廷，而更多的是他在行动上勤政力行、担当济民。

吴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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