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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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苏轼史论文中的“三国正统”观--以《魏武帝论》和《诸葛亮论》为例

期刊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在衰微腐朽的乱世中鼎足而立,各自展现了其不同的立场和政治主张。自宋朝始,对魏、蜀、吴三国孰为正统的讨论正式展开,苏轼写作《魏武帝论》和《诸葛亮论》,以对两个具体历史人物的分析为切入点,展开了对曹魏和蜀汉两个政权的思考。他认为曹操和诸葛亮在用人和战略布局等方面各有千秋;也并没有一味推崇某一个政权。苏轼观点的形成既与他本人的遭遇有关,也可以看成是北宋"三国正统论"过渡时期的一个缩影。

黄如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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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祠看竹

报纸

□王晋川眉山三苏祠是四川清代园林建筑的典范，“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令人称奇。朝花夕照，竹树掩映，曲径通幽，移步换景，最是那月上东墙，竹影婆娑，踏月夜游，别有一番情趣。许是追慕东坡先生“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意境，三苏祠种植的竹子多达十余种。东园墙根一溜儿的老竹，盘根错节，常常把路面拱起凹凸。云屿楼前的楠竹，根根碗口粗，高标挺直，颇有风范。绿筠亭的水竹婷婷玉立，娇羞地依偎着草庐。而西门的金丝竹则手拉着手，在花径上方搭起竹的卷拱，仿佛迎宾的彩棚。其他如苦竹、斑竹、剑竹、罗汉竹、凤尾竹、人面竹等，点缀在疏疏密密的园林中，为三苏古祠平添了几分潇洒、几分诗意。我读小学时，学校就在三苏祠隔壁，是清朝的考棚。放学后，爬上墙头，抱着三苏祠那边粗大的竹子，就出溜到了园内。我们会捡几片竹叶，做成小船，到抱月亭下放流。也会削一节竹枝，做一只竹哨，呜呜吹响。那时候船亭南面有一座桥，叫蝴蝶桥，小桥如蝶身，桥两侧的水池如蝶翼，像极了一只彩蝶，少男少女们常在此合影留念。船亭后面有一座小山，叫兔儿山。兔儿山北面，是一个竹林掩映的茶馆，叫“茗香轩”，是由关山月题写的。那些年，眉山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以能在此喝一杯茶为雅事。因而每到周末，茶馆的生意爆好，以致于茗香轩周围的花径、竹林碥都摆满了茶桌。大人们喝茶，花茶素茶5分钱一碗。小孩子吃糖果，瓜子花生2分钱一包。真是各取所需、各得其乐。三苏父子爱竹是确凿无疑的，但我们现在很难复原苏宅竹子的景况与丰韵，而苏家的孩子们又是怎样在竹荫下读书、玩耍的，更是不得而知。我们从东坡先生留下的诗文中，似可窥见一二。苏轼42岁任徐州知州时，作《答任师中家汉公》，他在诗中写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这既是对任家的褒赞，又何尝不是儿时家居记忆的缩影？1983年，眉山藉画家、苏州书画院院长杜重划将此句书于三苏祠启贤堂前，现已移于南轩。我们来看看苏轼元祐年间写于京师的《梦南轩》：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将朝尚早，假寐，梦归縠行宅，遍历蔬圃中。已而坐于南轩，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土中得两芦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笔作一篇文，有数句云：“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既觉，惘然思之。南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也。可见当年纱縠行的苏宅竹林茂密，百鸟翔集，而南轩正面对这如画的风景。南轩是苏轼兄弟的书房，今人又称作“来凤轩”。“风”“凤”之别，不只于字形字义不同，苏洵名之曰“来风”，其实别有深意。“来风”二字取自八卦“巽”的卦象。《易·说卦》：“巽为木，为风。位东南，吉。”《易蒙》：“童蒙之吉，顺以巽也”。“巽”从二巳，巳即子，二巳即二子。“巳巳与共”表示二子相辅，谦让恭顺。弄清楚“来风”的本意，更能体会苏洵的良苦用心。苏轼兄弟一生兄友弟恭，祸福相随，患难与共，实现了老父亲的美好愿望，不能不说是苏门优秀家风的传承。至于“来风轩”被后人叫作“来凤轩”，据说源于梅尧臣《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中夸奖苏轼、苏辙的诗句：“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来风”变“来凤”，多了后人的景仰，却少了老泉的深意。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将南轩叫作“来风轩。”苏轼一生爱竹、种竹、咏竹、画竹，对竹情有独钟，常常以竹自况。竹未出土，已先有节，是为节操；雨后春笋，节节向上，是为进击；竹形挺直，宁折不屈，是为正直；外直中空，襟怀坦荡，是为谦虚；顶天立地，超然独立，是为卓尔；丹青载文，圣言立德，是为担当。“乌台诗案”时，他在狱中写《竹》：“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谪贬黄州，他苦中寻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他在定慧院咏竹：“累尽吾何言，风来竹自啸”。他鼓励王朗兄弟及儿子苏迈：“清风定何物，可爱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声”。去沙湖买田归来途中遇雨，他高唱：“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和庐山芝上人在竹轩论竹：“洞外复空中，千千万万同。劳师唱竹颂，知是阿谁风”？面对人生的苦难，他以秋风中孤傲的寒竹自喻：“解箨新篁不自持，婵娟已有岁寒姿。要看凛凜霜前意，须待秋风粉落时。”苏轼与表兄文同创造了“湖州竹派”，开创了宋代士人画的先河。米芾曾看苏轼画竹，从下向上画到竹梢，好奇地问：“何不逐节分呢？”苏轼答：“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轼的回答让米芾强烈地感到苏轼对竹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感悟，以及独到的“画外功夫”。“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一不小心，苏轼就创造了“胸有成竹”的语典。林语堂说，苏轼的一生像清风一样飘过。那清风中摇曳多姿的竹子，就是苏轼人格的外化。今天的人们拜谒三苏祠，一定要抽空去看看三苏祠里的竹子，在竹荫下读读苏轼的竹诗，相信一定会有别样的精彩吧！

王晋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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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三苏”与“眉山三苏”的跨时空交集

期刊

四川“铜山三苏”苏易简、苏舜钦、苏舜元和“眉山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家族,都可追溯至陕西武功苏氏这一族,后者由于迁居河北栾城,属于赵郡苏氏这一支派。眉山苏氏在四川的始祖是唐武则天时期眉州刺史苏味道,而铜山苏氏在四川的始祖为唐末入蜀避乱的荆州刺史苏传素(见《苏氏武功长门族谱》,《武功文史资料》第6期)。在宋代,铜山苏氏和眉山苏氏是来自蜀中的两大望族,铜山苏易简和眉山苏辙均担任过副宰相级别的官职,两派苏氏均才华横溢,成就斐然。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还有不少跨越时空的交集。

仁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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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理论视角下辜鸿铭《论语》英译行为解读

学术论文

辜鸿铭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共《论语》英译本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经典译作之一。《论语》英译本在西方世界广受好评，探究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畅销背后的深层原因，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借助布迪厄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来考察辜鸿铭《论语》的英译行为。首先，本文从场域概念中的权利场域和文学场域对辜鸿铭选择《论语》文本翻译的缘由进行探究，《论语》作为我国优秀的文学著作，其主题契合当时西方人的价值追求，因而有利于在西方文学场域的接受与传播。译者当时之所以选择翻译《论语》与当时译者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文学场域中，由于辜鸿铭不满传教士理雅各的翻译而渴望通过翻译典籍传播中华文化，恢复文化认同感。第二，从惯习概念分析辜鸿铭文本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辜鸿铭本人的家庭成长背景和学术经历塑造了他的独特翻译惯习，其个人独特的翻译惯习促使他在《论语》翻译时采取了归化翻详策略，实现译本的可读性。第三，从资本概念出发，本文探讨了辜鸿铭所代表的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在其《论语》英译中发挥的作用，辜鸿铭的文化资本得益于他在国外大学及外国生活中所受的教育，为他步入翻译场域奠定了基础，使他能担负起《论语》翻译的重任。辜鸿铭在翻译场域的声誉和《论语》原作的地位转化为象征资本，促进了《论语》英译本在海内外的成功传播。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翻译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实践活动，将翻译活动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研究，有助于从接近翻译属性的角度来分析翻译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的联系，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译者在选择翻译作品时，首先要考虑原作的文学价值和独特性以及目标国家的文学场城和社会情况对于文学作品的需要: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实现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满足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需求。最后是译者需要做一个资本的积累，使其在今后的翻译过程中要灵活转换。

徐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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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生态观及其当代价值

学术论文

作为先秦时期道家极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庄子又拥有文学家汪洋辟阖的气势与脱俗的审美情怀。与同时代诸子百家碰撞所产生的哲思理论，在后世得到了长久的普及与传承。现实的农耕环境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因素，使庄子对人类与世间万物的关系上有着更深层次的探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表达出了庄子对和谐、对唯美、对万物共生的渴望与追求。虽时隔千年，但庄子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观所提出和主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一致，为处理当下恶劣的生态境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为我们构建和完善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路径与思想源泉。　　生态环境问题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传统思想中寻求拯救现代生存危机的方式，是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主张，庄子从“道”的整体观出发，以尊重其他一切生命的存在方式为落脚点，最终达到并实现与万物的共生共存。庄子以其强大的思维方式与宽广的人文关怀警示人类要反省自身，强调人类要做到顺应宇宙之道，尊重世间万物固有的发展变化规律，才是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正确途径。“原天地之美”、“以道观之物无贵贱”更是对生物多元共生的肯定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严厉批判。在庄子的思想中，主张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平衡过程中最终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共生。文章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庄子生态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做重点论述，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两方面阐述其历史渊源。第二部分是庄子生态观的具体体现，从“与天为一”的生态整体观、“顺物自然”的生态价值观、“知足知止”的生态利用观、“物我两忘”的生态审美观四个方面对庄子思想中的生态哲学进行解读。文章最后，以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为社会大背景，结合庄子崇尚自然的生态思想，联系现实，从理论层面到现实层面展开论述，希望能对当代社会在树立正确生态观、重塑生态文明、排除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等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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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寿苏会研究

学术论文

寿苏会是在农历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日这天悬挂东坡画像、陈列东坡喜爱之物进行祭祀,并辅之以诗文创作的一种文人集会。康熙三十九年,宋荦首先在沧浪亭中举办寿苏雅集。乾隆间,毕沅、翁方纲不断推广,参与寿苏活动的人物迅速增加,举寿苏活动的地域也有所扩展。到嘉道间,寿苏已是一种常见的文人消寒雅集活动,寿苏地域也拓展至边疆地区。此后,寿苏活动一直延续不断,至民国间仍兴盛不衰。寿苏会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诗歌。在以往的研究中,这种类似应酬文字的文学作品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以辑录出的清人寿苏文学作品为中心,考察清代寿苏会及寿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在寿苏初期,得到东坡之物、身处东坡曾至之处是文人举办寿苏活动的重要原因。早期的诗文创作往往受到前辈寿苏者及集会主持者的影响,自我的选择余地较小,七言古诗是最重要的创作形式,用苏轼诗韵作诗也十分常见。此后,寿苏诗作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描绘当下的寿苏境况、东坡的生平经历,个人的生命体验、所处的寿苏地域、当下的时局更多地进入到寿苏诗中,寿苏诗的内容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苏轼的形象不断丰富,除文学成就突出、多次遭遇贬谪却依旧能保持豁达的心胸等常见特质外,东坡的杰出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对宋王朝的忠诚、亲近百姓等特质也得到强化。在寿苏仪式中,东坡画像十分重要,寿苏活动的风靡也促使画像的产生与复制。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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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蒙学教材《名物蒙求》研究

学术论文

《名物蒙求》成书于南宋,作为我国古代常识教学中最值得称道的常识性教材,影响广泛,具有珍贵的教育价值和重要的文学价值。自成书以来,就因其形式和内容上的特点深受百姓欢迎,后世众多书籍也受其影响。明代朱升把《名物蒙求》与元代陈栋的《历代蒙求》、宋代程端蒙和程若庸的《性理字训》、宋代黄继善的《史学提要》合编在一起,称为“小四书”,从而成为蒙学必读书目之一。纵观历代研究,从内容、语言文字、思想角度研究《名物蒙求》的文章极少,专书研究更是没有一篇。本论文将对《名物蒙求》从蒙学教材的角度出发,对《名物蒙求》的内容、体例、用字、用韵、修辞手法和对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借鉴意义进行剖析研究,以此凸显《名物蒙求》语言凝练、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易于传诵的特点。笔者希望本论文的编撰能为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些参考,让《名物蒙求》能更加广泛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对初中语文教育起到促动作用。《名物蒙求》涉及天文地理、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生物常识、传统节日、耕种操作、衣食住用等各种自然知识,囊括百科,用通俗的语言介绍名物,易于理解和学习,是孔子《论语·阳货》中“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体例研究上,对联体格式、广泛征引典籍以及物类知识研究是《名物蒙求》在编写体例上特色,尤为称道。《名物蒙求》将南宋期间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较系统地反映出来,让读者对当时南宋词汇文化内涵有更多的了解。在用字情况上,《名物蒙求》全文共2720个字,用字数为1297个字,与《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对照,常用字占比75%,可见当时使用的汉字在今天仍旧属于常用汉字,其对汉语产生的影响依稀可见。在用韵方面上,《名物蒙求》采用四言形式,继承唐代李瀚《蒙求》写作风格。四字一句,八字一行,上下两句为一联,共340联,合辙押韵,优美生动。在修辞手法上,《名物蒙求》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对比,还使用反复、设问、反问等修辞,生动形象的为读者介绍各类名物知识,既符合南宋时期重视蒙学教育、重视学生学习心理的时代特点,又摒弃骈文偏中形式,堆砌辞藻典故的缺点,具有深远的教育价值。对初中语文教材编写的启示上,针对初中阶段的学生,他们较小学阶段,观察、记忆、逻辑思维等能力进一步发展,具有强烈的求知欲,逐步由机械识记向意义识记转化,而集中识字教学相对于分散识字教学而言,即将生字按照字形等归类,让学生在初中阶段更为全面地了解大量的汉字知识,这对于语文阅读方面是大有裨益的;且编排的内容要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吃穿用度再到万物常理,无不有所涉及,开拓学生的视野;中学阶段,是一个人的生理、心理形成的重要时期,此阶段的学生具有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与可塑性,所以初中教材编写的语言要生动,讲究韵律,通过润物无声般的文化熏陶,给予学生以无形的积极影响,塑造其良好的品格。

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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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之后益思量——论苏轼离别词对悲感的超越

期刊

'多情自古伤离别',离别是中国古代诗词永恒的主题。悲凉感伤则是在这类词中常见的情感基调。苏轼集中亦多赠别、感别、忆别之作。确定为其所作、年代可考的331首词[1]中,有多达51首以离别为主题。然而,苏轼的离别词在表达悲情的同时,往往又能流露豪迈超然之气,体现出哀而不伤的情致。苏轼词的这一风格,往往被概括为'旷达'。

梁博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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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三孔：迟到的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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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斌黄金江仿佛翡翠玉带飘过峡江县罗田镇境内。江，因盛产黄金得名。曾几何时，千帆直挂赣江，桨声不绝，稻香两岸，成就多少风流往事。一层薄薄的阳光若有若无地滑过旷野。安山村村民孔六仔指着江畔道，这就是“临江三孔”生活的地方，由于地势低，老村庄早就没了。这位71岁的老人当过兵，做过村支部副书记，他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黄金江上修建了一座石拱桥。桥身很优美，犹如雨后的虹、波上的月。桥下，一群鸭子游弋于碧水，不知人世沧桑。缥缈间，三个模糊的身影手牵手从风雅大宋走来，衣袍上尚有露水和清霜。烟水如墨，大地就是他们的纸张，草木就是他们的狼毫，风过处，锦绣字句翻涌不尽。他们没有辱没孔子四十七世孙的“冠冕”，考进士，做清官，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自然是让诗词文章声震朝野。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曾经的天之骄子，三个曾经媲美苏轼、苏辙兄弟的名字，而今，散落故园，等待时间前来相认。脚下，曾经的西江洲，静静盼望秋风吹拂。几个金黄的稻垛正聆听着江水的轻吟浅唱。村庄祥和，后山宁静。我不由想起孔平仲的《禾熟》：“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题材日常生活化，正是“三孔”诗歌题材的最大特点，他们“从容自道”着所见所闻，“歌诗以自娱”着血肉真实的感情，达观，安然，逸致，终于成就“二苏联璧，三孔分鼎”的声誉。一座重新落成的祠堂伫立于前方坡地上。门上刻着“理学第”，屋顶，则是“东鲁世家”四个大字。红柱上有两副对联，内联是“临江脉瓜瓞绵绵，马鞍山涓流浩浩”，外联是“先圣源起东鲁仁义道德播四海，绩公肇基临江文理学说传三仲”。宋淳化三年（992年），朝廷析清江（今樟树）、新淦（今新干）、新喻（今新余）三县置临江军，元代改置临江路，明初改为临江府，嘉靖五年（1526年）又析新淦、新喻之地新置峡江县。据《西江安山孔氏族志》记载，唐文德元年，孔子后裔四十世孔绩调任吉州（今吉安）推官，后定居于安山，成为南派始祖，“临江三孔”即为孔绩七世孙。村庄笼着薄薄的晴岚。巷间冷寂，老屋垂垂。一堵堵青砖高墙，一弯弯霜月般的檐角，一方方残留着辙印的青石板，组合成一个古村的散章。也好，这样的情境，正宜怀想历史风烟里的“临江三孔”。修竹摇翠间，仿佛有佩玉鸣环。最先出场的是“性狷直，寡言笑”的老大孔文仲，他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登进士榜时，不过23岁。文仲“恬介自守，不事请谒”，乃一代廉吏。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他上书《制科策》，对王安石变法直陈弊端，却因此遭到罢官。在《秋夜》中，文仲记录了其贫穷凄苦的困境：“孤枕夜何永，破窗秋已寒。雨声冲梦断，霜气袭衣单。利剑摧锋锷，苍鹯缩羽翰。平生冲斗气，变作泪汍澜。”孔文仲生逢古文运动蓬勃开展之时，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坛巨擘多有交集，情笃谊深。在诗歌艺术上，他追求意境新奇、语言平易，遗憾的是，由于其诗文多散佚，遗世太少，这个曾经灿烂的名字终究湮没于荒草野花。史载，孔文仲刚进入天命之年便去世，百官为之流涕，苏轼抚拍着其灵柩哀伤不已：“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阡陌上，依稀飘来孔武仲的吟咏，是《梅径》：“一径皎无尘，浓酥点烂银。园池晴后雪，风景腊中春。采蜜蜂时背，偷香蝶名屯。都将潇洒格，分付与诗人。”武仲晚于文仲两年登科，为嘉祐八年进士，居甲科第六，初授谷城县主簿。在国子监司业任上，他上疏论科举之弊病，“请复诗赋取士”。武仲深受兄长的影响，好学不倦，诗文皆佳。相比而言，武仲的史论散文更具特色，有着苏轼“随物赋形”和黄庭坚“养心治性”的影子，论说文与序文喜以对话形式展开，启文与表文多用典故，有感而发，立论平实，不事雕琢。与兄长的内敛比较，武仲似乎更为豁达开朗，跟曾巩、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名流贤达的往来更为频繁，诗词唱酬，信书不绝。“临江三孔”的老幺孔平仲像两位兄长一样，也没有摆脱贬谪、株连、罢官的命运。陷入党争的漩涡，饱尝沉浮，这似乎是孔平仲形影相随的宿命。史籍中，多将文仲、武仲、平仲列为旧党中坚，划入“保守派”阵营，其实，孔平仲与王安石一直存在亲密接触。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荐28岁的孔平仲为密州教授，平仲作《上王相公书》称：“自相公之言出，而六经之趣明，天下之竞息，学者宗仰，如见孔子。”元丰三年（1080年），平仲赴任虔州通判，路过江宁时，前往拜访王安石，写下《造王舒公第马上作》《呈舒公》等诗歌。元祐三年（1088年），平仲在《祭介父》中深情感慨：“人之相知，自古难偶。公于不肖，一见加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真真假假，纠缠着孔平仲，终其一生，尘埃依然弥漫汗青。人活着，难免有多张面孔。对“临江三孔”，最典型的面孔，一是循吏，二是醇儒。清名，是他们混迹仕途的圭臬。《宋史》记载，孔文仲任余杭尉时，“转运使在杭，召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诣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事也”。刚直，宁折不弯，是孔文仲的为官写真。关心民瘼，乃孔武仲毕生所系，在《代上执政书》中，他极力反对对湖南、江西采用相同的盐税制度，指出一概实施“官卖”，只会徒增百姓的赋税负担，“民诚苦之”。任职中书舍人期间，孔武仲积极举荐德才兼备之人，对国家流弊敢于上书直言，始终保持“兼善天下”的情怀与担当。三兄弟中，无疑，孔平仲处事更加圆润，甚至一度在新、旧派系党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但他在《孔氏杂谈》中旗帜鲜明地表态，平生最恨当官搞“浆水色”，在清浊之间浑浑噩噩。然而，“皆以文声起江西”的孔门三杰，身上更多的是“醇儒”标签。作为儒家后人，“临江三孔”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其父亲孔延之专门建设“孔训堂”用以垂训子弟，并言传身教，勤奋著书立说，编撰《会稽掇英集》二十卷，对文仲、武仲、平仲影响深远。他们先后从临江故乡出发，以科举入仕，广交名流，博览群书，在文学疆场上集体亮相，纵横捭阖，威名远播。宋代诗人王庭珪称：“孔氏崛起，震惊南斗。一时声名，风生雷吼。江西氏族，无出其右。”三人的传世作品，悉数被收入《四库全书》。只是，有谁能够想到，900多年后，曾经的灿烂星汉淡出视野，天穹是如此的寂寞。午后，树摇疏影。在安山村委，我，一个迟到者，静静翻看着《西江安山孔氏族志》。四周，一伙村民或坐，或站，他们都是“临江三孔”的后人。透过时光的斑驳碎影，我们一起眺望那些先贤。他们正踏歌而来。

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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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雪浪石》对当今石界有哪些启示?

期刊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豪放派词人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赋、散文成就极高,且擅长书法和绘画,对后世颇有影响,有《东坡七集》《东坡词》《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著作传世。苏轼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嗜石成癖者,他对石有着特别的情愫,留下了许多咏石诗文,如《仇池石》《雪浪石》《双石(并引)》《咏怪石》《壶中九华》等诗词及《怪石供》《后怪石供》等文著。

王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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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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