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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寒食帖》草稿之谜

期刊

苏轼,字子瞻,北宋著名文人、书画家,在诗词、书画等领域均有所成就。尤其在被贬黄州时期,苏轼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其中有人们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长期以来,人们对《黄州寒食帖》到底是草稿作品还是正式作品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从创作背景和具体字形入手,或许能一探究竟。

王彬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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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涉海韵文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涉海韵文研究”这一课题旨在以涉及海洋(包括描写海景,描写海洋特产,记叙航海经历等)的诗、词、赋等韵文为出发点,以文学史作为支撑,分析宋代这一类韵文的发展概况,及其在我国古代涉海韵文以及整个海洋文学史中的地位。绪论部分首先廓清研究对象,即何为“涉海韵文”,其次是介绍研究动机与方法,并总结了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在肯定前人研究已经取得颇为丰硕的成就的同时,试论其研究不够深入和细化的遗憾之处,最后阐述本文有何研究目的与意义。第一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简要介绍了涉海韵文的起源,其在宋前的发育史以及在金元及宋后的发展概况,从而明确宋代涉海韵文在所处坐标系中的位置。宋前分为先秦两汉,如楚辞,汉赋等中均有海的身影,魏晋南北朝,如曹丕《沧海赋》,木华《海赋》等,以及隋唐五代,如李世民《春日望海》等三个部分,金元时期有如杨维桢《海乡竹枝歌》等,明代有如卢镗《登招宝山》、屠隆《溟海波恬赋》等,清与近现代有如王诒寿《海运赋》,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其中的韵文等三个部分。从对宋前、与宋有重合的金元时期以及宋后的涉海韵文稍加梳理不难发现:首先在整体上,我国古代的涉海韵文乃至整个海洋文学呈现出人与海洋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对海洋的了解越来越深入,用以表现海洋的韵文形式也越来越多的情况。其次,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内容上抑或是在形式上,宋代都是我国古代涉海韵文从表现文人对海洋的想象,与海洋的观望走向对海洋的亲近,与海洋的接触,从单纯使用诗、赋走向运用诗、赋、词、曲等诸多韵文形式的承上启下时期。这既有一个长期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共同繁荣的王朝在科技等客观条件上取得一定进展的外部原因,也有文学乃至文化、制度等自身发展到某一程度的内部原因。第二章便从外因与内因两个部分介绍了宋代涉海韵文的生成环境与要素,同时也展现了宋代涉海韵文的史学价值。外因即历史背景,又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宋代文人的迁谪情况,二是宋代经济重心南移后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以及宋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三则是科技的进步。而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宋代知识分子在官僚、学者与作家三种身份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因此在这三个历史大背景中,写作诗词赋的文人参与或被牵连其中的程度是较高的。这三个外部因素直接导致了宋人有着更多的亲身航海,亲眼望海的经历,沿海地区以及海上特有的气象、风景等往往能给文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与感受,这种亲身的经历与感觉体认也使得文人落笔之际其信息的来源和感知途径的真实性存在保障,而非前人在谈论海洋时往往流露出的是某种对“离世高游”的想象,或是送行之际对海上风波险恶的担忧。如陆游的《步出万里桥门至江山》中“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浪头”的描述,那种意象的真实性、人与意象关系的直接性可以说在诗中表露得淋漓尽致。而内因则是韵文发展到宋代呈现出的特殊气象。诗、词、赋三方面宋人都有所创新,并为曲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诗上,唐宋诗是“同构异质”的。宋人开创了在审美趣味、表现内容和具体写作手法上与“唐音”截然不同的“宋调”,在诗中流露了更多学者之气与高雅之思。在有关海洋的宋诗中,不仅可以发现宋人与海洋的互动较唐人更为频繁,而且还体现了宋人尚理趣,好议论的特色。在词上,宋人将词体进行了全方位地完型,以辩体意识将其正式举为独立的一种韵文形式,又以尊词意识在艺术上对其进行挖掘,并在传播上将其带入了民间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当宋诗有意反唐诗之道而行之时,唐诗中的诸多有价值的阐释模式反被宋人用于宋词中,实现宋词与唐诗的“异构同质”。这在胡铨等人写的涉海词中都可以找到例证。赋上,宋赋有三个特征,律赋流行,“以文为赋”和在赋中说理的倾向,如欧阳修《祭先河而后海赋》等,这也使宋赋招致了“唐以后无赋”的诟病。此外,文人的心态也开始从阔大而转精微,从秾丽而转淡雅,其理想从外而转向内,这些都可在之后的具体作品分析中找到例证。第三章则是根据宋人的创作视野对宋代涉海诗进行分别考察,探讨其文学价值。这一章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宋代表现海洋风景的诗歌。而海洋风景则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宋诗不乏表现海上奇景、壮景的作品,如潮水与巨浪,“阴火”与岛屿,海风,海雨和海雾等,同时人对海洋的征服、干预形成的风景也成为了宋人描写的对象,如滨海城乡建筑,人们打造的舟楫等。第二节,分析宋代表现海洋物产的诗歌。这其中又包括生物物产与非生物物产,二者都能勾起诗人的诗情。前者如各类海错,如鳆鱼、瑶柱等,宋人以细腻、闲适的心态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个能带来快感的细节;后者如海上的小石子等。这类咏物诗表现出的是宋人侔色揣称、精研物情的艺术追求和“托物寄兴”的写作习惯。第三节,分析表现宋代描写沿海生活的诗歌。这一类诗歌又可分为三类,一类带有非常明显的诗人的痕迹,表现的是诗人自己的滨海生活,如苏轼《纵笔三首》等;一类则是诗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描写普通百姓的沿海生活,如蜑民、盐民的辛苦劳作和特殊的生产方式等;第三类则将诗人与当地百姓结合起来,主要表现诗人对群众具体生活的评价或态度,如秦观《雷阳书事》等。第四节,分析写到宋人(包括诗人自身)航海经历的诗歌。这其中包括送行诗,如赵鼎臣《送赵延之亿送伴高丽人归国》;包括描写宋代海上在海上万里跋涉的诗歌,如邹浩《悼陈生》;包括写被贬谪的官员的跨越琼州海峡时的个人感受的诗歌,如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还有文人个人的游海诗,如陆游《感昔五首》等。海战诗也被归于航海诗中。宋末宋室与元军展开了悲壮的海战,文天祥《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等诗表现的便是海上作战过程与诗人的沉痛心情。第四章考察的是宋代的涉海词与赋。在宋词中,海洋以一虚一实两种面目出现。在作为一个想象性表现对象时,海洋承载的是词人有关览海仙游的审美思考,表达的是词人对自由的向往,对坎坷人生的感慨,有时也是在颂圣贺寿的谀词中不得不使用的意象。而在作为一个真实的观察对象时,海洋则关系着词人对现实的记录、感悟。如在描写海洋海景时介绍具体的地理、时序情况;或是根据自己的“浮海”经历而作词,如苏轼《千秋岁·次韵少游》;或是在词中勾勒现实社会中的景象,如史隽之《望海潮·浮远堂》等。而宋代论及海洋的赋并不多,本文选取了四篇赋来介绍宋代涉海赋的内容指向与艺术价值。首先是对海洋进行概括性介绍,并带有浓重的“炫博”意味,几乎句句用典的吴淑《海赋》。而苏过《飓风赋》在内容上表现的是海洋地带特殊的气候,在形式上则是颇为典型的宋代文赋。范成大《望海亭赋并序》是宋赋中表现滨海人文胜迹的代表,同时体现的也是南宋文人骋才使气和具有充沛入世精神的特点。而杨万里《海鳅赋》表现的是虞允文抗金的壮举,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表现水上作战力量的赋作。第五章则以诗为主,词、赋为辅,分析宋代涉海韵文的文化和文学意义,从而试图为第二章所提出的问题,即宋代何以能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关节提供解答。作为我国进入中古时期后的最后辉煌期,宋人是具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海洋精神开始萌芽,如苏轼《次韵陈海州书怀》对海洋的美化,但另一方面对海洋仍然是以一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思维来看待的,如周必大《周愚卿江西美刘棠仲各赋江珧诗,牵强奉答,用一字韵格》中表现的宋人进行人工养殖瑶柱的情形等。而在文学方面,宋代涉海韵文大量继承了前代海洋文学中的意象、语言营造方式以及在“以天下为己任”责任心下对海滨民众生活同情,宋人还在此基础上在海洋题材中加入了对个体人生的思索,如陆游《步虚四首之二》。另一方面,在向前人宝库中进行取用的同时,宋人也在海洋题材方面有着自己的新创,首先是扩大了海诗的表现题材,将前人未曾或很少关注的内容纳入诗歌,其次是在前人对海畏惧或好奇的情感内涵之上加入对海的热爱亲近之情,直接启发了元代表现海商牟利的相关诗歌创作,最后则是宋人以征实的态度加强了涉海韵文中的写实成分,包括内容(景、物、事、人)上的真实与情感上的真实,这对于明代涉海韵文有着直接影响。更多还原

王红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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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调及用调的统计与分析

期刊

据最新考订与统计,两宋词坛所用词调总数共计1490调,其中词调正名为844调,词调异名为646调;常用词调正名为206调,"低频词调"正名为638调。宋代词调"十大金曲"为:《浣溪沙》、《水调歌头》、《鹧鸪天》、《念奴娇》、《菩萨蛮》、《满江红》、《蝶恋花》、《西江月》、《临江仙》、《沁园春》。宋代词调不仅总数远超唐五代,而且众调兼备,体式多样,中长调反而显现出超越于小令的优势;宋词沿用唐五代词调仅75调,宋代创制和运用的"新声"词调则多达769调,而以创制长调慢词的成就最为卓著。宋代词调的创制和运用既有力地印证了宋词的繁荣气象和绚丽风采,而宋代词调的统计与整理也必将弥补清人所编《词律》、《词谱》的缺陷与不足。

刘尊明[1];范晓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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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天籁：乐与道——庄子音乐美学初探

学术论文

《庄子》一书,洋洋数十万余字,叙事以明理,无不围绕一'道'字,其哲学的核心内容是'体道'与'养生'.庄子论乐,实际上是借音乐而言道,却不期建立了一种音乐美学,并对中国传统艺术观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庄子思想中的乐与道的关系,指点出'天籁'与道境相通,体道与审美相通;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庄子论乐的契机之所在,即在于对儒家礼乐说及其实践的批判.第二部分,借鉴西方美学学科关于审美经验等相关理论,来进一步阐释体道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即体道与审美相契合.第三部分,叙述了庄子思想所成就的音乐美学观,对中国传统器乐古琴艺术的影响,旨在揭示其音乐美学价值之深远.

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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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苏轼晚年心灵世界探微——兼谈苏轼对汉传观音文化的贡献

期刊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两千多年来,在我国最广大地区广泛流传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核心之一是菩萨信仰,常提到的有文殊、观音、普贤、地藏四大菩萨,其中观音菩萨信仰流传最为广泛。观音信仰是所有菩萨信仰中汉化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乃至所有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代表。[1]63观音汉化进程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接受和改造的过程,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

袁桂娥[1];刘继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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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谨严意脉清晰——读王安石《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

期刊

王安石的议论文,以文风之峻洁谨严著称于世。其实,他的碑志文亦不乏构思缜密、笔力劲健之佳作,《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赵君即赵师旦,宋仁宗时为康州知州。

洪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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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宋代文论与书论审美范畴的融通研究

学术论文

文学与书法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以语言文字为载体，浓缩社会万象和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而书法则以笔墨线条，重现中国汉字形象之美并表现书家气质性情。两种艺术虽然有各自独立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但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在创作和审美、写意与达情、方法及内容等许多方面，文学与书法都存在着相互影响、互渗融通的密切关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文艺“诗书一体”的鲜明特色。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诗书画等艺术活动非常繁荣，不同艺术之间在创作和理论上的互渗融通现象也更加明显和普遍。苏轼、黄庭坚、蔡襄、米芾、欧阳修、朱熹、陆游、姜夔等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在文学和书法创作上为世人留下了丰富珍贵的艺术遗产，而且在文学理论和书法理论方面也为后人留下一笔十分宝贵的思想财富。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审美范畴，是主体审美感受、体验、认识的理性总结和审美观念、美学思想的浓缩结晶。“范畴”思维形式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古代文学与书法互渗融通特征和规律的有效工具。中国传统文论与书论在各自的产生和发展中形成了大量专门范畴，其中有些范畴具有共通性，如气、象、形、意、神、骨、韵、逸、趣、阴阳、刚柔、虚实、形神、意象、气韵、神韵、自然，等等。这些审美范畴成为沟通文学与书法两种艺术的关枢。本研究认为，气、意、神、韵、自然等范畴是宋代文学、书法理论共同运用的典型核心范畴，这些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宋代代表性艺术家诗文书法创作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反映了他们诗书一体的审美观和美学思想。为此，本文对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分别进行了专章讨论。对每一个范畴，都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汇的视角，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梳理每一个范畴产生、衍变的发展脉络和基本内涵，然后着重考察阐释宋代代表性艺术家文论、书论范畴观点，分析理解这些范畴的内涵意蕴和审美旨趣，以揭示和把握宋代文学与书法相互影响、互通相融的共性特征和规律。　　本研究认为，气、意、神、韵、自然这五个范畴分别反映了宋代艺术家审美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五个维面。五个范畴虽然各有其内涵特点和不同的审美指向，但是它们并非独立的抽象范畴，而是存在着互渗融通的密切联系。这些单个核心范畴之间又由一些复合范畴如神气、气韵、意韵、神韵以及更多的相关衍生范畴构成一个意义相近的范畴群，本文把这个相互关联的范畴群，看做一个考察分析、理解诠释宋代文学与书法相通互融关系的潜在网络系统。由于这些审美范畴被宋代艺术家广泛运用于作者主体精神、作品创作、品评鉴赏等整个艺术活动中，所以由气、意、神、韵、自然范畴构成的范畴网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反映了宋代文学与书法审美范畴相融会通的共同特征及深层文化思想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命精神的发溢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宇宙万物由气化而生，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人的生命也是气化的存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深受气化哲学的影响，贯穿着气化哲学的基本精神，形成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特殊形态。诗文书法中所蕴含、呈现出来的生机和律动，无不是宇宙生命阴阳二气交摩互荡的结果和表现。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这些生命之气构成了创作主体的生命动力，气充、气盛则“发而为文”、“溢而为书”。如果说生命之气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动力源泉，展现了作品的生机活力的话，那么，意、神、韵、自然范畴则从创作主体、创作过程、作品风格、品评鉴赏等多个方面，概括反映了艺术家社会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生命感悟、生活情趣和审美体验，从精神生命的精微处体现出艺术审美需要的丰富性，表现了艺术生命精神的美妙。气、意、神、韵、自然范畴都从不同向度上体现了中国艺术活泼泼的生命精神。　　2.空灵的审美境界　　中国诗书画艺术发展至宋代更加全面和成熟，总的审美取向从对作品外在形式技巧的关注，更趋向于超越形质而对内在神韵、意境的表达，由重实象转向更重虚灵，更崇尚空灵自由的艺术境界。这种审美取向与宋代道禅思想兴盛和影响不无关系。气、意、神、韵、自然范畴从总体上体现和表达了一种虚静、空灵、悠远的审美境界。中国艺术深受老庄崇“无”思想的影响，在审美中十分重视形神、虚实关系问题。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在文学与书法中常与言、象、体、格、形、人工等范畴相对举，构成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为一个可观的、可言传的艺术世界和一个只能妙悟、意会的艺术世界。对于心态内敛的宋代艺术家来说，大都更向往那个空灵虚幻的艺术境界。　　3.贯通整体的动态美感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观念深受古代哲学宇宙观、生命观的影响，也注重从整体的、流动的变化中去直观、感受、塑造、品评审美对象。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并非艺术家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五个独立的、局部的、静态的单一构成元素，而是每一个范畴都指向主体精神、审美取向、作品风格等方面整体的动态风貌，反映了其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有机整体的某一维面的审美特征和规律。这几个范畴都从作品的某一个向度体现出一种整体和谐的、流动的、朦胧的美，都具有整体关照和动感体验的审美特征。　　4.对待统一的审美方法　　华夏先民在对日月、白昼、生命等自然万物的直观经验中产生了阴阳意识，并逐渐发展成为古人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受中国传统阴阳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继承和衍生了大量两两相对的概念范畴，如阴阳、刚柔、动静、形神、虚实、意象、雅俗、清浊、巧拙，等等。这些对举范畴在相互对待中，互为体用，相反相成，彰显出某种审美旨趣、价值指向，又在互动互释的质态平衡统一中，实现整体、和谐、圆融的审美理想，体现了古人辩证思维的方法论特点。宋代艺术家在气、意、神、韵、自然范畴及相关命题的理论阐释中也经常运用对待统一方法表达审美观点，如对言与意、形与神、工巧与自然等对举范畴的诠释，都体现了二元对待辩证统一的审美方法论思想。　　5.儒道释互融的美学思想底蕴　　宋代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佛、道为辅翼的思想文化格局。“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思想观念和文化思潮也深深影响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艺术观。以苏轼为代表的艺术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儒道释相融互补的文艺美学观念。在对艺术美的追求上，他们大都崇尚中和之美，体现了儒家尚中致和的价值理想。而对自然、空灵、朦胧之美的追求，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家自然无为、悠游逍遥的自由精神和佛禅超脱世俗、空静妙悟的心性境界。

刘禹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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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寓言故事的叙事分析及其叙事意义

学术论文

《庄子》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理著作。《庄子》的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寓言是叙事文学，又是庄子学派阐述道家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可用叙事理论来研究《庄子》的寓言故事。本文以此为基点，来论述该作品的叙事情况。第一部分探讨了“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含义，并得出：它们共同构成寓言故事的整体，“寓言”、“重言”为故事的身体;“卮言”为灵魂。“寓言”和“重言”的本质特征都是“藉外论之”，也即“虚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庄子》中的神、人、物三类人物，并以先秦叙事研究为背景，分析它的独有的叙事特点：消弭时空、人神的界限和物的拟人化。第三部分则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参照，论述寓言故事的叙事模式。《庄子》寓言采用了“全知与限知”叙述视角相结合的模式，主干部分采用“限知”视角，从而使故事悬念增强，情节起伏。以《盗跖》为例说明它的“错时”和“‘概略’+‘场景’”的叙事时间模式。意义重大的事件用场景，意义不大的用概略。两者反复交替共同构成故事的节奏。孔子是《庄子》一书中最活跃、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本文从行动元和角色的关系、人物描写特征上来分析《庄子》对孔子形象的改造。同时《庄子》一书还有着独特的寓言群结构模式，显示了作者对美的理解。第四部分从叙事模式上集中论述了《庄子》寓言故事的地位和影响。与《论语》、《左传》等作品相比，《庄子》寓言故事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人物塑造上都对前人有所继承和创新，并影响了《韩非子》、《婴宁》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确定了它在先秦叙事和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崇高地位。

彭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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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与《荀子·乐论》乐教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学术论文

《礼记·乐记》（以下简称《乐记》）和《荀子·乐论》（以下简称《乐论》）是我国先秦时期两篇重要的儒家音乐典籍，二者的核心都是通过对音乐审美问题的阐述来凸显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其中《乐记》被学术界看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音乐理论专著，对音乐的本质、特点、产生，以及音乐与人们心理的联系都做了较为系统和具体的说明。特别是《乐记》的《乐本篇》、《乐论篇》和《乐礼篇》从音乐哲学、音乐美学和音乐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论述了“乐”与“心”、“性”、“情”的关系，并进而探讨了音乐在人格培养、伦理教化和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意义。《乐论》是《荀子》一书的一篇，其大部分表述与《乐记》相近，但更加突出了音乐在人伦教化和礼乐建构中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不同的音乐在感动人心中的不同作用，以及不同的音乐在崇仁尚礼中所发挥的功用及其表现形式的不同进行了论述。　　本文首先对《乐记》和《乐论》各自的乐教思想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乐记》的乐教思想，集中在对音乐与人心、伦理、政治的关系，以及礼与乐的不同作用进行论述，重点突出了音乐陶养情性和安定社会的双重功能。关于《乐论》的乐教思想，集中在对荀子关于礼乐的起源、音乐与人情的联系，以及音乐的中和之美和教化功能的论述上。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总结出《乐记》与《乐论》学术思想上的不同取向。重点探讨了二者在乐教思想的理论根基、乐教功能发生作用的范围、乐教的出发点、音乐影响人心的方式、乐教思想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意识或时代意识、音乐与人情的关系等六个方面的不同。通过以上研究，阐明了《乐记》和《乐论》的乐教思想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青年素质培育、音乐创作境界、音乐审美趣味以及音乐教学等方面的现实意义。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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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徐州汉文化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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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敦容苏轼与徐州汉文化二三事吾州下邑生刘季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来到徐州任知州。徐州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汉文化的发源地。苏轼早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著名的史论《汉高帝论》，认为“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对刘邦有很高的评价。他对自己有机会主政徐州颇感自豪，在《答范淳甫》诗中写道：吾州下邑生刘季，谁数区区张与李。重瞳遗迹已尘埃，惟有黄楼临泗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苏东坡全集》第622页)刘季即刘邦（刘邦字季），下邑：小县。张与李：张指张建封，贞元四年（788）拜徐泗濠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李指李光弼，封临淮郡王。张与李均系唐代名臣，皆镇守徐州。范诗以张、李誉苏轼，苏轼写此诗戏答。重瞳指项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吕布为三国时名将，白门指吕布被曹操生擒之处白门楼（白门楼遗址在今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境内）。曹瞒指曹操。在苏轼知徐期间所写的作品中，除《答范淳甫》外，还有多处提到刘邦。如《送郑户曹》一诗中有“隆准飞上天，重瞳亦成灰”之句。隆准即指刘邦，语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此句的意思是，刘邦做了皇帝，项羽兵败垓下，在乌江拔剑自刎。当然，此句也可以理解为二者都已灰飞烟灭的意思。在《徐州上皇帝书》中提到：“汉高祖，沛人也。”苏轼知徐州时，徐州的管辖范围为五县一监：彭城、滕、沛、萧、丰县和利国监。今天我们知道刘邦的出生地是丰县金刘寨村，但今天丰县的地域和苏轼知徐州时是否相同，我们一时难以弄清楚，只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送君直过楚王山元丰二年(1079)二月，蜀人张师厚从四川来到徐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苏轼的举荐，赴京殿试。张师厚是四川眉州人，苏轼的同乡，经由张方平介绍来到徐州拜谒苏轼。苏轼是个很重乡情的人，他离开家乡很多年了，现在有家乡的青年才俊远道求见，自然要热情相待。张师厚离徐时，苏轼在放鹤亭为他饯行，并写了《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第一首云：忘归不觉鬓毛斑，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苏东坡全集》第933页)楚王山原名同孝山，因楚元王刘交葬于此而得名。该山位于徐州市西北约20里，在今铜山区大彭镇境内。彭城（今徐州市）是汉代楚国和彭城国的治所。西汉时共封十二代楚王；东汉重设楚国，至第二代时改为彭城国，共传六代。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邦兄弟四人，大哥刘伯早死，二哥刘仲在家侍奉父亲，只有刘交随刘邦转战南北，先被封为文信君，高祖六年（前202年）被封为楚王，在位23年，谥元王。刘交作为第一代楚王，是刘邦死后刘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由于元王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楚国多山，他选择了依山为陵的葬制。从此，十二代楚王皆仿之，使得徐州周围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汉墓群。楚王山不仅因为有楚元王墓而闻名于世，还盛产用于祭祀的五色土，故又名“赭土山”。古代帝王、诸侯有祭祀土神和谷神的习俗。“五色土”为青、赤、白、黑、黄五色，用以象征东、南、西、北、中五方之土，称之为“社”，“稷”代表所有谷物，有了土地和五谷，就有了天下，因此，“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稷”易得，“五色土”难寻。《尚书·禹贡》在记载九州贡品时说：“徐州厥贡惟五色土”。《汉书·郊祀志》中有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命“徐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的记载。远愧知己穆生醴元丰元年（1078）十月，杭州著名诗僧道潜来徐州看望苏轼。一天，苏轼和道潜坐在泗水岸边，欣赏百步洪的壮观景色。有渔民送鱼给苏轼，以表敬意。苏轼却令人将鱼放入了河中。道潜对此举十分赞赏，赋诗一首予以赞颂。苏轼写了一首和诗《次韵潜师放鱼》：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尘尾。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况逢孟简对卢同，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苏东坡全集》第627页)苏轼写诗好用典故，在此诗中连用十个典故，在古今诗歌中是比较少见的。为节省篇幅，本文只解释第三联：“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作者在这里感叹自己如鱼坐在锅口，处境很不妙(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在朝廷受到排斥)。远愧不如古代见机而作的穆生。为此，苏轼专门写了一篇杂文《穆生去楚王戊》述说此事(《苏东坡全集》第2174页)，大意为：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刘交被封为楚王后，任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对他们非常尊重，穆生不耆酒，每置酒时，常为穆生设醴（醴为甜酒或甜美的泉水）。刘交死后，儿子刘郢客继位。刘郢客仍像父亲刘交一样尊重他们三人。刘郢客死后，儿子刘戊继位。刘戊是个酒色之徒，开始还能尊重穆生等三位老者，后来就不再给穆生设醴了。穆生认为，这是忘道的表现，他以老病为由先行离去，白生和申公继续留下。他们发现刘戊与吴王刘濞串通图谋不轨，实行劝谏，刘戊不但不听，反而让他们两个穿上囚服，在集市上用棒槌捣臼舂米。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刘戊因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申公感到很耻辱，就回到鲁国，传授学业，闭门不出。后来赵绾与王臧向汉武帝介绍他，于是他被武帝征召入京。王臧等人因得罪窦太后而入狱，被迫自杀。申公最终因与王臧的关系而获罪。他由于病重被免予处罚，几年后便死去了。穆生在灾祸还未萌生之前就能远远地避开，但申公却在已经悔恨之后仍然眷顾留恋官职。有人说连老天都难以躲避或接近祸福，看来未必正确。苏轼认为这件事可以作为座右铭，引起士君子们的终身警戒。楚人恣食黄河鱣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决口。八月二十一日，大水抵达徐州城下,苏轼率领全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斗争，终于战胜洪水，保住了城池。在大水逐渐退去时，苏轼写了《河复》一诗：君不见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鳣。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吾君仁圣如帝尧，百神受职河神骄。帝遣风师下约束，北流夜起澶州桥。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楚人种麦满河淤，仰看浮槎栖古木。(《苏东坡全集》第606页)诗的前两联，向人们披露了西汉年间，徐州曾连续遭受过二十多年大水灾的历史。《史记·河渠书》：“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元封二年（前109），“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自元光三年至元封二年，共二十四年。瓠子：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徐州地处泗水之滨，正是属于重灾区。“楚人恣食黄河鳣”，鳣：大鱼，大者长二、三丈。人任大鱼吞食，灾情之惨，可想而知。牵挂着王陵母墓与刘向墓苏轼任职徐州期间，本打算为王陵母墓与刘向墓修筑祠堂，但一直没有顾得上。离开徐州后，心里仍牵挂着这两件事。元丰二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时，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他写信给徐州教授李昭玘说：“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刘向字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已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苏东坡全集》第3525页)这里的“莘老”指时任徐州知州的孙觉（字莘老）。元祐元年（1086）六月，杨绘知徐州，苏轼又写信给杨绘：“城北有刘子政墓。昔欲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余力，为成之，亦佳。”(《苏东坡全集》第3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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