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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寓惠时期的交游、文学研究

学术论文

苏轼作为北宋朝重要人物，在新、旧两党的权利斗争下，于绍圣元年遭遇贬谪，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在惠州度过约两年零六个月的时间。苏轼抵达惠州时已有五十九岁高龄，再度遭遇贬谪，苏轼的心态变得更加乐观平静，逐渐适应岭南生活，欲在惠州安享晚年。　　寓惠期间，苏轼进行了较为活跃的交游活动。从交游对象角度，可大致划分为亲族、地方官员、岭南外官员、道士、僧人五类，其中亲族以苏辙、程之才为代表，地方官员以詹范、周彦质、方子容等为代表，岭南外官员以钱世雄、毛滂等为代表，道士以邓守安、吴复古、陆惟忠为代表、僧人以昙秀、南华重辩等为代表。从交游形式角度，可大致划分为书信、出游两方面，其中书信部分，还包括物品传递，如毛滂给苏轼寄去茶叶、白术之类;出游部分，主要集中于惠州及周边地区的出游，如白鹤峰、博罗县香积寺等。从交游内容角度，可大致分为分享生活、交流修养经验及提出民生建设意见三部分。　　寓惠期间，苏轼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本文在探析苏轼惠州文学成就时，将苏轼在惠州时期所作、最具阶段特色的文学作品按照主题划分为三类：和陶诗类、朝云主题类、书信类。苏轼最早创作和陶诗的时间是元祐七年，此后一直到绍圣二年才重新创作和陶诗，寓惠期间共作和陶诗约四十六首，占全部和陶诗数量的一半左右，这些和陶诗成为苏轼寓惠期间寄托人生价值观的重要工具。朝云系列顾名思义，以侍妾王朝云为由所作诗词文，共约十三篇，王朝云陪侍苏轼二十二年之久，尤其惠州期间，苏轼仅让朝云、苏过相陪，而朝云在绍圣三年因感染时疫而亡，带给苏轼的打击可想而知。书信类作品则完全可以体现苏轼寓惠期间的阶段特色，可通过苏轼在惠州期间写给友人的信，一窥其寓惠生活。

杨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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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

报纸

曹雪芹说他写作《红楼梦》的辛勤过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今人也常用“十年磨一剑”来评说一部沉潜多年方告成书的著作，但是这两句话都不足以形容《苏轼全集校注》这部皇皇大著。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编纂工作的启动已经二十四个春秋了。作为苏轼的热烈爱好者，笔者对这部著作企盼已久。去年打开寄书的纸箱初睹书脊上“苏轼全集校注”字样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笔者虽然没有像北宋的章元弼那样在新婚之夜就急着阅读新刊的《眉山集》至于废寝，但也连忙清掉案头的其它书籍，开始阅读此书。《苏轼全集校注》的次序是诗集在前，词集次之，文集殿后。由于苏轼的诗集和词集都已有过多种全注本，而文集却是首次得到全面的校注，所以笔者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从文集开始阅读，本篇书评也仅以文集为评说对象。也许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缘故，苏轼的文集从未有过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苏文盛行，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但并未有人对苏文进行全面的注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后代，虽然苏文的刊刻络绎不绝，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无人为苏文作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广搜众本，精心校勘，完成了《苏轼文集》，堪称传世苏文最权威的全集。但是孔本虽然在校勘和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也未作编年，所以全集性质的苏文校注本仍付阙如。可以说，在《苏轼全集校注》的整个编纂工作中，《苏轼文集校注》的任务格外艰巨，因为它在注释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编年方面也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论著可供参考（苏文的编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此外吴雪涛先生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是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褛的重大事件。《苏轼全集校注》前言中说：“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诚非虚言。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来评说《苏轼文集校注》（下文简称为《文集》）的成就。一、考订编年首先，《文集》进行编年时往往广泛地搜求证据，例如卷一九《谷庵铭》，《文集》据《全宋文》所载孔宗翰《题东坡书谷庵铭后》以定此铭之作年。孔宗翰文名不著，此条材料可谓相当冷僻，要不是《文集》编写组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恐怕很难得知。有的苏文仅凭一条材料尚不足支撑准确的编年，《文集》就运用多种材料，反复推求，以求证据之充分与结论之周匝，有时一则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论。例如卷一九《远游庵铭》，正文并序不足三百字，关于编年的一则校注却长达一千余字，论证非常周密。对于此铭，《苏诗总案》系于绍圣三年（1096），其时苏、吴两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则系于熙宁十年（1077），其时苏、吴两人初识于济南，两种编年前后相差几二十年，所考定的写作地点则南北相去数千里。《文集》首先指出《总案》的编年是在臆改正文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即将原文中对编年起着关键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这种改动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不足为训。然后从四个方面证实旧说之谬：一是据苏轼在黄州、惠州时给庵主吴复古的书信考知两人初遇事在熙宁十年，又据苏辙答吴复古诗参证之；二是据苏轼在黄州与吴书及苏辙赠吴诗考知吴复古与苏轼在济南相别后随即南归潮州，与此铭所叙吴之行迹相合，故此铭当作于是时；三是以郑侠《岁寒堂记》叙及吴复古行迹及苏轼此铭之内容为旁证，证实此铭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四是据此铭中多处涉及吴复古南归而自己不能追随之句意，反证此铭不可能作于绍圣三年苏轼与吴复古重逢于惠州之时。总之，此条校注分别以铭文的内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迹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别人的相关作品为参证材料，既细究内证，又广搜外证，用多重证据细加考订，终于导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它抽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其次，《文集》的编年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对原有编年的舛误予以驳正。例如卷一一《净因院画记》，孔本此文之末句云“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苏轼于净因方丈书”，从表面上看，将此文系于元丰三年（1080）确凿无疑。然《文集》于不疑处有疑，先是指出：“然细绎文意，此文当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丰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苏轼已贬赴黄州，而净因院在汴京城内，亦无于净因方丈作记之可能。今考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苏诗总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为熙宁三年（1070）事，则本文作于是年无疑。”然后又细究原文之异文：“西楼帖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文同熙宁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当在七月后。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可与西楼帖中时日相参证。……以此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十月初五。”原来，孔本的末句是据《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所载而改，并以之置换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之句。虽说两种异文都有书录为根据，但是苏文的内容当然是最重要的内证。况且《文集》还细考文同与苏轼两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苏诗中的反映，合而证之，遂成定谳。即使原有的编年曾见于数种文献，《文集》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本着穷究底蕴的精神细究其实。例如卷一二《方丈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苏诗总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苏轼从海南北归途经曲江时所作。然《文集》并不盲从，改系此文于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经过曲江之时。《文集》先引《曲江县志》卷二云：“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曰……”然后案曰“县志所云，正为此文。可见此文实为曲江县月华寺重建方丈而作。绍圣元年苏轼适谪惠州，九月过曲江。县志谓‘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时”。如果说这仅是对史实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苏证苏”就是深入细密的考订了：“又诗集卷三八有《月华寺》诗一首，编于绍圣元年南迁途中。诗题下自注云：‘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诗中亦云：‘月华三火岂天意，……暮施百镒朝千锾。’据此可知，月华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户施捨者亦众。据县志，并参以苏诗，知苏轼南迁过月华寺，适逢该寺火后重建，故应寺僧所请，为其方丈题梁。”《文集》还进而对《鹤林玉露》等三书的错误进行剖析、驳议，从反面证实己说。第三，《文集》对原有的不同编年进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盐官大悲阁记》，《乌台诗案》与《东坡纪年录》俱系于熙宁八年（1075），《苏诗总案》则系于熙宁五年（1072），对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宁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则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记文中大谈科场今昔之变，且云‘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苏轼已不在东南，故当以《乌台诗案》所言为是。《总案》意谓此记必作于游安国寺之时，遂加附会，今不从。”《文集》还进而指出《苏诗总案》曲解《东坡纪年录》的错误：“又《总案》卷一三亦引《纪年录》，而谓熙宁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阁记》。今考《成都大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题为《大圣慈大悲圆通阁记》，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则谓《大悲圜通阁记》为苏辙所作。是以知该文既无《大悲阁记》之简称，又无出自苏轼之明证。是以知《纪年录》所云《大悲阁记》，乃《盐官大悲阁记》，而非《成都大悲阁记》，《总案》不足为据。”无论是考核作者行事，还是探究篇题之异同，都可谓心细如发，故结论坚确可信。总而言之，《文集》对存世苏文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编年，而且大多坚确可信，这为人们了解每篇苏文的写作背景以及苏轼古文创作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厥功甚伟。二、探究本事苏轼虽然不像王安石那样强烈地主张文贵致用，但也认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总叙》，《文集》卷八）。所以苏轼作文虽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无中生有，但从整体来说，苏文基本上都是有为而作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注释苏文，探究本事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文集》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首先，《文集》的注释非常详密，有些叙事性质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这是苏轼用力甚巨的大文章，传主司马光的事迹又非常复杂，文中涉及的史实、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职官、朝仪等），都非常繁复，有些内容非注莫明。《文集》关于此文的校注多达388条，篇幅达128页，达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有了这些注释以后，读者不但省去了翻检之劳，而且增进了对传主生平的了解，因为有些注文中的内容是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的。这样的注释，其价值颇近《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了。毋庸讳言，追求详尽也为《文集》的注释带来了一些缺点，主要体现在贪多求全，遂至引文过繁，例如卷二三《谢中书舍人表》中有“除书德音，又乏唐人之誉”一句，《文集》注云：“《旧唐书·杨炎传》：‘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此注相当准确，也堪称完备，但它接着又引《旧唐书·封敖传》中所载封敖为中书舍人时善为制诰，深为李德裕所赏之事，篇幅长于前段文字，其中又未出现“德音”一词，实为蛇足。当然，从整体来看，《文集》注释之详尽是瑕不掩瑜的。其次，《文集》在注解苏文本事时善于考订事实、辨析事理，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功力和深入细致的学术作风。例如卷四七《贺韩丞相再入启》，郎晔旧注云韩丞相乃韩琦，《文集》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考知韩琦生平未曾两度拜相，故此文所云之韩丞相应指韩绛。又如卷六八《书蜀僧诗》一文叙及“王中令既平蜀”之事，《苏诗总案》以为王中令即王彦超，因王彦超曾仕中书令。《文集》则指出王彦超生平无平蜀事，故注王中令为王全斌，此人宋初平蜀有功，卒赠中书令。又如卷五七《答刁景纯二首》，此文虽无旧注，但苏诗中屡次言及刁约字景纯者，其人为苏轼之忘年交，故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即此人。《文集》则注云：“刁景纯，未详。”并据苏轼《哭刁景纯》、《刁景纯墓文》等诗文，考定其人已卒于熙宁十年（1077），而《答刁景纯二首》则作于黄州时期，故此人“当是与刁约同字者”，甚确。又如卷六一《与佛印十二首》之七，此书又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题作《与东林广慧禅师》，孔凡礼先生案曰：“未敢定为谁作，姑互见于此。”《文集》则指出此简内容与苏诗《赠东林总长老》一诗相符，而总长老即广慧禅师，故考定此简非与佛印者。又如卷六十《与人三首》，原本无注，读者无从得知收信人为谁。《文集》检出其第一简与卷五二《与赵德麟十七首》之八文字基本相同，又从而指出此三书内容均与赵德麟事迹相符，遂考定收信人为赵德麟，结论可信。从表面上看，上文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但它们直接有关对苏文写作背景的掌握，也有关对苏文内容的理解，所以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考辨虽然细小，难度却很大，因为它们往往始于对蛛丝马迹的敏锐察觉，终于大海捞针式的搜集证据，此类注释的写成，不但有赖于注者的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辛勤和耐心。例如下面一例：卷四七《与迈求婚启》，此书中仅有“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一句涉及对方家庭，收信人究竟是谁呢？《文集》注云：“启中云‘远有万石之家法’，万石君指西汉石奋，故知所为求婚之家为石氏。近年出土之《苏符行状》云：‘父讳迈，母石氏，故中书舍人昌言之孙。’则知所求为石昌言家也。”应该说，注出对方姓石的难度不算太大，因为万石君石奋是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是运用新出土的《苏符行状》作为旁证材料来考知对方为石昌言，就非深厚的学识积累不能办到。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曾枣庄先生的《三苏姻亲考》一文中即已用到这则材料，而曾枣庄先生曾任《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组的负责人，可见此类注释不是朝夕之功所能见效的。此外，《文集》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就存疑求阙，并不勉强求解。例如卷六八《记谢中舍诗》，此文中的“谢中舍”究系何人？《文集》注云：“未详。《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有《送谢中舍二首》，或此人乎？不可考。”今检欧集，“谢中舍”乃指太子中舍人谢缜，但苏文中所记之“谢中舍”乃附魂于某人而吟诗者，并无生平可考，故《文集》虽注引欧集，但仍曰“不可考”，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称许。三、解释词义注释的一大功用就是解释词义，当然，所谓“词义”不是仅指语词，而是与文意有关的所有文字，包括成语、典故、名物等内容。《文集》的注释多半与此有关，值得注意。首先，与前文所论的探究本事类的注释一样，《文集》解释词义的注释也是十分详尽的。例如卷一三《杜处士传》，此文的真伪尚难断定，但《文集》的注释则相当详尽，注中所解释的药名达八十种之多，引文出处除了《本草纲目》、《政和证类本草》、《金匮要略》等医药典籍外，还引及《博物志》、《梦溪笔谈》、《南方草木状》、《竹谱详录》、《古今注》等博物类典籍，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诗经》、《礼记》、《西京杂记》等文史典籍，连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都引用多次。要不是如此旁征博引的注释，此文真是很难索解。其次，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文集》注解文意的准确性。比如苏文的用典，就给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苏轼才高学富，苏文与苏诗一样，都是大量用典，典故出处则遍及群书，其中不乏出处相当冷僻者。此外，苏文中的典故有时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运用，而是暗用，更增加了注释的难度。《文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需要多用一些篇幅予以说明。例如卷二三《到常州谢表》有句云：“今此管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文集》注先引《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又引贾谊《新书》卷七《谕诚》：“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随，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由于苏文中把两个典故合成“簪屦”一个词汇，要是简单地运用电脑检索手段来作注，也许会引用《魏书·于忠传》中的“簪屦弗弃”，或是《旧唐书·高士廉传》中的“不遗簪屦”，便算完事。但是那样的注释无助于读者理解文意，而《文集》这种追索原始出处的注释才使苏文的旨意昭然若揭。苏文中还有一些典故既出于多种源头，又含有多重意蕴，若不明前者，则难解后者，例如卷六八《记郭震诗》云：“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这里的“正身”一语，如只从字面上理解，也可讲通，因为郭震“侧卧欹枕”，故其友戏使其摆正身体。但《文集》注云：“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另谓确系本人，非冒名顶替者。《通典·选举五》：‘故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由此可见友人运用《荀子》之语，意含双关：既要郭震摆正姿势，又令其端正品行。而郭震则运用当时官场的俗谚来进行双关，意谓自己病重将归地下，此行不能如赴官者之冒名顶替也。这样一来，郭震与友人相与戏谑的情景栩栩如生，郭震的“平生诙谐之余习”及“临死不乱”也跃然纸上。要是没有《文集》的注释，读者很难领会苏文的运思之妙。正因《文集》对典故的注释有穷本探源之功，所以甚至能订正原文在文字上的舛误，例如卷六二《葬枯骨疏》：“起燋面之教法，设梁武之科仪。”此二句各本皆无异文，故孔本亦未出校。但是后句指梁武帝曾下诏掩埋枯骨，且曾制《慈悲道场忏法》之事，其义甚明，而前句所云之“燋面之教法”究竟何指？读之莫知所云，堪称苏文注释中的一大疑难。对此，《文集》指出“‘燋面’乃‘向雄’二字之倒且误”，且引《晋书·向雄传》：“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如此，不但此句的旨义获得了准确的解释，而且与下句对仗工整，原有的疑难迎刃而解。此类注释，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堪称苏文之功臣。《文集》对字义的注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卷六一《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得一生也得。”这是苏轼自表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名言，《文集》引《传灯录》所载汾州无业国师之言为注：“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非常确切。此外，《文集》对“罨”字字义的注解也也值得注意。孔凡礼先生在校记中怀疑“‘罨’义似不通”，故正文取“”而不取“罨”。《文集》则注云：“‘罨’有久盖使熟之义，与‘折足铛’相应。”不但准确地注出了“罨”字的字义，而且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原旨。四、其他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传统的诗文注释应有的主要内容，也是《苏轼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此外，《文集》还有其他优点，不可忽视。首先，《文集》在阐释苏文旨意或考订苏文写作背景时常常运用“以苏证苏”的方法，也即注意在苏轼的其他作品中寻找内证。例如卷一二《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文集》注引卷一九《思无邪斋铭叙》：“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且按曰：“其意可与此参见。”此注不但帮助读者理解本篇苏文的旨意，而且引导读者前后对照，从而认识苏轼思想的连贯性，大有裨益。又如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虑，务为忠厚。”《文集》注云：“‘虑’，底本从茅本作‘德’，误。案：‘德’不可易，‘易德’者难为忠厚也。文集卷八《策略二》云：‘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正以‘心’、‘虑’并举互文。今从郎本卷五五作‘虑’。”从表面上看，此注仅为一条取舍异文的校记，但其中包含着两点有价值的思考：一是从字义自身来推敲斟酌，证明“易德”与“忠厚”自相矛盾。二是以另一篇苏文中的“心”、“虑”并举为文为据，以证明此处应作“虑”字。后者正是“以苏证苏”的妙用。《文集》的“以苏证苏”并未局限于苏文的范围，而是涉及苏诗乃至苏词，例如《司马温公神道碑》：“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文集》注引苏诗《司马君实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之句作为旁证。又如卷二一《李潭六马图赞》：“画师何从，得所以然？”《文集》注引苏诗《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不但符合原作旨意，而且得以简驭繁之妙。又如卷五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文集》注引苏词《哨遍》之序言及黄州雪堂初成之事，遂考定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二月，甚确。其次，《文集》附录于正文之后的集评等材料也很有价值，例如卷一七《表忠观碑》，文末的集评多达二十二家，且选择精当。又如卷一一《石钟山记》，文末的集评有九家：刘克庄、李东阳、杨慎、茅坤、郑之惠、吕留良、沈德潜、方苞、刘大櫆，皆为历代著名文论家，其评语皆相当精到。集评之后又附有苏轼的《跋石钟山记》、罗洪先《石钟山记》、同准《石钟山记》，以及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涉及石钟山的片断，这些材料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而且对苏文的内容颇有订补之功。又如卷一一《南安军学记》，文末集评虽仅三家四则，但是其中朱熹《朱子语类》一则指出苏文“使弟子扬觯而叙点者三”一句乃误解《礼记射义》中之人名“序点”为动作，《文集》之注释也随之指明苏轼此误，此种评语决非可有可无者。总而言之，《苏轼文集校注》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它充分体现了当代苏文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值得重视。至于本书在校注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当然也以难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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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及其散文的负面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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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刘熙载赞韩愈散文“实集八代之成”，两位不同时代的人都给予韩愈很高的评价。然而，从中唐至民国一直延续到现在，韩愈的散文也遭受到不少负面评价。本文分五个部分对韩愈及其散文的负面评价展开研究。　　第一章从三个方面探讨韩愈人品方面的负面评价。第一，从宋朝至民国，学者们不断批评韩愈不善处穷。第二，韩愈创作了大量的碑志文。批评者称其碑志文为“谀墓”。第三，不少批评者指责韩愈言行不一。这具体表现在服食和近声色两个方面。笔者认为，通过分析韩文及考查韩愈和批评者们所处时代背景，韩愈并非汲汲于富贵，他的碑志文“不掩所短，非截然谀墓者”。韩愈是否服食及近声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需要发掘更有力的证据才能揭晓这个谜底。　　第二章讨论韩愈“流入异端而不自知”的问题。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攘斥佛老为己任，然而，依然有不少评论者发表了负面的评价。这些负面评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韩愈虽然高倡辟佛，但是在不同层面上与佛教有着深浅不一联系;二是韩愈攘斥佛老只是从表面上论说，并未深入研究佛道典籍，从而从根本上打倒佛老二教。　　第三章探讨韩愈“割裂文与道”的问题。韩愈向来以道统的继承人自称，但是纵观历代文论，不少评论家认为韩愈不知“道”，批评韩愈“割裂文与道”。在研究韩愈的文道观及古代文道关系的演变后，笔者认为，韩愈虽然对“道”没有深刻地认识，但是，韩愈的古文针砭时弊，极少空谈道德，并未割裂文与道。　　第四章分析评论者们对韩愈“以文为戏”的批评。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不尽相同，对韩愈“以文为戏”的评价也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韩愈创作大量“以文为戏”的作品，开始注重文学的审美功能，并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第五章探讨韩愈散文中的文体及文法方面的问题。本章从用词不当、缺乏逻辑、力量不如秦汉之文、以议论行叙事、“古文之法亡于韩”等几个方面探讨历代文人对韩文文体及文法方面的批评。不可否认，韩文中有不少用词不当、缺乏逻辑的地方，然而，韩愈行文讲究气势，并发展了古代文体及文法。　　总而言之，这些负面评价有不少是有其道理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不切实际的。无论如何，这些评价对于我们深入认识韩愈及其散文，都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欧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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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寓言故事的叙事分析及其叙事意义

学术论文

《庄子》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哲理著作。《庄子》的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寓言是叙事文学，又是庄子学派阐述道家思想的重要手段，所以可用叙事理论来研究《庄子》的寓言故事。本文以此为基点，来论述该作品的叙事情况。第一部分探讨了“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的含义，并得出：它们共同构成寓言故事的整体，“寓言”、“重言”为故事的身体;“卮言”为灵魂。“寓言”和“重言”的本质特征都是“藉外论之”，也即“虚构”。第二部分重点分析了《庄子》中的神、人、物三类人物，并以先秦叙事研究为背景，分析它的独有的叙事特点：消弭时空、人神的界限和物的拟人化。第三部分则以西方叙事学为理论参照，论述寓言故事的叙事模式。《庄子》寓言采用了“全知与限知”叙述视角相结合的模式，主干部分采用“限知”视角，从而使故事悬念增强，情节起伏。以《盗跖》为例说明它的“错时”和“‘概略’+‘场景’”的叙事时间模式。意义重大的事件用场景，意义不大的用概略。两者反复交替共同构成故事的节奏。孔子是《庄子》一书中最活跃、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本文从行动元和角色的关系、人物描写特征上来分析《庄子》对孔子形象的改造。同时《庄子》一书还有着独特的寓言群结构模式，显示了作者对美的理解。第四部分从叙事模式上集中论述了《庄子》寓言故事的地位和影响。与《论语》、《左传》等作品相比，《庄子》寓言故事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和人物塑造上都对前人有所继承和创新，并影响了《韩非子》、《婴宁》等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确定了它在先秦叙事和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崇高地位。

彭江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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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寒食帖》草稿之谜

期刊

苏轼,字子瞻,北宋著名文人、书画家,在诗词、书画等领域均有所成就。尤其在被贬黄州时期,苏轼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其中有人们熟知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长期以来,人们对《黄州寒食帖》到底是草稿作品还是正式作品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从创作背景和具体字形入手,或许能一探究竟。

王彬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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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选的日译研究

学术论文

李白作为盛唐的诗人,一生写了大量的诗歌,日本也有许多如久保天随、松浦友久、武部利男等等有名的学者将李白的许多诗歌翻译成了日语。甚至在日本的国语教科书内,唐诗部分中也收录了许多李白的诗歌（以下简称“李诗”）。李诗中有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元素。鉴于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笔者对李诗中的中国元素是如何被翻译成日语的很感兴趣。但是,先行研究中关于李诗的日译研究不太充分。因此,本论文将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本论文收集了李诗中与中国元素相关的原文和与之相对应的日文译文共计2349组。并参照《李太白全集》（王琦注2015）对李诗原文进行了确认,与原诗相对应的日文译文主要是从《中国诗人选集第7卷·李白上》和《中国诗人选集第8卷·李白下》（武部利男1958）中摘取而来。将李诗中的中国元素按照元素的意思将其分为自然风物、人世生活、神话传说三大类。将自然风物进一步细分为天体、气象、时间、空间和动植物5小类,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总结其翻译方法和翻译特征。其次,将李诗中中国元素的人世生活细分为对人的称呼、人体器官、衣物、食物、生活用品、音乐、心情和交通工具8小类,将李诗中中国元素的神话传说细分为5小类,对原文和译文进行了对比分析。此外,日语译文中也出现了误译,对于误译倾向和原因等也进行了探讨。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李诗翻译成日语的方法主要有四大类,即方法1使用原文中的词、方法2使用日语中的同义词来翻译原文中的词、方法3由第一或第二种方法翻译成日语后,再补充与中国元素相关的信息、方法4割分原诗中的词后,对各成分进行扩译。2)李诗翻译成日语的四种方法中,用的最多的是方法1,用的最少的是方法4。3)李诗中中国元素翻译成日语时,不同大种类的元素使用的翻译方法的频度不同,各大类中的小类的中国元素使用的翻译方法的频度也不同。4)李诗中中国元素翻译成日语时,也会出现误译的情况,而且误译集中出现在神话传说中。

舒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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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欧阳修山水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

期刊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宋代散文的奠基人。其游记散文数量虽不是很多，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不少的传世名篇。欧公的山水游记散文具有借景抒怀，结构缜驽，委婉曲折，平易自然，言简意深，骈散兼美的艺术特色，开北宋文坛之新。

任玉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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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悲哀与旷达

报纸

□沈松勤苏轼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推崇。林语堂写苏轼，是“一个乐天派与另一个乐天派”。王水照写苏轼，“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旷）’的变化过程”。在苏轼的人生中，“悲”与“乐”或“苦”与“旷”是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悲”与“苦”赋予其“乐”与“旷”的深度与广度，若无“悲”与“苦”的作用，其“乐”与“旷”也就失去了深刻的内涵和诱人的魅力，也难以深入把握苏轼文学作品的意境。乌台诗案与人生转折苏轼一生三次被贬：神宗元丰二年（1079），44岁时被贬黄州，元丰八年还朝；哲宗绍圣元年（1094），59岁时被贬惠州；哲宗绍圣四年（1097），62岁时再贬儋州；66岁逝于放还途中。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以苏轼在通判杭州时期所写诗歌《钱塘集》为罪证，弹劾苏轼。《钱塘集》继承了儒家诗学中讽刺的传统，批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弊端。这时，王安石已退居金陵，神宗全面主持变法新政。新法弊端日趋严重，反对新法的声音也日趋强烈，加诸西北边事的困扰，给试图通过实施新法、富国强兵，解决西北边事的神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根治乌台诗案，不失为抑制异论，保证新法实施的有效举措。因此，神宗不惜背负以言罪人的恶名，以“特欲申言者路”——辅拂台谏，广开言路为由，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立案后，台谏通过勘治，审定苏轼讥讪新法就是“指斥乘舆”，属于《宋刑法》“十恶不赦”中的第六恶“大不敬”，主张应予“特行废绝”；而大理寺却遵循法理，判苏轼“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应予赦免，负责复核的审刑院也支持大理寺的判决。但苏轼的生死予夺，无论御史台、抑或大理寺与审刑院，均无权决定。苏轼贬谪黄州，最终取决于神宗超越法理的“特责”。黄州、惠州、儋州三地贬所。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年纪也越来越老大，凶险不断，变化无常。贬谪途中，经过金山寺时，有人给苏轼画像，他很喜欢，始终带在身边，并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谪居心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也写于谪居黄州时期，有序曰：“（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清代词人郑文焯评：“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有人说：既然如此，应像王维《终南别业》所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才是真正的“任天而动”，旷达自适，词中“莫听”“谁怕”云云，却分明依然纠结于被贬黄州的苦难现实，故非“坦荡之怀”。诚然，苏轼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现实际遇的执念，但破除这一执念，力求不以己悲，不为外物牵萦，却是真实的。岭南至海南，以及西南黔州、郴州等地均为瘴疠之域。唐代谚语：“鬼门关，十人九不还。”说的就是这些地区瘴疠的险恶。宋代也有谚语称岭南“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在唐代，朝廷采纳出生于岭南张九龄的“建言”，有意识地将犯错误的官员贬往岭南。贬往岭南，对于不杀文人士大夫的宋代官员来说，无疑是极刑。然而，身处困境，面对苦难、甚至死亡，苏轼具有挑战命运的强大意志，他既能正视苦难，在孤独与悲愁中，又能化解悲愁，悲而不伤，自适自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其能力则来自他在相对性思考中形成的应变处世之道。谪居惠州期间，苏轼在给孙志康的信中说：今北归无日，因遂谓惠州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给程正辅的信也说：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因而在惠州，他向世人宣布：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则又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在这一相对性思考下的人生实践，则明显体现为以变应变之道，其《书海南风土》一文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文开篇描写“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但笔锋一转，转出“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的事实，故据而认为只有“习而安之”，适应其环境气候，“百余岁岂足道也”。因此，也就有了“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的自适自安之乐。如果说，相对性思考所形成的以变应变的策略，是苏轼谪居时期消解悲苦的一贴良药，型塑了其寄“悲”于旷，寓“苦”于“乐”谪居心境；而其以变应变的策略便来自他的易学思想。驰骋翰墨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写：“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总结了苏轼谪居期间的文学创作特征，由文学观人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笔下的赤壁，词境壮阔，气度豪迈。江山、历史、人物，逐一奔入眼底，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词的最后，自笑“多情”与“一尊还酹江月”中，心与江游，神与月交，“我”与江月同在，消解了执念，排遣了悲愁，呈现出一派明澈旷达的胸襟与情性。这番心境，谪居黄州期间的《记承天寺夜游》也可见一二。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松竹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月色下由竹柏之影构成的这一清明澄澈之境，令人心旷神怡。其实，这一风月佳景无处不有，但为“忙人”所忽视，唯有“闲人”能领略。对此，苏轼在《临皋闲题》中作了进一步说明：“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所谓“闲者”，即苏轼自指。“乌台诗案”前，苏轼潜心“济民”而“为口忙”，很少顾及风月，而今被幽禁赋闲，真正成了江山风月的主人，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发现和欣赏夜月、竹柏、山川草木鱼虫的天地风月之美。苏轼在钟情江山风月时，表现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孤僻，而是贴近大众的亲和，并因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愉悦自我，致使其生命个体如同一件充满张力的艺术品，格外动人，令人感佩，即便在饮酒、理发等凡俗的生活中，也概不例外。如作于惠州的《真一酒》：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这首诗描写真一酒酿就的材质与成色，也生动地描绘了饮者的形象。如果说，“晓日”句画其形色，那么，“春风”句则写其神情，形神兼备，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仿佛是高明的画家绘就的一幅《东坡饮酒图》。苏轼在儋州所作《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以及《次韵子由浴罢》《汲江煎茶》等诗篇，从理发、午睡、洗脚、沐浴、煎茶之类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刻画了身处困境时充满生命活力的安适形象。他通过贬谪时期具体的日常生活来体现他亦悲亦乐的旷达，这成了他的心境，也是他的文学意境。（作者沈松勤，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中国词学研究。）

沈松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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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门四学士”的道家思想研究

学术论文

“苏门四学士”,即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和张耒,是北宋中期苏轼门下文人集团中的杰出代表。“苏门四学士”的思想以儒学为主,兼采佛道,是宋代文人士大夫思想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苏门四学士”的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对道家经典的阐释、对“道”的理解、人生观中的道家因素以及儒道调和的主张等方面。全文分六个部分论述“苏门四学士”的道家思想。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北宋时期的思想学术背景。“苏门四学士”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这得益于宋代重视文教、发展科举的国策。北宋时期,社会的开放促进了思想的多元。僧道时常出现在士大夫的交友圈中,“苏门四学士”的思想呈现出包容性。第二部分论述了黄庭坚道家思想的主要内容。黄庭坚的道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道家天人关系的思考上,他认为万物的起源“自本自根”,生命最初的状态是静止的。在解释孟子的“大丈夫”时,黄庭坚援道入儒,丰富了孟子学说的内涵。最后,黄庭坚吸收老子的“涤除玄览”、庄子的“心斋”等方法完善自己的心性之学。第三部分论述了晁补之的道家思想。在简要介绍晁补之的儒释道思想之后,论文重点分析了晁补之“安时处顺”的道家人生观。最后讨论晁补之隐逸思想的成因以及隐逸思想在其山水田园诗中的反映。第四部分论述了秦观的道家思想。首先论述秦观思想中儒道互补倾向与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其次分析宋代道德性命之学的兴起以及道家思想对秦观道德性命之学的影响。最后论述“心”的概念和道家思想对秦观心性之学的影响。第五部分论述了张耒道家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在对“道”的理解上,张耒认为“道”是“为名无实,其动无迹,周万物之用而无定名,循万物之变而无定形”的。其次,以《尽性说》为例阐释张耒的人性论思想,张耒对“性”的理解深受道家思想和《中庸》的影响。最后,论述张耒调和儒道的主张,他认为道家重视“道德性命”,儒家重视“仁”、“义”、“礼”,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丰富儒学的内涵。第六部分总结了“苏门四学士”道家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宋学的贡献。“苏门四学士”主张儒道互补,他们的道家思想庄学色彩浓重,道家思想对他们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苏门四学士”注重对义理的阐释,融通三教思想,符合宋代思想发展的趋势,丰富了宋代学术的内涵。

杨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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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归“正”——庄子政治思想阐释

学术论文

现代庄学研究一般将庄子政治思想归纳为无治主义,其有非政治甚或反政治的倾向,但同时庄子思想又是政治的,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构成了庄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色。本文将从解释学视角对这种反政治的政治学进行梳理。庄子与诸子一样,在礼崩乐坏、周文疲惫之际,仍有“务为治”和“内圣外王”的自觉。与孔子对从现实政治的认可出发,通过正名来匡正政治,重建礼乐的致思方式不同,庄子基于现世政治与“政者正也”的古典政治理解之间的强烈反差,否定了在现行政治架构中回到各正性命的可能性;在对礼乐文化与礼崩乐坏之间的必然关联的深入反思中,否定了重建礼乐政治的可能性。庄子认为“政者正也”这种表述提示了政之根本在正,一旦“政”脱离了作为“政”之本质与正当性依据的“正”,便不能成其为“政”,正基于此,庄子论述了现实政治的反政治性。其提出了“正者,正也”,则在现世政治趋向反政治化之际,仍提供了现世政治之外的回归正道的方式。在庄子,反对反政治之政治恰是本真之政治得以可能的必然前提。以孔子思想为参照,本文从正己、正名、仁义礼乐、反政治的政治、正者正也等几个方面对庄子政治思想进行了分疏。正己即为世内所有存在者,揭示了其泛化政治思路;以“齐论”替代“正名”,消解了“正名”对名言与是非绝对之“正”的执著;以仁义礼乐非“天地之正”,不可正政;以孔庄“正”之“匡正”、“正当”的意义区别,论庄子对现世政治反政治性的理解;以“政者正也”为参照,解读庄子“正者正也”的提法。

陈雪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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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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