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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不断三苏祠维修过程中的新发现

报纸

新发现的古井。清代瓦片。古荔枝树树根。古井、千年历史的荔枝树、同治年间小青瓦……三苏祠闭馆维修，至今已近3年，这期间有着许多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在给人们惊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刷新着人们对三苏祠的新认识，说不定沿着这些新发现，我们真能挖掘出三苏父子在三苏祠的一些趣事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些新发现吧！900年前荔枝树根竟是苏轼乡情信物“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枝待我归。荔枝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家。”众所周知苏东坡喜欢吃荔枝，为了让他在家乡也能吃到荔枝，他的好友在眉山栽种了荔枝树，相约待荔枝结果之时一同品尝。可是，苏东坡友人栽种的荔枝树在何处，至今是否安好？人们却无从知晓！在三苏祠闭馆维修过程中，一株已死亡的900多岁荔枝树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经专家考证，这株荔枝树就是苏东坡当年诗中所写的荔枝树，只不过现在只剩下“丫”状树干。“这棵荔枝树寄托了眉山人对苏东坡的思念之情，所以，即使它已经枯死，我们也要将它好好地保护起来。”3月30日，三苏祠基建部主任林小平轻轻地抚摸着硕大的“丫”状枯木墩，感慨地说道。据相关文献记载：苏东坡老友所栽种的荔枝树就在三苏祠里的古井旁，按理说来，荔枝树是亚热带果树，在眉山一带基本上不能存活，然而，这棵荔枝树仿佛听懂了眉山人的心声，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这片土地上足足生活了900多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棵老荔枝树再也支撑不住，渐渐地枯萎了，面临着死亡。为了拯救这棵荔枝树，三苏祠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林小平就是其中之一。“树木都是有生命的，老荔枝树是属于正常死亡。”林小平回忆，当时三苏祠请来了不少的专家来为荔枝树诊断，并想办法积极挽救了一年多，但到了第二年，荔枝树还是死了。出于对苏东坡的思念，也出于对老荔枝树本身的敬重，经过讨论，三苏祠的工作人员将老荔枝树的根挖起来，作为苏东坡遗物存放馆内，供游人参观。东坡读书处古井现真身说到三苏祠里的古井，大家或许并不陌生，它是苏家留下的唯一遗迹，距今一千年，游人到了三苏祠必不可少的就是和古井合影留念。令人惊喜的是，在此次三苏祠闭馆维修过程中，施工方在来凤轩正后方原来的平地上又发现了一口井口直径50厘米的古井。如今，该古井成为了古祠堂中一个新的景点。回忆起古井发现的过程，林小平清晰地记得去年的1月21日下午，他和工人一起，准备清理来凤轩（苏轼、苏辙两兄弟读书的地方）背后一片乱土，在这里栽一些树。正在清理时，工人发现，土下面埋了一口井，用一块1平方米的木板盖住，上面铺了泥土。莫非又是一口古井！激动不已的林小平连忙找来了测量工具，经过测量发现此井口直径50厘米，近似圆形，井缘宽约20厘米，部分井缘已残损，井深约7米，水深近4米。2015年3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工地开始发掘，4月15日全部发掘结束。后据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具的《三苏祠来凤轩遗址完工简报》介绍：井台与井栏由红砂石构成，井壁由青砖与石块共同构成……根据井的开口层位，结合井内出土遗物及井砖的形制，推测其年代为清代晚期。“初步判断是清代，但我观察后发现，和苏宅古井对比，两个井口大小几乎一致，所用的材质都是红砂石，造型基本一致，所以年代可能会更久远。”林小平说，“目前井内浅层发掘出的碎片都属明清时期，但再往深处，不排除有年代更久远的物品。”清代瓦片或修正三苏祠重建时间在三苏祠闭馆维修的过程中，维修人员还意外发现两片清代瓦片，这将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三苏祠的重建时间。说起这两片瓦的发现过程，三苏祠保护维修工程现场工作人员钟昆也是非常激动。2014年1月中旬，工人在维修三苏祠前厅时，意外发现几种瓦规格不同，在仔细清理过程中，发现一片瓦上刻有“大清同治十三年”字样。3月30日，记者在三苏祠采访时也看到了这两片瓦，只见两片瓦上分别用楷书竖行刻了“大清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向山良”字样。“据民国时期的《眉山县志》所载：三苏祠前厅的修建时间是清同治十年（1870），之后也一直沿用这个时间，但两片瓦片的发现，让人们对修建时间产生了新的疑问。”三苏祠博物馆保管陈列研究部主任徐丽认为，这两片瓦上刻有时间和工匠名字，非常真实可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若以实物为证，这个时间段应当是修建前厅的时间，那么就有可能三苏祠重建是从同治十年持续到了同治十三年，也有可能是同治十三年对前厅开始进行维修，又或者就是以往文献记载有误，需要进一步研究才有会有新的发现。

本报记者张玉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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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宋代社会自由度评估

期刊

宋代百姓和官员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以及皇帝,朝廷也鼓励各级官员直言极谏,演艺界更是胆大妄为,通常以讽刺官员为题材,在思想界则涌动着一股言论激进思潮。出版自由主要体现在,作为宋代一个新兴的行业,民间出版非常活跃,还出版发行以"小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实际上的新闻自由度相当大。除了"左道妖教"之外,政府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正当、正常的结社、集会自由有基本的保障。宋人也充分享受着迁徙自由。事实表明,在中国专制社会,宋政府制度开明,政策宽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各项正当的基本人权,社会自由度较大。

程民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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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随着女性文学的高涨,韩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对女性进行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朝鲜时期,对朝鲜时期之前,特别是三国时期的女性研究很少涉及。本论文以《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为主要材料,研究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的女性形象。《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是韩国最早的文献,也是记录韩国三国时期女性形象的最主要代表作品,但是它们在很多方面存有很大的不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不一样。关于两部作品里面所载的女性形象,目前还没有系统、整体的研究。针对这一点,论文从整体上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里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论文首先按《三国史记》里面的女性形象分为独立型和注重关系型;第三章先将《三国遗事》里面的女性形象分为神异女性和人类,然后按第二章的方法分类进行分析;第四章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上对《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里面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通过分析概括,找出两部作品女性形象的共性是除了描写慈母、贞女、孝女等主流女性形象之外,还描写了很多独立自主、有主见、有能力的主体性女性。不同点是《三国史记》强调故事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三国遗事》则注重神异性和非凡性;《三国史记》多塑造上层女性形象或树立儒家道德典范的女性形象,《三国遗事》则多塑造下层女性形象、笃信佛教的女性、神异的女性,人物形象丰富多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向平等。两部作品的共性和特性的形成原因主要从时代背景、作者的世界观和作品本身的特点来分析。

秦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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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史记》成语研究

学术论文

本文以《史记》为研究对象，旨在从专书成语研究的角度切入，通过勾稽《史记》中的成语并以这些成语为立足点，结合具体书证来考察其源流演变的规律。同时，将《史记》成语与古籍校勘、辞书编纂结合，挖掘《史记》成语的应用价值。　　对《史记》成语进行研究，首先对本文的成语定义进行界定，并对其出处、用例和数量进行统计，划定研究范围。其次，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归纳《史记》成语的演变类型，并以部分成语为例，描写这些成语从古至今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发展演变原因，探讨同类成语的演变规律。最后，本文将《史记》成语的理论研究与古籍整理、辞书编撰的实践相结合，分析《史记》成语在《史记》标点与校勘方面的作用，考察目前大型历史语文辞书在成语立目、书证溯源、释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史记》成语的应用价值。　　作为汉语史上上承先秦、下启汉魏六朝的重要语料，《史记》无疑是研究西汉乃至上古词汇最重要的语料之一，而其成语更是为数众多、影响及于当今。通过对《史记》成语定义的界定、数量的勾稽、来源的探寻、用例的考察、形式和意义发展的原因及规律的挖掘，不仅有助于专书成语的研究，而且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也有实际的价值。

金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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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布局谨严意脉清晰——读王安石《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

期刊

王安石的议论文,以文风之峻洁谨严著称于世。其实,他的碑志文亦不乏构思缜密、笔力劲健之佳作,《赠光禄少卿赵君墓志铭》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赵君即赵师旦,宋仁宗时为康州知州。

洪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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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文化短讯

报纸

9月22日晚，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诗歌大会暨“中国·罗江诗歌节”在四川省德阳市开幕。在开幕式上，由《星星》诗刊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评选结果揭晓，诗人段新强成为我市唯一入选者。段新强，栾川县庙子镇威池村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洛阳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主要作品有诗集《活在青山绿水间》《风吹草低》，评论集《词语的回声》等，曾获首届河南文学期刊奖、首届三苏诗歌奖、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新人奖、第六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第四届大地文学奖诗歌提名奖等。（记者余子愚）

余子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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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我思故我在”与“吾丧我”—笛卡尔与庄子的自我观比较

学术论文

本文旨在比较笛卡尔与庄子的自我观。基本思路是首先分别解读出“我思故我在”与“吾丧我”的命题含义,然后通过对命题含义的分析总结出笛卡尔与庄子的自我观,最后进行对比得出结论。第一章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进行了解析。笛卡尔指出思维的一切内容都是可以怀疑的,只有思维本身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因此“我思故我在”可以作为建立确定知识体系的“第一原理”。第二章总结出了笛卡尔自我观的三个主要特征：由于笛卡尔的“我”本质属性只是思想,因此笛卡尔的“我”首先是纯思维的“我”；笛卡尔把“我”的存在作为“第一原理”说明了“我”的存在不依赖于包括上帝的任何外物,因此笛卡尔的“我”是独立自主的“我”；笛卡尔把人的精神作为一种实体和物质形成了对立,也就意味着认识主体和客体形成了截然的对立,因此笛卡尔的“我”也是主客二分的“我”。第三章梳理、分析了历代名家对庄子“吾丧我”的注解,并从中提出了本文的观点：“吾丧我”之意即破除物我分别、消弭自我之概念以达到万物一体之境界。第四章总结出庄子的自我观的三个主要特征：庄子“吾丧我”意在破除物我之别,消除物我界限,因此庄子的“我”首先表现为万物一体的我；庄子“吾丧我”境界亦即“无待”、“无己”、“坐忘”等所描述的精神上毫无牵挂的自由境界,因此庄子的“我”又是自由无待的我；最后,庄子主张扬弃和超越自我的观念以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因此庄子的“我”是不可言说的“我”。第五章就笛卡尔和庄子的自我观展开了对比,得出了笛卡尔与庄子自我观的三个主要共同点与三个主要不同点。共同点即相同的怀疑论背景、相同的精神性存在、相同的自由精神；不同点即两种不同的在世结构、两种相反的思维方向、两种相反的描述方式。最后是归纳与总结。

傅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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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北宋苏轼巡边文安县足迹探寻

报纸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一生屡经坎坷。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22岁的苏轼进士及第，26岁步入仕途。出知定州修筑营房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8岁，这一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的主持者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宋廷政治情势急变，新党再执政权，元祐诸臣相继获罪。虽然苏轼曾为宋哲宗侍读五年，仍被17岁的哲宗帝视为旧党、后党，进而遭到冷落。于是，苏轼不得不再度请求外放。宋哲宗批准了苏轼的请求，却诏令他知定州。出知州郡，是苏轼的请求，但出知“重难边郡”定州，不是本愿。当出知定州诏命到达后，苏轼即刻奏请改知越州，然而宋哲宗没有答应。就在此时，妻子王润之去世，苏轼“临老遇此灾，怀抱可知。摧剥衰羸，殆不能支……”勉强北行。在肃杀的社会环境中，苏轼怀着与贤妻死别的悲凉心情，于元祐八年（1093年）十月二十三日到达宋代北部缘边定州治所。虽然政局对自己不利，家庭又遭变故，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没有因个人恩怨而懈怠，也没有因心情悲伤而消沉。毕竟，苏轼是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的官职出知定州，可以主管军、州大事。于是，苏轼在定州干了几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严惩恶吏，整饬军纪。定州为边防重地。苏轼帅定时，契丹的势力虽日益衰微，且正受到女真族的威胁，但边地并非太平无事。契丹入境劫掠事情经常发生，可是宋朝边备却很松弛，将骄卒惰，军纪涣散，军校贪污，克扣粮饷。面对边备的疲弱、混乱，苏轼积极采取措施，整顿军纪。首先，苏轼对贪赃枉法的惯犯严加惩处，他把盗窃官物获赃的贼人绳之以法，收入监狱，又严惩偷盗者、侵斫禁山者、饮酒聚赌者。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帅定第二年元祐九年（1094年）春天，举行了自庆历末韩琦帅定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阅兵典礼。二是修筑营房，改善兵士生活条件。苏轼到定州后，曾派出幕官“遍往诸营点检”，发现“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诸营军号，例皆暗敝。妻子冻馁，十有五六”。于是，他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向朝廷申请经费，修缮和新建所需营房计七千九百七十一间，并发足粮饷。三是赈灾度荒，救济百姓。元祐八年，河北诸路雨水为害，收成减半，定州一路更是遭受严重水灾，秋税依然繁重，百姓苦不堪言。苏轼估计到第二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便向朝廷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解决百姓买粮、吃粮问题。四是乞增修弓箭社，加强边备，保境安民。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按规定给辽国输送大量银两绢匹，同时在处理与辽国的边境关系上，一方面大量压缩军队，一方面处处忍让，小心翼翼，不敢惹出事端。辽国却失信于宋，军队常常越过边境，偷盗抢劫，宋朝沿边百姓深受其害。到定州后，苏轼很快发现，澶渊之盟以来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使得宋朝沿边诸郡在军事上放松了对辽国的警惕，并且，这一带军队的武艺和军事装备远远落后于陕西、河东。沿边禁军（朝廷正规军）虽然经过整顿，但由于缺乏训练，将士多胆小力弱，实际战斗力不强，宋朝边境驻军成了摆设。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一定很难应对。苏轼认为，要恢复禁军的战斗力需要时间，为了加强边防，又不让辽国产生戒备，在加强军政管理的同时，可以恢复原有的沿边民间武装——“弓箭社”。弓箭社，是澶渊之盟后边界成立的一种地方保卫组织，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产生。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中写道：“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但是，在宋神宗时期，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而苏轼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苏轼奏议加强这种地方民间武装组织，从而弥补禁军之不足。苏轼认为，弓箭社这一地方武装不仅可以抵抗北方辽朝的进攻和侵扰，还能够用来抓贼捕盗，维护地方治安。可惜，苏轼的奏议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巡边文安巩固边防虽然苏轼有时思想保守，但他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保守派，而是一位稳健的革新者。主政地方时，他总是在忠君爱民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稳妥的办法兴利除弊。苏轼所处的宋代时期，文安县属河北东路管辖，而苏轼所知的定州，属于河北西路管辖。按照管辖范围，苏轼不需要到文安县巡视边防，由于他发现当时宋代整个北部极边的军事防御问题太多，所以主动到冀中边城、边寨进行实地查勘，并提出防范措施。他巡查的目的是为了筹备弓箭社，加强边防力量。苏轼来文安巡边的史实信息，包含在他在定州时所写的《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与孙知损运使书》《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贴》）《与刘仲冯六首》等奏议、书信里。下面把有关内容逐一引述：“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逢，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元祐八年十一月，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极边弓箭社条约，已详具利害，于今月十一日入递去讫。臣自到任以来，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访问事宜，虽虚实难明，然前后参验，亦可见其略……及又据北平军中据勾当事人李坚等体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余人，马二十匹，见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乞食，窃虑来南界别作过犯。虽未见的实，然去岁之冬霸州文安县被北贼杀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详，及真定府北寨于去年八月、今年二月两次被北贼群众打劫……若边臣坐观，不先事设备，则边民无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数年乃见效。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与孙知损运使书》）“戎主病逊之事……初报十二月三日已殂，秘而未发，近乃知其未也……轼体问得一事，胡雏若得志，必有崄薄贪利之臣出而为之谋，虽未敢逾盟称兵，必须时遣三二十人钞劫边民，若得利而归，我不能制，其来必频，人数渐多，其利愈博……此必然之势也。近霸州文安县贼是矣。必已知其详。捕盗官吏但防护他出境而已。轼谓此一事最近最切，当深留意。官军近骄惰，带甲行十余里便喘汗，见贼一二十人解走者，即是精兵，此等决不可恃也。惟有缘边人户，自相团结，为弓箭社。此人饮食长技与虏同，守护亲戚坟墓，人人自为战，虏独畏此耳。”（《与友人一首》）“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营。频渎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邻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与刘仲冯六首》）上述文章主要记录苏轼在宋代北部极边定州路、真定府、霸州文安县等地，深入军营、边地、村寨进行查访，从而提出增修“弓箭社”措施的过程。通过文中的“访问”“参验”“体问”“临近诸路”等词语，我们可以断定苏轼经常带领将士到各处探访、查验边防情况。在上面引述的几篇奏议、书信中，苏轼先后四次提及“文安县”，可见他对当时霸州文安县边防情况十分关注。特别是在《与孙知损运使书》中，开篇就说：“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基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推断：苏轼曾亲自到文安县北部边寨地区巡边，时间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前后。具体日期、地点和行程还需进一步考证。此外，上述与苏轼巡边文安县有关的《与友人一首》（也称《病逊帖》），其墨迹现保存在宋拓《西楼苏帖》中，这是苏轼留存至今写有“文安县”的书法精品。苏轼知定州刚刚半年时间，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朝廷降旨，苏轼落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罢定州任，降充左承议郎，远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从此一路南行，直至又贬至今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最终，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在常州病逝。定州，成为苏轼政治生涯中一任主政地，而苏轼的文安巡边之行，是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北端留下的历史足迹。

刘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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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森槐南词的苏辛气派

期刊

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学,为人类的进步奉献了自己的珍藏,对亚洲特别是对东北亚产生过尤为深钜的影响。这种影响,接受国日本的学者比之为"阳光"。日本填词之学,就是直接吸取这"阳光"而诞生的新兴文学样式。明治时期是日本词学的黄金时期。森槐南是这一时期"首屈一指"的词人。他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卓然特立地追摹苏轼、辛弃疾而进行新人耳目的创作:拓展题材,以词悯农;冲决体式,以词代柬;新变手法,以词畅怀。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崇尚苏轼、辛弃疾:独表心志以接武东坡;比拟苏辛如天孙织锦;标举作品为推称范例。这些别开生面之举,不仅在日本填词史上具有重大功绩,而且在中日文学关系史上也是值得重视的一页。可惜至今对其研究者为数寥寥。

陆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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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苏轼晚年心灵世界探微——兼谈苏轼对汉传观音文化的贡献

期刊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两千多年来,在我国最广大地区广泛流传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核心之一是菩萨信仰,常提到的有文殊、观音、普贤、地藏四大菩萨,其中观音菩萨信仰流传最为广泛。观音信仰是所有菩萨信仰中汉化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乃至所有外来文化中国化的代表。[1]63观音汉化进程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接受和改造的过程,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进程.

袁桂娥[1];刘继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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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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