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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之歌 身世之感——《念奴娇·赤壁怀古》探析
期刊
苏轼生活的仁宗至徽宗时代是北宋危机不断加深的时期,政治改革和诗文革新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理想高远才华横溢但仕途坎坷的苏轼注定成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他用豪放词风向婉约派提出了挑战,为词坛注入了一股“雄风”。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构成了苏词的浪漫主义基调。苏词内容丰富、题材广阔,凡吊古伤今、述志咏怀、感口义时政、描绘山川景色以至谈说哲理等,都可以入词,从而扩大了词的领域。
陈家富[1];秦建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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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山还是那座山
期刊
一直以来,我对流行歌曲有种说不清的感觉:有莫名其妙的词、也有直呼心声的词;有憋屈的曲,也有悦耳的曲。那首“篱笆墙的影子”便是我喜欢听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星星”与“那颗星星”有什么关系?“爹是爹啊娘是娘”是什么意思?三十年前因形势所需,在钢笔书法热潮的发源地杭州创办了我国唯一的《中国钢笔书法》杂志;三十年后,同样在“印学话西泠”的杭州再生了我国唯一的《中国篆刻》杂志。
姚建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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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近十年宋诗研究综述
期刊
宋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不同于唐诗的独特风貌。在我国诗歌史上,只有宋诗才能和诗歌创作的高峰唐诗并提,宋诗对后代诗歌史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产生了众多诗人和大量诗篇,流派之多,也为前代所少有,是一宗丰富的文化遗产。
刘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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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庄子时空观探析
学术论文
庄子以中国文化中特有的整体性体悟式直觉思维,探求与解读时间和空间问题,表现出对时空问题的独特思考与深邃洞见。 本文从超验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角度,挖掘庄子哲学思想中对时空问题的思考并定位庄子时空观。《易经》以辩证思维来谈时空,而老子以“道”为本源来谈时空,这都是其时空观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思想来源。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道”体思想,从超验性的整体思维角度来阐释时空,表现为“梦蝶与蝶梦”式的时间观和“鲲鹏逍遥游”式的空间观。这种时空观是主体通过直觉性的体悟,超越常俗的时空思维,与万物相融为一而内化于人的精神上的主体时空境界。 表现为主体性、超越性、直觉性三个特点,表达出庄子追求“天人合一”而自由“逍遥游”的理想境界这一主导思想。庄子的辩证思维在时空观方面的成就包含朴素的自然时空思想和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统一的辩证思想,在现代仍不乏启示意义。同时代的惠施与庄子思想相互辩驳、借鉴,本文通过庄子与惠施时空观的比较,来确立庄子时空观的地位并阐述其影响及启示意义。 庄子关于时间与空间问题的思考,以一种区别于常俗的思维方式来解读时空,既抽象又具体地从另一个思维向度来展示其主体精神的时空境界。时间和空间问题是哲学界和科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庄子,其对时间、空间问题的思考探索散见于《齐物论》、《大宗师》、《庚桑楚》等文中。人们对庄子时空观念的挖掘和研究还不是很充分,许多内含于、以萌芽形式存在于庄子哲学思想中的时空观还是被忽略、遗忘甚至扭曲。因此,重新审视和解读庄子的时空观,成为正确理解庄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超验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角度来解读庄子的时空观,在探求庄子时空观的思想渊源的基础上,以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整体思维和直觉智慧来定位庄子时空观。并把庄子时空观与同时代的惠施之时空观进行比较,使其有一个立体全面的展现。围绕这一主题,论文主要分四个部分进行了探讨。 第一部分,追溯庄子时空观的思想渊源,阐述《易经》及老子的时空观念。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其一定的渊源和基础。《易经》相传成书于西周初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思想因素,深刻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理性思维智慧。《易经》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交易、相互转化的。这种联系不仅是现象之间,其内部也是紧密相关的,整体的观点中寓含了时空合一的宇宙生成观点。认为万事万物各自处于一定的空间位置上,按照该空间中事物相互运动所表现出的时间节律周期,和谐一致、周而复始的运动。《易经》的辩证思维对《老子》哲学思思想影响大,庄子的时空观念受其辩证宇宙论的启发亦匪浅。 庄子作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其时空观的形成和确立都受到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思想的影响。老子认为,“道”作为宇宙根源,不拘限于时空范围之内,是自然而然、无限循环的存在,“道无始终”。同时“道”作为万物的创造者,虽然自身是无始无终无限循环,但它是宇宙万物的时间起点与终点。“道体无限,万物有限”。通过“化生”、“归返”可以实现对道所表现的天地物我在时间空间上存在的转化与回归。老子的时空观是从“道”这一本体来体现的,表现在时空的无限性,和“物之转化”方面,是庄子哲学中时空观思想的重要来源。 第二部分,从超验思维的角度论述庄子时空观念。 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道”的思想。两者的“道”有众多相似点但也有不同之处。在“道不可言说”、“道”的实在性、至上性和规律性等方面都是一致的。不同表现在,首先是“释道”方式的“道之无”与“道为一”的不同。在老子那里,“道”玄不可测,是“无”。在庄子那里,认为“道”是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其次是“循道”的不同:老子之“道”遵循的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然法则,“自然”就是“道”,“道”就是“自然”。庄子的道论追求精神上“无所待”的逍遥游境界,即是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与升华。表现为无所依傍的“逍遥游”。最后是“体道”的不同: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体道方法是“损之又损”;庄子追求无所依傍的心灵逍遥境界,所以主张“心斋”、“坐忘”方式从时间、空间上去超越,以达到一种“万物齐一”的境界。 庄子从超验性的整体思维角度对其时空进行分析,以新的视角来解读时空。其“梦蝶与蝶梦”式的时间观和“鲲鹏逍遥游”式的空间观,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独特思维方式,进入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庄周化蝶”与“蝶化庄周”,隐喻了庄子“万物一化”的思想。“梦为蝴蝶”使主体自我获得“物化”的体验,因而使人感悟到主体自我“物化”的意义。精神是从个体的角度来展开它的主体时空维度。“蝶梦为周”这一哲学思索更是体现出庄子超越时空界限的主客二体交融并实现思维角色的互换。作为主体的人在这样的“物化”时空转换中与万物浑然成为一体,思想的升华也在这种时空的超越中得以实现。这就是庄子“梦蝶与蝶梦”式的时间观,一种以自我主体思维的精神超越性的时间认识维度。它代表的是一种指向心灵的内向式的时间追求方向,源于并超越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而趋向于精神的观念世界。这种思维向度改变了人们普遍的对时间的思维方向,把人们对时间的外部式的感觉方式改变成了超越日常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和把握时间的内向式的体验方式。超验时间观带有鲜明的中国式的主体性、直觉性、超越性思维特点。 与时间观一样,庄子的超验空间观念也同样具有主体性、直觉性、超越性的特点。“以道观之”来体悟万物的思维向度,是主体性的空间思维方法,其目的则在于使人破除偏执,扩大视野,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他认为万物没有“彼”与“此”之分,这种对事物存在及其空间的相对性的理解必然需要对万事万物予以超越的思维来达到。庄子试图用直觉思辩的思维方式,在对对象的“玄览”中,领悟和体认其变化的原因和规律,这些都是融感性与理性、直觉与思辩于一体的诗意思维的产物。庄子的空间概念,作为直觉思维的对象,融入了人的主体精神,体现出其哲学更高层次的超验性特点。庄周在这个无限的空间中,以直觉的思维来实现“物化”,进入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第三部分,从辩证思维的角度阐述庄子时空观念。 庄子时空观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而且其直觉性的辩证思维在时空观方面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智慧结晶。庄子哲学中表现出来的辩证宇宙论思想,离不开他的“道”这个核心。认为“道”就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天下万物没有不浮沉变化的,阴阳四时的运行,各有自己的顺序。宇宙自然规律和“道”都似乎不存在却存在,不见形迹却有神妙的作用,万物受养而不自知。时空除了有自然规律性外,还是运行不止的变化的。认为时空的久暂与大小,统统可以“齐”而为“一”。也就是说时间与空间在他看来是没有差别的。从宇宙生成的自然观到时空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都是为了阐述“道”这一思想而生发的。时空的无限性特征只有存在于有限的现实物质世界,在合于“道”的主观世界里超验的时空观才具有真正的无限性。在主观与客观的不同世界里把有限与无限辩证地统一起来,这是庄子辩证宇宙论的又一表现。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时空观和有限与无限相统一的辩证宇宙论在庄子时空观里是其思想智慧的精彩体现,在现代仍不乏启示意义。 第四部分,通过与惠施时空观的比较论述庄子时空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同时代的惠施是庄子的好友,两人思想相互激辩相互借鉴,《庄子》一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他的言论。对比庄子的时空观,惠施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想观念有不少是与庄子相似,但也有过犹不及之处。惠施有关空间无限延展、时空长短大小的相对性等方面与庄子观点相同。然而惠施却把这种相对性抹杀了绝对性。从哲学角度列举了与庄子同时及后来的思想家有关时空问题的思考,都可以在庄子时空观里找到渊源。可见其影响之大。而在众多涉及时空意识的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发现庄子时空观念的影子。 总之,庄子哲学思想中包含了对时空问题的独特思考与深刻见解,为人们看待宇宙世界提供了一种迥异的思维向度。他的时间与空间观念以其深刻的精神超验意识和偏于神秘的辩证思维,围绕着“道”这一核心,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极其高远的生命境界。生命的时空存在来源于“道”,“道”是时空存在的根源。生命价值的实现是要循着“道”追求精神的“无待逍遥”。这是庄子对生命的深度关切的智慧体现,也是我们所急需构建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指南。
余年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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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论苏轼文学的豪放风格
期刊
豪放风格的作品内容(风)上须具有无限制的对象和气节冲天的自由情感及思想,体制(格)上须发挥无所不能的表现技法,描写生动而真实。以此为尺度,苏轼文学无论从“风”的侧面还是从“格”的侧面,都符合豪放的标准,故苏轼文学是豪放风格的文学。
洪瑀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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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浙江图书馆藏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稿本考述
期刊
浙江图书馆藏朱祖谋选《宋词三百首》为初编稿本。稿本选录词人86家,词作312首。该书圈点、删改之处甚多,从中可窥探其成书过程。稿本墨批共有27条,为朱祖谋所作,交代所选词作的版本依据,从中可知,朱氏在编选词集时旁摭众家,择善而从;另有况周颐所作朱批20条,可以作为其词学批评文献的辑补。批注亦可探究朱况二人的选词观念与词学宗旨。
项鸿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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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一代文豪苏轼的从容旷达
报纸
□本报记者王春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一代大文豪苏轼留下的诸多诗词名句,千百年来不知让多少人感怀不已。如今,这位宋代大文豪的长眠之地郏县三苏园历经风雨沧桑,已成为一处独具魅力的旅游胜地,每年吸引无数游人前往拜谒观光。他是一个乐天派几遭贬谪仍笑对人生三苏园位于郏县茨芭乡苏坟村东南的小峨眉山东麓,背靠嵩山余脉中顶莲花山,距郏县县城23公里。这里安葬着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兄弟二人的遗骨和其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的衣冠。10月18日,晚秋阳光下的三苏园游人稀疏,时有鸟鸣啁啾,更添几分静谧肃穆之意。偌大园区由三苏纪念馆、三苏祠、广庆寺、东坡碑林、苏轼中年布衣像、三苏陵园等组成。徜徉其间,伴随着园区讲解员的讲解,苏轼一生中乐天知命、人生旷达的形象如在眼前。“苏轼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葬于郏县的,距今已经900多年了。”同行的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郏县苏轼研究会副会长刘继增说,如今郏县作为苏轼长眠之地,和其出生地四川眉山、成名地河南开封及宦游地、贬谪地密州、杭州、黄州、惠州、儋州等,成为18个主要纪念地之一。苏轼一生在诗词文赋及书画方面俱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尤其诗词创作影响深远,其词冲破了“诗庄词媚”的藩篱,开豪放派先河。在刘继增看来,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官宦生涯中曾遭遇了三次贬谪,相继被贬黄州、惠州,最远被贬至荒凉的儋州,但“任何困境逆境他都能从容面对、旷达处世,可以说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乐天派”。三苏园三苏纪念馆里,展示着与苏轼有关的众多文史资料、图片、实物等,在看到苏轼词作《定风波》时,刘继增认为这首词最能体现苏轼从容旷达的人生处世哲学思想。“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等词句,能感受到苏轼抗击风雨、战胜苦难的随缘自适和乐观洒脱。为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而建的东坡碑林,汇集了国内190多位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书写其著名诗文136篇,其中最具创意的是“大江东去碑园”。在这个园子里,100位书法家以风格迥异的书体书写的东坡先生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形成了百家高歌大江东去的宏伟场面,洋洋大观,气势磅礴。碑廊四周的石碑上,启功、沈鹏、刘炳森、欧阳中石等书法大家的作品尽在其中。与平顶山渊源深写出相关诗作百余首苏轼65年的人生经历中,受家庭影响,年少即饱读诗书,20岁考中进士,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任职,曾任礼部尚书等要职。尽管遭遇过三次贬谪,大半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但他的生活方式却很风雅,即使失意之时也能坚持创作,过出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而他所生活的时代,也是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黄庭坚、米芾、秦观等诸多名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宾。他每到一地,以文会友,饮酒作诗。杭州西湖泛舟,他写下了千古绝唱“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贬谪黄州,他游历赤壁,写出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即使酩酊大醉,夜里醒来他仍会坚持读书,“披展至倦而寝”。有学者统计,他一生作诗流传于后世的有2700多首,史籍留存诗词共有474首。刘继增任《苏东坡与平顶山》一书执行主编,他说,苏轼与平顶山渊源颇深,经考证,早在宋仁宗时期的1056年,苏轼和父亲、弟弟一起,过郏县、襄城县赴京赶考,次年,兄弟两人均金榜题名。三年后又再次离川赴京,途经叶县、郏县等地。苏轼一生五次到过平顶山,鹰城大地几乎处处留有他的足迹,他也深爱着这方热土:在叶县,他了解到汉代叶县县令王乔升仙一事时,就写过相关诗作,有“王乔古仙子,时出观人寰”等诗句。和父亲一起凭吊昆阳之战古战场时,他写下《昆阳城赋》,其父写有《昆阳城》一诗。在郏县,他前往张良故里;在宝丰,到龙兴寺观吴画殿;在汝州登砚山赏武则天书法。1084年正月至1085年六月,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时长一年半时间里,共创作出138首诗词、112篇文章,其中脍炙人口的《题西林壁》和收入中学课本的《石钟山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处青山可埋骨”世人景仰大文豪1102年,宋徽宗即位,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他从儋州北归至常州。这年8月24日,一代大文豪苏轼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病逝于常州。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道:“即死,葬我嵩山下。”究竟将苏轼葬于嵩山何处,苏辙文章中记载:“盘桓卜吉,默相其风土”,最后把墓地选定在小峨眉山下的箕形山坳里。1103年闰六月,苏轼的三个儿子扶柩迁葬于郏县钧台乡上瑞里,今郏县苏坟村。苏轼与弟弟苏辙一生患难与共,手足情深。1112年苏辙卒,其子将其葬于此地。200余年后的1350年,郏县县尹杨允置苏洵衣冠冢于此。对于苏轼兄弟葬郏,刘继增说,早在苏洵携子赴京赶考时就曾写过诗篇,内有“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今君南去已足老,行看嵩少当吾庐”的意愿。苏轼也有诗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如今的三苏陵园翠柏掩映,门两边一副楹联:一门三学士如天如日如月,四海五大家无左无右无前,昭示了后人对三苏的极高评价。三苏陵园内三座坟冢由东北向西南一字排开,东北为苏轼墓,中间为苏洵衣冠冢,西南为苏辙墓。陵园内遍植柏树,参天蔽日,树干均向西南方倾斜,传说是三苏品德感动草木,草木皆随其心意所向,遥望其家乡四川眉山,数百年来被人们称为“思乡柏”。苏轼去世900余年来,深为历代人士所景仰。他所生活的时代,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奇时代,宋人“风雅处处是平常”的生活方式和极简美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称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林语堂在所著的《苏东坡传》中写道:“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东坡的全貌。”法国《世界报》曾经评选过1001-2000年间12位世界“千年英雄”,亚洲唯一入选的人物就是苏东坡,“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一代大文豪埋骨郏县,也为我市和郏县增添了文化上的厚重。多年来,三苏园及苏轼墓数次修葺,已成为我市外八景之首和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我市多次举办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等活动,苏轼长眠之地引得国内外人士广泛关注,影响深远。正如林语堂为苏轼写过的传记中所述:“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王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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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北宋开封府司法权研究
学术论文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成就较高的朝代。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是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开封府是都城开封的管理者。北宋开封府地位特殊,具有地方和中央双重属性,且与皇权紧密联系。北宋开封府的司法活动是宋代司法活动的缩影,以北宋开封府司法权为研究对象是考量宋代司法活动和各项司法制度的最好切入点。开封府尹、开封牧、判开封府事、权知开封府、权发遣开封府是开封府行政长官在不同情况的不同称谓。只有亲王尹京才称开封府尹,其他则为判开封府事、权知开封府或权发遣开封府,民间多统称为开封府尹。开封府地位尊崇,被称为“天府”,能任职开封府者普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德才兼备。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社会不断壮大,随着坊市制的瓦解,厢坊制应运而生,厢的设置使开封城形成了开封府、都厢、厢、坊四级管理机构。开封府界提点司的设置使开封分为“在京”和“府界”,开封府管理开封城和近郊,开封府界提点司管理开封诸县镇,城乡分治管理模式取代原有城乡共管管理模式。宋代开封的管理模式是近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雏形。都厢、厢、府界都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这些机构的设置减轻了开封府刑狱诉讼压力,使司法资源得以更加优化的配置。第一章解读“戏说”和史实的北宋开封府。北宋开封府作为宋朝都城的管理者,誉为“府中之冠”。有史可查的一百七十位知府中不乏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吕夷简、程琳、蔡京等历史名人。开封府是步入中央决策机构的重要阶梯,在北宋近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熙宁变法还是靖康之难,开封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民间对北宋开封府的认知却主要来自包拯断案的戏剧和公案小说,由于对开封知府包拯的神化,故而在民间形成了北宋开封府是一个上可审皇亲国戚,下可斩地痞无赖,惩恶扬善,无所不能的司法机构的印象。对北宋开封府的误读也源于此。第二章介绍北宋开封府的历史沿革和机构组成。对从建隆元年(960)到宣和七年(1125)的二百零二任开封府长官共计一百七十人进行逐个分析,勾勒出了开封府行政长官的群体特征。真宗朝设开封府界提点司,揭开了宋代司法制度改革的序幕,奠定了司法管辖的新格局:地方有监司,京城有纠察在京刑狱司;各州府司法管辖城乡分治。第三章介绍北宋开封府的侦查缉捕和刑讯。以开封府为统领,下辖的左右军巡使、赤畿县县尉、厢界所由、巡检形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缉捕网络,左右军巡使、县尉、厢吏负责城市和县镇的盗贼缉捕,巡检负责乡村和远郊的盗贼缉捕。宋代的刑讯较文明,刑讯制度严密精细,对刑讯的主体、刑讯的对象、刑讯的条件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司法审判中,证据的运用也有重大突破,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有所动摇,有些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没有口供一样可以定罪判刑。宋代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契约制度发达,各类契约成为民事纠纷的重要证据。第四章介绍北宋开封府的司法审判和刑罚。北宋开封府司法审判权有限,笞、杖罪可直接判决,徒以上罪则须上报闻奏。北宋初年开封府擅断,死刑案件也不闻奏,直到真宗朝,开封府司法权的行使才得以规范。究其原因,封建家天下所致,宋初多是亲王尹京,开封府的政治职能大于司法职能,司法权的行使也就不太规范。宋代司法审判中贯穿了几项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是宋代司法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内因,具体来说有: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勘制度、录问制度、长官躬亲制度等。这些司法制度的实施一方面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带来了司法的文明和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宋代刑狱淹延的重要原因。宋代的刑罚制度基本沿用唐代,但也有显著变化,就是创设了折杖法。宋代的刑罚制度以折杖法为基础,不断吸收前代刑罚的合理内容,逐步发展完善。关于折杖法的性质,当前理论界观点不一,本文认为折杖法是代用刑的说法较为可取。宋代的刑罚有本刑和执行刑两个体系,本刑经折杖法比折的杖数即是执行刑。传统笞、杖、徒、流、大辟五刑为主刑,配隶、编管、移乡等为附加刑。开封府录囚较为频繁,且多是皇帝亲为之。录囚内容多为赦宥,也有平反冤狱和疏决刑狱。开封府狱政的一大特点就是狱空奏报频繁。开封府所辖监狱有军巡院狱、司录司狱、厢狱、县狱,其中,开封府狱空专指开封府左右军巡院狱和司录司狱。所谓狱空,并非监狱空无一人,而是羁押的案件都处理完毕。奏报狱空赏赐较为丰厚,以致谎报狱空事件时有发生。北宋开封府政绩卓著美名流传,原因有三:一是任职开封府者普遍德才兼备,二是开封府行事果断高效、宽严相济,三是对开封府监管严格。更多还原
陈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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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韵式与偶句韵成因探索
会议论文
<正>众所周知,《诗经》的韵式繁复,后世所具有的韵式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有句句韵、抱韵、交韵、偶句韵、随韵、遥韵、阴韵等形式。其中偶句韵用得最多。据笔者粗略统计,偶句韵占 47.2%,句句韵占52.8%(含交韵9.2%、抱韵约0.5%)。若减去交韵、抱韵,句句韵比率下降为43.5%,偶句韵比率最高。
廖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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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叶集》防人歌和《诗经》战争诗的比较研究
学术论文
《诗经》和《万叶集》作为中国和日本文学史上最早的两部诗歌集,在两国文学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是两国诗歌文学的发端。《万叶集》第二十卷和第十四卷中所收录的[防人歌J,是指防人及其家人所作的和歌。[防人歌]是以边境守卫的将士为背景,主要描写了防人对家人以及故乡的思念。同时,《诗经》中的“战争诗”也是以当时的边境战争和防御为背景,围绕战争和将士等所作的诗歌。两者在内容方面有着诸多类似点,同时也有不少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作者阶层的不同,同时还和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及历史背景,生活环境等差异密切相关。为了加深对[防人歌]和“战争诗”的理解,本稿采用了作品分析的方式,将《万叶集》中的[防人歌]118首和《诗经》中的“战争诗”22首汇总,根据内容来进行分类,首先选出[防人歌]中作者的社会属性得到明确或是能够推测的作品,再从“战争诗”中选取具有对应性的诗歌,通过对其进行具体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和背后所隐藏的原因,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从内容上看,[防人歌]的112首中,表达对家人思念的歌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与之相比,“战争诗”除了有这些相似主题外,表达爱国、忠诚等志向以及赞颂的诗歌也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战争诗从整体上看呈现出了阶段性的特征。从表现上来看,《诗经》中赋、比、兴修辞手法的运用广为人知,而《万叶集》的表现形式则可以分为寄物陈思、咏物歌、比喻歌等几种。这三种表现形式和《诗经》中的赋、比、兴修辞有着极为相似的部分,可以说对应存在。另一方面,和“战争诗”注重叙事,表现“写实性”不同的是,[防人歌]注重作者自身感情的表达,强调“写意性”。在[防人歌]中,因为作者大多是没有太多文化素养的防人,所以诗歌大多通过使用表现咏叹、感动等情感的终助词来结句,重在作者情感的直接表达。与之不同的是,“战争诗”的作者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在创作中突出了诗歌的韵律,重在思想的表达。最后,从审美意识来看,两类诗歌的主人公都是为了保卫祖国而到遥远边疆戍守的士兵,和家人分别的孤寂感是他们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描写自身体验时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直情”(直接的情感表达)的特点,但是在中日两国不同文化下孕育出的诗集,反映到审美观上,则出现了“战争诗”的雄浑气势和[防人歌]的“物哀”情愫以及两部诗歌集“公私”性质上的差异。本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六个章节。序章中对研究目的和方法做出说明;第一章对现行研究做出总结,明确其和本研究所具有的关联性;第二章介绍了两部诗集的背景,确定其做比较的可能性;第三章从主题、表现手法、文学上的美意识这三个点出发,对两部诗集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具体分析;第四章从创作背景和中日文化出发对不同点产生的原因做了探究;最后终章中总结了研究的结论和不足之处。
刘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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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了